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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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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腚,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腚,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        ※         ※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捍格,亦不致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象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崇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治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治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缔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        ※         ※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 
  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着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真教无可奈何! 

           ※        ※         ※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着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腚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官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        ※         ※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做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舰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而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构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纲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借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致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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