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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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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是读人,读文化。
就拿“小乐惠一来说,原本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方言,本义系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之乐。日常饮食嘛,何况又是平民百姓的,当然不会是大吃大喝,无非虾油卤鸡、葱烤鲫鱼、蒿菜豆腐干、毛豆雪菜煸笋之类,甚或只不过茵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决不会是茅台或XO,故谓之曰“小”。然而小则小矣,其乐也无穷,其趣也盎然。更何况惠而不费,所以叫“小乐惠”。老作家汪曾棋写作“小乐胃”。江浙一带地方人说话,惠胃不分,而写作“小乐胃”,大约是因其主要表现于饮食方面吧?即便如此,我以为也不能叫“小乐胃”,而应该叫一小乐味”。因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饱”,而是“口之乐”,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时的那种自得其乐和有滋有味,怎么好叫做“小乐胃”
江浙一带早已有之的“小乐胃”或“小乐味”,到了上海人那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乐惠”。江浙人的“小乐味”,多半还是农业社会的田园之乐;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对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乐惠”。比方说,到“百乐门”去挥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摊点上将就着吃一碗阳春面打发一餐,当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简单,前者太“大”,而后者又并无多少“乐”可言。显然,所谓“小乐惠”,必须是“小”而“乐”者。一般地说,它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是“小弄弄”、“小来来”二是精致,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须属于物质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则必须是精心计算安排策划的结果,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得的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说,质量既高样式又多价钱还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买一只烧鸡大嚼一顿不算“小乐惠”,用同样多(甚至更少)的钱,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斩鸡,还吃了有荤有素好几盘菜外加一小杯可乐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乐惠”。在这里,第四条原则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虽然好,钱却花了许多,被“斩了一记”,当了“冤大头”,心里“气煞”,哪里乐得起来?
第四条原则最重要,还因为它是上海人的“小乐惠”不同于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乐惠”的紧要之处。杭州有民谚云:“工人叔叔,螺蛳吮吮(音“缩”);农民伯伯,鸡脚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乐惠”。吮螺蛳,掰鸡脚,是很费时间的,然而乐趣也就正在这里 就那么一点东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细细地品,品到精细处,就不难砸出鲜味来。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过客,难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闲。螺蛳吮吮,鸡脚掰掰,便正是对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这悠然自得中,什么尘世的喧嚣,世道的沧桑,便都忘得干干净净 正所谓“老酒天天醉,毛主席万万岁”,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还是叫“小乐味”好。杭州“小乐味”既然以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为旨归,就显然与上海“小乐惠”的精心策划算计安排大相异趣。
这就颇有些类似于北京人的“找乐子” 北京人的“找乐子”,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会鸟、票戏、下棋、摆弄花草,不在乎东西好坏,也不在乎胜败输赢,图的是那份随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这些事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致,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图五)在北京人看来,“乐子”到处都是,就看你会不会“找”。显然,这和杭州人那种“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风流”的人生态度是正相一致的。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毕竟都是乡土中国的田园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气平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
上海就不一样 上海不是“田园都市”,因此没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难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嘈杂的、五光十色而又贫富悬殊的现代化商业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为奢华享乐所诱惑而又为贫穷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们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为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这就使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也会逼得他们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来兮”。可以说,占上海人口半数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这种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业服务也乐意于为这种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发半两一张的粮票,小吃可以搭配着买,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这些做法就保证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们也能过上方便、实惠、舒适而又不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和他们的城市一样雅致。
当然,要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一精明”。事实上,每个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活得如鱼得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势利” 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一。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显然,北京人的“找乐子”也好,上海人的“小乐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乐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宽、手头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要之,它们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所不同者,在于北京人欣赏的是自己的“大气”,上海人欣赏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赏的是自己的“闲适”。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什么世面没见过?哪在乎生活的粗细,又哪儿不能找到乐子?上海人是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不算计也得算计,不精明也得精明。何况机会又比较均等,竞争又相对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练出来 至于杭州人嘛,没的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贴近自然,更会享受人生?又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慵散,更悠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甚至就连这三种活法背后透出的无奈,也不一样。说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宫王府见多了,又进不去,只好到坛墙根下去“找乐于”;上海的市民则是灯红酒绿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给自己来点“小乐惠”。至于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天堂”,日子却未必真那么好过,便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酒杯中当神仙”。无妨说,北京人的“找乐子”是苦中取乐,杭州人的“小乐味”是忙里偷闲,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实实在在地调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上海人更“务实”,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审美一;上海人更“现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传统”。
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也是城市与城市的差异。
因此,读城,就像读人一样。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得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将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认识一个城市也如此。我写(读城记》这本书1目的也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本书,像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来认识我所到过的这些城市。当然,也想和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成为朋友。
那么,让我们走进城市。
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多 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恶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 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一,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 能怀的又是什么旧 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图十四)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 “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 ”“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 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一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日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判,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挺”“傻矿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
①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 ”有没有用 全靠自觉 上海的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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