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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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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代价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当年日本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它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对中国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几亿中国人都反对的，怎么能成功？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比如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写大字报动不动就“罗隆斯基如何如何”，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为什么人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一顶红帽？记得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真是入木三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后来是火箭专家了，他就从来都不跑。有一次人家生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个茶碗给砸了，有人问他：“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他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可是在这种场合，有的人是真不怕，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
日本飞机来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个小“品”字，九架排一个中“品”，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嗞嗞嗞嗞”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张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执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据他的观察日本是要南进，因为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他预言日本是要南进，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我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联大被炸过两次，1940年秋开学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觉得有趣。教师们为了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了，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周培源买了一匹马，他就骑着马来。
1941年秋天，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了，不算正式参战，所以是“志愿”的，也叫“飞虎队”。那天下午空气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许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缘故，看得清楚极了，就见一些飞机在天上来回盘旋，速度非常之快，声音也非常好听。我们虽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新型的飞机，非常先进。第二天又有警报，日本飞机又来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们也知道美国的志愿队来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排着大队伍，只是试探性地来了十架，而且也没能到达昆明上空。第二天我们看报纸才知道，那十架飞机全军覆没，都给打下来了。自从那天起，以后就再没警报了。后来征调联大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我听他们回来讲，那种飞机叫P40，是战斗机，头上还画一个鲨鱼。P40的每个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机枪，子弹交叉打过去，火力非常猛。经过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后，我们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势大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飞虎队”也不叫“志愿队”了，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属于正式编制。1942年春天，美国空军少将Doolittle（杜立德）率领B24中型轰炸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倒不是为了取得多少物质的效果，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就是说美国飞机现在也能打过来，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当时日本陆军跟海军也闹矛盾，陆军推委海军防御不力——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那么先进，不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日本，所以有一种判断认为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未能把美国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军则说美机是从陆地起飞的，一定是陆军有哪一个岛没守住，被美国占领了，建了飞机场飞过来。两方面争论不休，不久有一部电影叫《东京上空三十秒》，专门讲这段故事。
“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不来轰炸，昆明就相对安全了。当时美军的若干总部设在昆明，很快我们就发现满街都是美国兵，不过美国兵胡作非为的很少，关系处得还不错。政府先后调了很多联大的学生给美军做翻译官，挂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参军了，如果是四年级的同学，去了就算毕业，低年级的学生，学校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复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大概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参军去的。美国给军人的待遇远较中国为好，包括他们军队的服装、吃、用等等供给都是美国运来的。比如到美军做翻译官，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那时候我们谁有手表？如果所在部队就在昆明附近的话，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我在历史系有个熟同学董振球做了翻译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里吃一顿，有面包，还可以抹黄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觉好极了。第二，可以在那里洗个热水澡，而联大是没有洗澡设备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觉，睡前翻翻他拿来的Time、Life之类的杂志，第二天还可以托他买两件美军的衣服。当时美军的军服大量涌入市场，当然是没有徽章的，质量又好还便宜，所以昆明城里有好多人都穿美军的衣服。
我没有上过前线，所以真正怎么作战我不知道，听一些做翻译官的同学回来讲，美国兵作战的时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能吃苦耐劳。云南西部的高丽贡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人，穿越的时候都是风栖露宿，晚上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窝在吉普车里过夜。同学谭申禄中学和我就是同学，运动员，身体很好，而且是机械系的，到美军做了copilot（副驾驶）。空军死亡率非常之高，不过做飞行员也顶神气的，能飞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荣誉了。谭申禄专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大概也发点财——相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不能直接从缅甸上空飞，都得绕西藏沿着所谓驼峰那条路，挺危险的，据说1500多架飞机中约有半数失事，现在还有人在找遗骸。谭申禄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有一次他们坐的是运输机，毫无作战能力的，飞行途中，忽然发现前面有日本飞机，指挥官下令让他们立刻准备。按照规定，第一信号给出的时候应该把降落伞都穿好，第二个信号一出就得跳伞。后来果然给了第一个信号，大家马上穿降落伞，结果有一个人非常害怕，当时就晕倒了。幸好没有给第二个信号，不然他们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运输就靠从昆明飞加尔各答这一条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飞机，也没有各种武器，所有物资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须再有一条对外的交通线来支持，这也是美国参谋长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缅甸的主要原因。美国海船一直开到仰光，把物资卸下来，然后通过滇缅公路不断地运送到内地。1944－45年，我们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运输车队不断地往来，非常繁忙。有一个人叫梁敬錞，做过台湾近代史所的所长，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司令部，把中国的一些军队逐步换上美式的装备，可是史迪威把这些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在了中缅战场。史蒋之间在战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终于闹翻了，蒋要求罗斯福一定要换人，否则的话，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不打了，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美国。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德国把法国打败了，英国岌岌可危，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红军打败了德军，自此转入反攻；北非战场上，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地中海转入攻势；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所以叫Midway，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从此，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日本节节败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他得服从命令，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之后，盟军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Thewaris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Mais；C’estsifragile；unevie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
抗战胜利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外敌不存在了，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战末期（1944－45年），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反内战，尤其在昆明，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其他党派的、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也搞竞选。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还是打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了内战，后来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点新情况。文革时打倒刘少奇，做了副统帅的林彪号称早在旧政协时就说刘少奇：“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就一个字：打！”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共产党也骂国民党，都说对方是假和谈，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没有诚意，是国民党想打内战，结果让林彪这么一说岂不泄了底？我的导师侯外庐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史学大家，他说那时候共产党确是有诚意的，希望能够与国民党和谈成功，不要打内战，“如果现在要那么提的话（指林彪的话），反而不合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当时共产党是有诚意的，只不过没有谈成功。不过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张治中、邵力子这些重量级人物并不赞成继续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究竟哪些人愿意打，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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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运动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就像注册组的报告一样。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把每根头发都画得一丝不错不一定就是最好，可是漫画家三笔两笔就能把人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丰子恺是老一辈的漫画家，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马上小商人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虽然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比如我看到一些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好多是写歌咏队、演剧队的，可能这些人属于活跃分子，但也可能给人一种感受，以为歌咏或者演戏在当时的校园生活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未必是这样，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演戏，我就不演戏，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的感受就跟他们不完全一样。
另外，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年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1。“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爆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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