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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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橇交厥拢怯惺裁垂叵担俊被褂幸淮挝液退嘎凵峒何说幕疤猓宜担骸罢馐遣谎远鞯模比皇亲畛绺叩牡滦小！彼担骸拔裁匆桓鋈艘欢ㄒ吮鹑宋约耗兀俊庇谑俏颐潜缌撕芫茫埠芗ち遥墒鞘潞蠡叵耄涫邓档囊灿械览怼Ｎ颐且话愣际枪讨醇杭豢峡悸潜鹑擞欣恚墒峭鹾频挠诺憔驮谟诓幌仍谕纺岳镌ど杞崧郏蛘咚得挥谐杉峭ü伎肌⒈缏郏绻鹑四芩党龅览砝矗餐狻Ｎ揖醯谜馐且桓稣嬲恼苎Ъ业奶取Ｇ傲侥晁募蚁绯霭媪怂湍畈幔鑫姨獯剩倚戳巳缦录妇浠埃骸氨仙非笳胬�/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isvirtue（知识即美德）”，而F。Bacon（培根）则是“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王浩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我不敢说，没想到他居然敢这么说。”
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就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我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tropdecuriosité）。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它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Merck。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S。Eliot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多年以后，我去清华遇到当年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光，我问她：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后答案的。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Quine（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又被全部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BeyondAnalyticalPhilosophy（《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1948年哈佛毕业以后，王浩先到瑞士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4－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洛克讲座教授”。1958年，中国有个访英的学术访问团，包括作家谢冰心、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五六个人，在牛津的时候是王浩接待的。我听美籍学人余英时说，那次接待中王浩和许涤新吵了一架，本来王浩想回国搞计算机，自此变了主意。我向王浩问起此事，他说并没有吵架，只是有点不愉快。因为许涤新说：“听金先生说你念得很好，你回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个工作。”王浩少年才子，也有非常自负的一面，所以这句话让他很生气，后来他跟我说：“难道我还要等他赏我一碗饭吃？”当然，一个人成名之后容易争强好胜，这种心情可能我们资质平平的人不会在意，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国外也有吸引力，在那里更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又拖了两年。接着是文革，就回不来了。
王浩从牛津回到哈佛做教授，1967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主持逻辑研究中心。1972年中美建交，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访问团回国，团中包括清华学长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们刚从信阳干校回来，没过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告诉我他到北京了，住在北京饭店，这次行程安排得很紧，希望我跟他联系，见一面。以文革的厉害，哪能随便去见一个美国人？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工宣队。按理说，当时毛泽东希望打开美国的局面，凡是这种机会应该安排会见，可是工宣队一直不回答我，我也不能问，结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在这一点上，工宣队大概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关系有所缓和后，吴大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王浩到台湾讲学，他也去了，不过他对台湾没有好感，许多人骂他。后来我问王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台湾的学术不欣赏，说了些“台湾成名也容易”之类揭短的话，弄得台湾学术界对他大有意见。此后，王浩又几次回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文革末期，我们已不必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一天传呼说有电话，我赶忙跑去接，一听正是王浩。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来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离北京饭店远不远？”我说不远，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坐车只要三五分钟（当时路况还不拥挤，没有堵车现象）。他说：“好，你等着，我就来看你。”这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无法像过去那样事先请示领导，只好说：“你来吧，我等着你。”挂上电话，我马上又给历史所打电话，那时候这种事所里做不了主，得请示社科院。还好，院里同意了，闹了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还闹了一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可是她才二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谈话中，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8年第一次结婚，据说他的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我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夫人Han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这条路怎么样，他说：“Fromnothingto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的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
从德国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他说打电话比写信省事，可是我从来不给他打，因为我知道给美国打电话太贵，他就每隔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一年以后，他告我得了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正在进行化疗，口气也信心十足。忽然他连续两个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疑心他出了事，果然，不久便去世了。
王浩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不过国内对他介绍的不多。最近，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得文集，大约不久可以问世，但收入的只是他的专著，而他大量的文章，尤其是论鲁迅、论时事、论中国的生活与学术的文章都未能收入，令人遗憾。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5．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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