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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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蟪颊庖还夭豢伞Ｒ蚨�直奔东大寺，找到了庄亲王载勋，说有事面奏太后，请他带领。　
　　载勋亦不问他要面奏的是什么事？只说：“明儿不行吗？”　
　　“是！很急的事。”　
　　载勋不再多问，派人进去通报，不一会，李莲英从角门中出来，讶异地低声问道：“这时候还要请起吗？”　
　　“喏，是他！”载勋指着吴永说：“有很急的事，要面奏。”　
　　“既然一定要见，我就上去回。”　
　　去不多久，另有个太监来“叫起”，载勋带着吴永进了角门，遥遥望见慈禧太后捧着水烟袋，站在大雄宝殿正廊上等候。于是疾趋上面，载勋请个安说：“吴永有事面奏。”接着站起身来，回头说道：“你说！”　
　　吴永先行礼，后陈奏：“臣蒙恩派为前路粮台，应竭犬马之劳，不过臣是知县，品级太低，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在体制上诸多不便。就是发放官军粮饷，行文发布告，亦有许多为难之处。现在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各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催饷，用平行的公事，易于措词。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就可以专力伺候，不致耽误了紧要差使。”　
　　慈禧太后不即发话，吸着水烟沉吟了好一会才开口：“你这个主意很好！明天早晨就有旨意。”接着又说：“载勋，你先下去。”　
　　“是！”载勋跪了安，扬长而去。　
　　“吴永，”慈禧太后很亲切地说：“这一趟差使，真难为你，办得很好。你很忠心，过几天我有恩典。对于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没有什么脾气。差使如此为难，断断不至于有所挑剔。你尽管放心，不必着急。”　
　　这番温语慰谕，体贴苦衷，不同泛泛。吴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伕役，从无一个人说这一句见情的话，相形之下，越觉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冬冬”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几个响头。　
　　“你的厨子周福，手艺很不坏，刚才吃的拉面很好，炒肉丝亦很入味。我想带着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这亦是慈禧太后一种笼络的手段，吴永当然脸上飞金，大为得意。不过，有件事却不免令吴永觉得不是味道，周福赏了六品顶戴，在御膳房当差，而吴永这个知县，不过七品官儿。　
　　得兴一齐来！再有件事，不但使吴永大扫其兴，而且深为失悔，自己是做得太鲁莽了。　
　　这件鲁莽之事，就是保荐岑春煊督办粮台。首先岑春煊本人就“恩将仇报”，在东大寺山门口遇见吴永，他很生气地怨责：“多谢你的抬举。拿这么个破沙锅往我头上套！让我无缘无故受累。”　
　　说完，跨马而去，留下一个愕然不知所对的吴永在那里发愣。　
　　“渔川兄，上谕下来了，以后要请老兄多指教。”　
　　吴永转脸一看，是新交的一个朋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俞廉之的儿子，而俞廉之是刚毅的门生，以此渊源，所以本来在京当司官的俞启元，随扈出关以来，一直跟在刚毅左右。此刻听他的话，不知意何所指？吴永只有拱拱手，含����糊答道：“好说！好说！”　
　　“渔川兄！”俞启元递过一张纸来：“恐怕你还未看到上谕！”　
　　接来一看，上谕写的是：“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　
　　吴永恍然大悟。俞启元这个会办，必是刚毅所保，彼此成了同事，所以他才有“多指教”的话。便即答说：“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老兄多多指点。说实在的，我在仕途上的阅历很浅，只不过对人一片诚意而已。”　
　　“老兄的品格才具，佩服之至。不过，既然成了同事，而且这个差使很难办，彼此休戚有关，我很放肆，有一句话，率直奉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吴永心中一动，“承教，承教！”他紧接着问：“老兄的话，必是有感而发？”　
　　“是！”俞启元看一看左右，放低了声音说：“听说岑云阶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道你真的以为是你给他扣了一个破沙锅。非也！只是觉得他是藩司，你是县官，耻于为你所荐，更怕你自恃督办是你所保，心里先存了个轻视他的念头，不服调度，所以倒打一耙，来个下马威！”　
　　“原来如此！”吴永失声说道：“这不是遇见‘中山狼’了吗？”　
　　“反正遇事留心就是。”　
　　吴永失悔不已，怏怏上道。到了宣化府的鸡鸣驿，王文韶派人来请，一见了面，便沉下脸来，大声责备：“你保岑云阶当督办，事先也要跟我们商量、商量，居然就进宫面奏了！　
　　你是不是觉得军机是多余的？”　
　　吴永一听这话，大为惶恐，急忙分辩：“吴永错了！不过决不敢如此狂妄，连军机都不尊重。”　
　　“这也不去说它了。我只告诉你，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你自己受累，是你自己引鬼进门，以后有什么麻烦，你不要来找我，我决不过问！”　
　　王文韶为人圆滑平和，此刻竟这样子大发雷霆，足以想见对岑春煊的深恶痛绝。吴永转念到此，才真正体认到自己干了一件不但荒唐，而且窝囊的事，无端得罪了执政，而被保荐的岑春煊，犹复恶声相向，这不太冤了吗？　
　　不过，帘眷优隆，却是方兴未艾，一到宣化府就奉到上谕：“吴永着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七品县令一跃而为五品黄堂，总算可以稍酬连日的受气受累。　

　　　　　　　　　　　※　　　　　　　　※　　　　　　　　　※　

　　京里最先挺身出来斡旋大局的，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舒文，他是镶黄旗的汉军，在总理衙门的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是知交，所以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有接触。赫德告诉他说，各国公使都在找庆王，希望他出面谈和。　
　　庆王已经随两宫出奔了。口外的消息不通，不知如何找他，就找到了，庆王不奉上谕，又何敢擅自回京，与洋人议和？凡此都是一时不能破除的窒碍。　
　　不过，无论如何舒文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的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的住宅，已有日本兵自动前来站岗保护，因此，幸而未曾受辱被害的吏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裕德、侍郎那桐，都投奔在舒宅。最后又找到了卸任顺天府尹陈夔龙，一起商量，先打听到庆王因病留在怀来，随即公议，联衔具奏，请饬令庆王回京议和，许以便宜行事。　
　　“这样说法不妥。”陈夔龙指出：“各国公使指名以庆王为交涉对手，万一两宫不谅，庆王处于嫌疑之地，不便自行陈请。岂非误了大事？”　
　　然则如何措词呢？陈夔龙以为不如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王来京开议。大家都听从他的主意，而且推他主稿，同时多方找大臣联名会衔，结果是由东阁大学士昆冈领衔，依次为刑部尚书崇礼、裕德、敬信、宗室博善及阿克丹、那桐，殿后的是唯一的汉大臣陈夔龙。　
　　奏折备妥，由吏部郎中朴寿专程赴怀来投递。由于陈夔龙与庆王关系密切，所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并建议处置办法，请庆王派专差将原折赍送行在，守候批复。　
　　此时两宫已经到了大同，正要启銮驻跸太原，接到八大臣会衔的奏折，慈禧太后大感欣慰，召见军机，即时作了三个决定：第一、派庆王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第二、廷寄总税务司赫德，内附发李鸿章即日到京议和的上谕一道，命赫德商请洋人兵轮，专送上海；第三、荣禄已有奏折，退驻保定，再图恢复，改派昆冈，至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吩咐，给庆王的上谕，派载澜专送怀来。　
　　等廷寄办妥，慈禧太后将载澜找了来，有话交代：“你跟奕劻说，要他吃这一趟辛苦，也是没法子的事！他两个女孩子跟在我身边很好，他不必惦念，京里现在还很乱，你把载振接了来，也省得他不放心！”　
　　“是！”载澜答说：“奴才一定把载振接了来。”　
　　载振是庆王的长子。慈禧太后此举，表面是体恤庆王，其实是防着他会出卖她，所以把载振带在身边，作为人质。　
　　庆王当然懂得其中的作用，冷笑一声说道：“哼！这位老太太，还跟我耍这种手腕！何苦？”　
　　“话不是这么说，庆叔！”载澜的神色，极其郑重：“洋人如果有什么要惩凶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松口！”　
　　“你放心好了！我到京里，只管维持市面，议和的事，等李少荃到京再谈。”　
　　因此，庆王一进京，会同留京八大臣，在北城广化寺见面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谈和等全权李大臣来，目前先谈安定人心。”　
　　“是！”说得一口极好的中国话的赫德答说：“凡是能够为百姓效劳的，鹭宾一定极力去办。”鹭宾是赫德自取的别号。　
　　“筱石，”庆王转脸对陈夔龙说：“你把商量好的几件事说一说。”　
　　事先议定，向联军提出的要求，一共两条：开放各城门，以便四乡粮食蔬菜，照常进城；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更不得奸淫掳掠。赫德一口答应，不过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北京城内，有各国军队驻扎，治安无虞，可是近畿各州县，听说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各国对这种情形，啧有烦言。这件事，希望中国地方官能够切实负责，否则外国派兵清剿，玉石俱焚，我亦帮不上忙了。”　
　　“我知道了！”庆王很负责地说：“我通知顺天府各属，一律设防自卫。”　
　　接着谈了些劫后见闻感慨，赫德告辞而去。庆王随即叮嘱陈夔龙，将这天会议的情形，专折驰报行在。　
　　“有件事，我想可以加个附片。”昆冈说道：“徐荫轩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附奏请恤！”　
　　“办不到！”庆王勃然变色，拍着桌子，象吵架似地答复昆冈：“徐桐可惜死得太晚了！他要早死几天，何至有徐小云论斩之事？”　
　　接着，庆王将当时如何会同荣禄，约请徐桐与崇绮想救徐用仪，如何崇绮已经同意，而徐桐峻拒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徐小云一条命，实在是送在此人手里的，倘使小云不死，今天跟洋人交涉，岂不是多一把好手？”庆王再一次拍桌表示决心：“徐桐死了活该，我不能代他出奏请恤！”　
　　昆冈没有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虽觉难堪，无可申辩，好在经过这次大劫，衣冠扫地，脸皮也变得厚了，一笑自解，揖别各散。　

　　　　　　　　　　　※　　　　　　　　※　　　　　　　　　※　

　　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腚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