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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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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4。吴晗印象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课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教中国通史。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输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第三件事情。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大家也吃他这一套。可是当时吴晗辈分很低，还是个青年教师，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一种妄自为大的感觉。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检讨，总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按：清华大学现已为叶企孙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5。冯友兰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解放后，冯先生对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检讨，张君劢在海外看到之后大为生气，又把冯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即此可见，张君劢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距离就拉开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语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他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言之由衷还是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它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冯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诚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复信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曾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起初以为是台湾的说法，后来看到徐铸成先生的回忆录，说他在解放之初来清华大学曾见过冯先生，想不到后来冯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见“四大”之说大陆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诚与立场进步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荣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会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词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的贡献，给了一套完全驴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有如演出一场滑稽戏，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又完全对不上口径。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彼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教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写在抗战前夕，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成为标准的教科书，现在也不失为哲学史的经典著作之一。冯先生的理论逻辑非常清楚，要言不烦，没有罗嗦的话，这是他的优点。但他那部书也有很大的缺点，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现在看来就问题更多了。第一，冯先生总是先有一个理论的架子，然后用材料去填充他的架子，或者说，先有结论再倒着去研究，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冯先生对哲学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至于古人是不是就如他所写的那样，总有几分可疑。第三，他那本书虽然叫“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并没有跟历史挂钩。每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有它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冯先生写的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哲学”，并没有表现出“史”的作用来。第四，冯先生不懂佛学，佛学是全书最弱的一部分，始终没有讲清楚，只是用引文代替了理论的阐明。另外还有一点，近代部分写得太薄弱，好像草草了事。冯先生在《序》里边也说，“九·一八”以后形势很紧，来不及再详细写，就匆匆收尾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先秦的名家、道家以及宋代的朱子，但这两部分更多的却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发挥，未必就是古人的原意，古人也未必有那么明晰的体系，而后来冯先生新理学的体系主要来源正是这两家哲学。
冯先生很敏锐，后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给太平天国再翻案。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这点我们都是肯定的，可是他提出太平天国是反动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化了，太平天国是神权政治，搞迷信，那是古代的玩意儿，所以是反动的。这一点大家过去都知道，只是都不能谈。他那本书一共是八册，第七卷国内不能出，只在香港出了，不过现在国内大概可以出了吧。
6。金岳霖先生
金先生早年学的是政治学，博士论文是关于T。H。Green的政治思想，改行逻辑学已是中年以后了。我想一个人的思想到二十多岁就基本定型，当然你可以进步，但思维方式不会再有根本的改变。比如有人年轻时接受的是斗争哲学，可以终其一生斗争到老，而像我这样的人总觉得那是件伤神的事，不愿意去干。中年的金先生思想仍然很敏锐，察觉到了新的哲学路数，然后介绍到中国来，虽然他自己在这方面只写了一本《逻辑》，但他的贡献乃在于培养了从沈有鼎以下的一批青年学人，在中国哲学界开辟了数理逻辑的新路数，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有的。假如当年不是盲目学习苏联，而是独立自主、有选择地探讨当代科学前沿，很可能中国已经在这一崭新领域里达到世界的前沿了，因为它毕竟不像某些尖端科学那样需要非常昂贵的费用和悠久深厚的传统。
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大陆哲学，重点在人生哲学，包括对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价值等等。这一派在欧洲流行，可是在美国却不吃香，二战的时候，欧洲很多大陆哲学派的学者跑到美国去，结果名牌大学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学去，所以二战结束后他们又回到欧洲，才把这套东西再炒热起来。20世纪西方的另一派哲学是分析哲学，专门讲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数理逻辑，那时候也叫符号逻辑，SymbolicLogic，或者MathematicalLogic，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罗素说：哲学都讲伦理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根本不属于哲学，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人往往会走过了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
我们国内哲学也受到这两大派的影响，可能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少一点，原因何在？近代西方哲学，大多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学）进入，可是中国过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能从知识上打通。比如什么是经济学？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经济学就是讲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用阶级斗争完全就可以理解经济学了，一通百通。可是到美国去看，他们那些经济学教授上来就是写公式，一步步演算下去，等下了课满黑板都是公式，好像上了一堂高等数学。这算什么经济学？这不是数学吗？可是反过来说，他们看我们那也不是经济学，政治斗争能算经济学？
对于文化我们过去有太简单化的毛病，政治上定个标签，无产阶级的就宣传，资产阶级的就都不要了，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学习过苏联米丘林－李森科“无产阶级革命的生物遗传学说”，批判资产阶级孟德尔－莫尔根的“反动遗传学”，结果也没反对掉，李森科后来被揭发，说是个学术骗子。苏联还批判过数理逻辑，说它是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游戏，可是到了60年代，苏联的一些尖端学科上不去，因为计算机上不去，而数理逻辑正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如果金岳霖先生建立的逻辑哲学学派能得到顺利发展，很可能中国哲学界里就有一门领先于世界的学科了。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西南联大有几位外籍教授，我入学时，外文系的燕卜荪（Empson）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刚刚离去，但温德（Wint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温德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专业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学，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我上过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他时常和我们闲谈。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达到如此境界真是彻底，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如他有名的商籁（sons）BrightStar和WhenIhavefears。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1986年才去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OldChina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上他的个子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还有一件事情，抗战的时候沿海的人往内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后方用竹篾片盖起二层小楼，表面上抹一层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样，非常巧妙。温德把他看到的这些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好笑，可见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上有三十八个人，记得温德指着傅斯年的名字说：“AnotherGuoMinDang（又是一个国民党）。”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的一面，温德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门清。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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