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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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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洌А⒊绾竦幕埃哉拧⒘醵恕八酵车隆⒚茉贫毫簦晖娣睢钡睦碛桑偌又刈锩奈渚诹！�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骚。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骚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色地答道：“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口，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出张文祥供词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口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催丁日昌交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马制军被难之后出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道：“乔鹤侪的话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马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深深点头，用马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马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出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户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世凯，字慰庭。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马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腿，貌虽不扬，脑筋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子，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慰庭！”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
“看了。怕是紧要公事，好专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来，正赶得上明天开审。”
“我要跟令尊好好谈一谈。奉委会审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孙衣言说，“此案不平的人极多，无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讲话也无从讲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特重，等于要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请你先把我的意思转达，今天晚上我在舍间专候，或是令尊见访，或是给我一个信，我再来。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诉家父。不过……，”袁世凯笑了笑又说，“我想放肆说一句，不晓得老伯容不容我说？”
“说！说！你常多妙悟，我要请教。”
“不敢当！”袁世凯从容答道，“我劝老伯不必重视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郑钦差不过拿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话把孙衣言说得愣在那里，作声不得。好半晌才用无穷感慨的声音说道：“我的见识竟不如你！不过……。”他把下面的那句话咽住了，原来是想说：钦差的用心，连个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当局者迷，总之，是太热心的缘故。”袁世凯老气横秋地说，“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
“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孙衣言很坚决地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辞，我要争！”
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袁世凯再聪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庆是了解的，当夜去回拜孙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争。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
“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
“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
“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舷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 ※ ※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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