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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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得行邸，布置得十分讲究，亲王照例得用金黄色，所以桌围椅帔一律用金黄缎子，彩绣五福捧寿的花样，益觉富丽堂皇，华贵非凡。庆王心里在想，难为他如此费心，大概虽不及两宫，总赛得过李莲英。　
　　这时，袁世凯已换了衣服，全套总督的服饰，率领属下参见，行了两跪六叩的大礼，方始有一番照例的寒暄。　
　　“世凯本想亲自进京去接的，只为消息来得晚了。”　
　　这话就说错了。两宫入境，总督扈跸，何能擅自进京去接亲王？不过，袁世凯的神情异常恳切，所以庆王不以为他在撒谎，只是任封疆不久，不懂这些礼节而已。　
　　于是，他说：“这样，已经深感盛情了，那里还敢劳驾？”　
　　他又问：“两宫什么时候到的？”　
　　“下午两点钟。”袁世凯答说：“皇太后曾提起王爷，说是本不忍再累王爷跋涉一趟，不过京里的情形，非问问王爷不可。”　
　　“皇太后无非担心洋人，怕他们有无礼的要求，其实是杞忧。”　
　　“有王爷在京主持一切，当然可以放心。不过，听皇太后的口气，似乎对宫里很关心。”　
　　“喔！”庆王很注意地，“说些什么？”　
　　因为有其他官员在座，袁世凯有所顾忌，答非所问地说：　
　　“王爷一定累了！请先更衣休息，世凯马上过来伺候。”　
　　“好！好！”庆王会意，“咱们回头再谈。”　
　　等袁世凯告退，时将入暮，随即有一桌燕菜席送到行邸。庆王吩咐侍卫，请荣禄、王文韶、袁世凯一起来坐席，但随即又改了主意，只请了袁世凯一个人。　
　　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庆王要问的是慈禧太后缘何关心宫禁？于是袁世凯将得自传说的一件新闻，悄悄说了给庆王听。　
　　据说，慈禧太后从开封启驾之后，经常夜卧不安，有几次梦魇惊醒，彻夜不能合眼。起先，宫中对此事颇为忌讳，没人敢提一个字，这几天才渐渐有人泄露，说是慈禧太后常常梦见珍妃。　
　　梦见珍妃而致惊魇，当然是因为梦中的珍妃，形象可怖之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禁城日近，记忆日深，所以慈禧太后才会梦见珍妃，而一梦再梦，无非咎歉甚深，内心极其不安之故。庆王在想，消除不安，唯有补过，拳祸中被难的大臣，已尽皆昭雪，开复原官，然则何尝不可特予珍妃恤典？安慰死者，不正就是生者的自慰之道吗？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如果太后问起，我自有话回奏。　
　　慰庭，你还听说了什么没有？”　
　　“还有，听说太后当初只带了瑾妃，没有带别的妃嫔，不无歉然。这趟回宫，很怕有人说闲话。王爷似乎也该有几句上慰慈衷的话。”袁世凯紧接着说：“宫闱之事，本不该外臣妄议，而况又是在王爷面前。只是爱戴心切，所以顾不得忌讳了！”　
　　“慰庭，你不必分辩，你的厚爱，我很明白。提到只带瑾妃…　。”　
　　庆王奕劻说到这里，突然顿住。他本想告诉袁世凯，慈禧太后带瑾妃随行，并非有爱于瑾妃，相反地，是存着猜忌之意，才必须置之于肘腋之下。就如他的两个女儿，慈禧太后带在身边，是当人质，若以为格外眷顾，岂非大错特错？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就眼前来说，帘眷复隆，则又何苦再提令人不怡的往事。这就是他话到口边，复又咽住的缘故。　
　　见此光景，袁世凯自然不会再多说。他要说的话还多，此刻先提一件很要紧的事，“王爷，”他说，“从恭王下世，亲贵中全靠王爷在老太后面前说得动话，无形中不知道让国家、百姓受多少益处。此番回銮，督办政务，有许多新政开办，王爷忙上加忙，世凯可有些替王爷发愁呢！”　
　　前面那段话很中听，最后一句却使庆王不解。“喔，”他率直地问：“慰庭，你替我愁些什么？”　
　　“事多人多应酬多。不说别的，只说太后、皇上三天两头有赏赐，这笔开销颁赏太监的花费就不小。”　
　　这一说，说中了庆王的痛痒之处，不由得大大地喝了口酒，放下杯子，很起劲地说：“这话你不提，我也不便说。既然你明白我的难处，我就索性跟你多谈一点苦衷。我管这几年总署，可真是把老本儿都贴完了！外头都说总理衙门如何如何阔，这话不错，不过阔的不是我，是李少荃、张樵野，不是他们人都过去了，我还揭他们的旧帐，实在是有些情形，为局外人所想象不到。总理衙门的好处，不外乎借洋债、买军火器械之类有回扣，可是有李少荃、张樵野挡在前面，你想有好处还轮得到我吗？”　
　　以亲王之尊，说出这样的话来，若是正人君子，必然腹诽目笑，而袁世凯却是欣喜安慰。因为这不但表示庆王已拿他当“自己人”，所以言无顾忌，而且庆王的贪婪之性，自暴无遗，只略施手段，怕不把他降服得俯首帖耳，唯命是听。　
　　可是在表面上，他却是微皱着眉，替庆王抑郁委屈的神情，“怪不得从前恭王不能不提门包充府中之用！”他说：“不过，恭王的法子，实在不能算高明，局外人不说恭王无奈，只说他剥削下人。如今王爷的处境与恭王当年很相象，等世凯来替王爷好好筹划出一条路子来。”　
　　“那可是承情不尽了。”　
　　话虽如此，袁世凯却不接下文，这是有意让庆王在心里把这件事多绕几遍，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体认到，这件事对他是如何重要？　
　　果然，庆王每想一遍，心便热一次，恨不得开口动问，他打算怎么样替自己筹划？袁世凯看看是时候了，始将筹思早熟的办法说了出来。　
　　“北洋的经费，比起李文忠公手里，自然天差地远，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腾挪的余地。如今北洋的局面，好比式微的世家，诚不免外强中干，不过江南有句俗语‘穷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不说别样，只说北洋公所，在京里，在天津，空着的房子就不知道多少，倘能加意整顿，不能奏销的额外用度，就有着落了！”袁世凯略停一下，用平静但很清晰的声音说：“以后，王爷府里的用度，从上房到厨房都归北洋开支好了。”　
　　“什么？”庆王问一句：“慰庭你再说一遍。”　
　　“以后，王爷府上的一切用度，不管上房的开销还是下人的工食，都归北洋开支，按月送到府上。”　
　　有这样的事？那不就象自己在当北洋大臣吗？事情太意外，庆王一时竟不知何以为答了。　
　　“王爷如果赏脸，事情就这样定局。”　
　　“是、是！多谢，多谢！不、不！”庆王有些语无伦次地，“这也不是说得一声多谢就可以了事的！总之，慰庭，有我就有你！”　
　　当然，如果他想享受这一份“包圆儿”的供给，就非支持他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可，这是再也浅近不过的道理，庆王自然明白。袁世凯为了表示他说话算话，即时便有行动，一面起身道谢，一面取出一个早备好了的红封袋，封面上公然无忌地写着“足纹一万两”，双手捧了过去，口中说道：“请王爷留着赏人！”　
　　凡是对亲贵献金，都说“备赏”，已成惯例，不过脱手万金的大手笔，实在罕见。庆王将红封袋接在手中，踌躇了一会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亦不必多说什么了！”　

　　　　　　　　　　　※　　　　　　　　※　　　　　　　　　※　

　　第二天，慈禧太后两次召见庆王。第一次有皇帝在座，有些话不便问，第二次“独对”，殿外只有李莲英在伺候，不妨细谈宫中的情形。其实，慈禧太后所知道的情形已经不少了。宫中虽有文宗的两位老妃，而论位号之尊，有穆宗的敦宜荣庆皇贵妃，亦就是同治立后时，慈禧太后所属意的刑部侍郎凤秀之女，但“当家”的却是瑜贵妃。　
　　瑜贵妃亦是穆宗的妃子。同治十一年大婚，先选后妃，次封两嫔，瑜贵妃即是其中之一。自穆宗因“天花”崩逝，慈禧太后所恨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所宠的是初封慧妃的敦宜皇贵妃，而所重的却是今已晋位贵妃的瑜嫔。因为她知书识礼，极懂规矩，而且赋性淡泊，与人无争。谁知德性之外，才具过人。当两宫仓皇出奔，宫中人心惶惶，不知多少人日夕以泪洗面，幸亏瑜贵妃镇静，挺身而出，指挥太监，分区守护宫门，又抚慰各处宫眷，力求安静。以后联军进京，大内归日军管辖，一切交涉，都由瑜贵妃主持，内务府大臣承命而行，处理得井井有条。宫中不致遭到兵灾，而且居然能保持皇室的尊严，瑜贵妃的功劳，实在不小。　
　　因此，慈禧太后不但对她更为看重，而且也存着畏惮之意，召见庆王，首先便问到她的意向态度。　
　　“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洋人进了城，宫里都不知道。头天晚上召见军机，只剩下王文韶、赵舒翘两个，要车没有车，要人没有人，赤手空拳，怎么能带大家走？可是，说起来总是我做当家人的，丢下大家不管。其实，我们娘儿俩吃的那种苦，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倒还不如她们在宫里还好些。”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我想，别人不明白，瑜贵妃总应该体谅得到吧？”　
　　“是！”庆王答说：“瑜贵妃召见过奴才两次，每次都是隔着门说话，奴才这次来接驾之前，还特为请见瑜贵妃，请示可有什么话让奴才带来？瑜贵妃吩咐：‘你只面奏老佛爷，寝殿后院子，我特别派人看守，一点都没有动！’”　
　　这话旁人不解，慈禧太后却能深喻，而且颇为欣慰。原来在长春宫与乐寿堂的后院，慈禧太后埋着几百万的现银，瑜贵妃说这话，即表示这批银子毫未短少。　
　　由此可见，瑜贵妃是一片心向着太后，这更值得嘉许。慈禧太后心想，回宫以后，自然没有人敢当面发怨言，可是私下窃议，亦最好能够抑止。这还得靠瑜贵妃去疏导。　
　　“你回去告诉瑜贵妃，就说我说的，一起二十多年，到这一回，我才知道她竟是大贤大德的人，以前真正是埋没了她。宫里多亏得她，我是知道的，盼她仍旧照从前一样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　
　　最后这句话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庆王心领神会，随即答说：“是，奴才一定照实传懿旨，盼瑜贵妃照旧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别生是非。”　
　　“正是这话。”慈禧太后停了一下，以一种不经意闲聊的语气问道：“这一年多，有人提到景仁宫那主儿不？”　
　　庆王一时不解所谓，细想一想才明白，珍妃生前住东六宫的景仁宫，便即答道：“奴才没有听说。”　
　　“总有人提过吧？”　
　　“奴才想不起来了。”　
　　“你倒再想想！”慈禧太后加强语气说：“一定有人提过。”　
　　这样凄戾的宫闱之事，当然会有人谈论，只是不便上奏，因为所有的议论，都认为慈禧太后这件事做得太狠，而且也不必要，即使珍妃随扈，她难道就能劝得皇帝敢于反抗太后，收回大权？　
　　不过慈禧太后这样逼着问，如果咬定不曾听人谈过此事，不免显得不诚，甚至更起疑心，以为有什么悖逆不道，万万不能上闻的谬论在。因此庆王不能不想法子搪塞了。　
　　于是，他故意偏着头想，想起读过的几首词，可以用来塞责。　
　　“奴才实在不知道有谁提过这件事，只仿佛记得有人做过几首词，说是指着这件事。不过，奴才也没有见过这些词。”　
　　居然形诸文字，慈禧太后更为关切，“是那些人做的词？　
　　她问，“说些什么？”　
　　“做诗做词的，反正总是那些翰林。”庆王答说：“词里说些什么，奴才没有读过原文，不敢胡说。”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你把那些词找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说？”　
　　“是！奴才马上去找。不过…　。”　
　　“一定要找到！”慈禧太后不容他说完，便即打断：“越快越好。”　
　　于是退出行宫，庆王立刻派人去访求，有个军机章京鲍心增抄了一首词、十二首诗来。词是当代名家朱孝臧的一首《落叶》，调寄《声声慢》，注明作于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只是十天以前的事。庆王在亲贵中算是喝过墨水的，但词章一道，很少涉猎，所以得找一本词谱来，按谱寻句，方能读断：　
　　“鸣螀颓砌，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　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读是读断了句，却以典故太多，到底有何寄托？不甚了了。不过除却“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这两句刺眼以外，别无悖逆忌讳之句，不妨进呈。接下来再看诗。　
　　诗是十二首七律，题目叫做“庚子落叶词”，下注“重伯”二字。这个名字，庆王是知道的，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号叫重伯，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　
　　七律而在一个题目之下做到十二首之多，自然非多搬典故不足以充篇幅，可是有些典故的字面，看得庆王直皱眉，提笔加点，作为记号，第二首的“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第三首的“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第四首的“朱雀乌衣巷战场，白龙鱼服出边墙”；第五首的“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第七首的“景阳楼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第十首的“鸾舆纵返填桥鹊，咫尺黄姑隔画屏”；第十一首的“三泉纵涸悲宁塞，五胜空成恨未灰”。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糜。”这也就等于明白宣示，象修颐和园这种大工，再也不会兴办了。　
　　第二道亦是懿旨，在抚慰洋人，语气极其友好，说“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受各国公使觐见后，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内廷，极特款洽，予甚嘉之。现拟另期于宁寿宫接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着外务部即行择定日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　
　　第三道是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京，当天由皇帝恭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次日在太庙、大高殿告祭。至于圆丘、社稷坛等处择日祭告。　
　　第四道上谕，是奉懿旨宣布慈禧太后明年春天谒陵。回銮的皇差还未办了，马上又需浩繁的供应，似乎说不过去。因此这道上谕，很费了瞿鸿矶一番心血：“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易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克循旧物，理宜虔伸祀事，肃展微忱，除太庙、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理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佑，而达明禋，着于来岁之春，敬谨诹吉，予率皇帝祗谒东陵，所有由京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并均着加意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及从行人员外，其余均毋庸随扈。我朝谒陵大典而外，如行围、阅伍，以及巡幸各行省、临视河工海塘诸役，列圣皆乘时顺动，常著勤劳，与古昔帝王巡狩省方，观民敷教之意，正相吻合，况现值时局艰难，尤宜不惮辛勤，躬览万方，用知庶务；嗣后亟应恪遵家法，勤举时巡，惟须轻舆减从，不致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若如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亿亦复浩大，其应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遵即会同悉心核议，具御请旨遵行。”　
　　紧接着第五道，是根据左都御史吕海寰的奏请，以各项捐输太重而颁发的恤民恩旨：“去岁以来，畿辅蹂躏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灾，小民困苦流离，朝廷时深悯念，前已明降谕旨，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兹据该左都御史所奏各节，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如何筹捐之法，明白晓示，严禁绅董吏役蒙混中饱，借端需索，务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总之于筹款之中，必以恤民为主，不准稍涉苛刻，扰累闾阎，以副朕视民如伤之至意。”　
　　第六道亦是由于吕海寰所奏，为了筹措赔款，新增的两项捐税，就屋、就地而征的房捐、亩捐，过于繁苛，降旨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筹捐办法，明白晓示，并严禁蒙混、中饱、勒索。　
　　第七道上谕最耐人寻味：“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礼部迅即咨行内务府镶红旗满洲浙江巡抚查明申复。”　
　　自从联军入京，指斥朝贵的舆论，已不能再加压制，所以七月间冤死菜市口的五大臣，被称“五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合称为“浙江三忠”。昭雪五忠，早在上年十二月间，即有明诏，但亦仅止于开复原官而已。　
　　原官既已开复，则大臣身死，照例应有恤典，可是上谕很难措词，当初是“明正典刑”，此时便不得谓之为“慷慨捐躯”。但如无恩恤，士论不平，迫不得已只好出以这种暗示将加恩五大臣的子孙，以慰忠魂的方式。　
　　就这样打点得面面俱到，慈禧太后方于十一月二十八进入回銮的最后一程。从保定到京城，坐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