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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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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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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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