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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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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恼隆都悄盍鹾驼渚罚吹木褪悄且淮巍Ｄ谴稳肥悼沽耍懒思甘耍鞘撬廊俗疃嗟囊淮巍Ｔ俸罄次宜降难硕畲蟮木褪�1935年的“一二·九”。
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沦陷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到了山海关、马兰峪等长城关口一带，日本时断时续地对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但国民党政府一味委曲求全，并没有认真应战的准备。日本给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35年有个《何（应钦）梅（津美冶郎）协定》，国民党势力全部撤出北京、天津和整个河北省，把冀、察交给原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管理冀、察地区，作为日本侵华过程的一个缓冲。1935年12月9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或准汉奸，于是发生了“一二·九”游行，反对成立这个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多而且特别大，有一次连下了三天，胡同里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一二·九”那天早上七点多时街上人还不多，我在上学路上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听到后我料想一定出了大事，到学校才知道是“一二·九”游行。那次游行是在学校领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星期后再次爆发了“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有很多的中学生都参加了。我家住在西单商场附近，记得第二天早上一出家门，就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非常好看，可以想见，前一天的场面会是多么激烈。宋哲元的29军用大刀、警棍和枪托殴打学生，并用水龙头阻止游行队伍，可是没有真正开枪，所以没有学生死，但有人受伤。第二天，各大报都开了天窗，也就是说，撇掉原版，只剩下一页空白。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PeipingChronicle（《北平时事日报》）对学生游行进行了图文相配的报道，我们看不懂，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在台上指着图片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也心潮澎湃，还知道北师大的篮球国手张连奎被军警打断了胳膊等等，就像在听英雄故事一样。
“一二·九”实际上包括四次大游行，一次是1935年的12月9日，12月16日又一次，都是星期一，其中“一二·一六”规模最大，然后第二年的6月13日一次，再有就是1937年的春的抬棺游行，至少在北京是游行了这四次，再后到了1937年夏天就开战了。
1936年6月那次我参加了，当时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样子，跟同学一起去游行。队伍走到西单被军队截住，不准走，开枪，不是真正开枪，而是朝上放空枪。一时学生队伍大乱，军警趁乱打过来，用大刀、警棍殴打学生，队伍一下被冲散了，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的袭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拉着手钻进路旁的一个照相馆，怕被人看见，不敢站在门口，一直往里跑，躲到一间小黑屋子里，后来我们才发现那屋子是洗照片的。我们躲在里边，屏住呼吸，听到外面非常嘈杂，等到声嚣慢慢平息下来后才走出来。那些照相馆里的人正在描述外面打斗的情形，学生如何如何抢棍子跟军警对打之类，说得有声有色，忽然发现我们三个从里面走出来，都大为惊讶，原来里面还藏着三个人？！我们从照相馆出来以后不敢回家，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他母亲还给我们做炸酱面吃。下午又有同学来他家聚谈，大家都很兴奋，中国青年终于能够公开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而中国当局却还一味地“敦睦邦交”、“亲善睦邻”。晚上到家以后，碰到一个我的邻居，他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比我大两岁。他说那天他们也去了，后来也是被打散，轰到景山公园里关起来，到了中午，还给他们送馒头、咸菜。下午，北平市的市长来讲话，他是29军的参谋长，叫秦德纯，是宋哲元派去和南京联系的，兼任北平市市长，后来做了蒋介石国防部的副部长。市长并没有训斥学生反而抚慰了一番，大意是说还是同情你们的，对日本一定要抵抗，不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鲁莽误事。当时29军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不想采取与学生为敌的态度，广大官兵还是爱国的、抗日的，这一点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方与学生的对立情况有所不同了。
“一二·九”的最后一次游行是1937年春天，起因是河北省高中（即第十七中）高二学生郭清被抓起来后死在监狱里，学生抬着棺材去游行，也是被军警打散了，抓了一批学生关起来。我有一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次游行中也被抓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地下党。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按说，我的子弟上你的学校，你就应该负责他的安全，子弟被抓进去了，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所以那时候校长会出来保学生。包括教师也这样保护学生，“一二·九”的时候军警来抓人，学生往往躲到教师家里，如果教师事先知道风声，马上就通知学生，让他们赶快走。
不过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蔡元培辞职也是这个原因。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以后学校招集了一个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主持，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当然他心里也很紧张，真出了事，他作为校长也很烦，抓走学生麻烦，真要死了更麻烦。讲了一阵后就说：“现在，请蒋先生给你们讲话。”蒋梦麟校长站出来，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你们就到此为止，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蒋梦麟校长讲完了，梅贻琦校长又出来，说：“好，刚才蒋先生说的你们都听了，这就是最后的了，你们不能再闹了，否则出了事，我们学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次就没再闹下去，不过那只是后来几年更大规模民运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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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甲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女一中的，后来考上北大经济系，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后来在北大学化学，所以我的印象一直是，将来我上大学也得上北大或者清华，没有想到别的选择，而清华在某些方面似更优于北大。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负担，大概也称得上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主课三门，国文、英文、数学，那是真正吃分的，大家都非常重视，其余的属于辅课，一来大多没有课外作业，二来不算分数，所以都不太注重。而这三门主课里国文相对最轻，因为你国文无论好坏总有个七八十分，不会不及格，记得只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国文不及格，大家都觉得简直是奇怪，怎么能国文不及格？国文一般没有不及格的，当然成绩也不可能太好，不会给你一百分。在我的印象中自己只有一次国文得过一百分，那是在读中央大学附中的事了。本来南方学校是文言文更占优势，我们的国文老师陈行素先生又是个守旧派，不喜欢白话文，他说：“白话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自己去看。”陈先生为人很好，可是专门讲文言文，教庄子、史记，强调：“文言文你们不能不做，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都在这里面。”那时候两周交一篇作文，我知道他喜欢文言文，有一回就故意用文言写了一篇。其实我知道做得不行，可是他看了非常高兴，给了我满分，同学还说：“哪有作文给一百分的？”就是因为那次用的是文言。
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写的。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北京是五四运动发源地，白话在北京算是比较流行，我们小时候就已经不怎么学文言了，小学正式只学过一篇《桃花源记》，因为老师欣赏这篇，所以给我们讲这篇，还念过几首唐诗，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非常简单的。中学六年教育基本上是文言白话各占一半，不过那也要看老师。我们几班有位女同学最喜欢看巴金，我们那位国文老师看不起白话文，在课上就说：“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我都不看他的。”除了他，一般老师都是文言白话参半讲，文言基本上是《古文观止》之类的那些名文，比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个别的还讲点诗词。考大学的时候一般不要求用文言写作文，但进了大学以后各个学校就不同了。我进的是西南联大，新文化传统很强，不管什么专业一年级国文是必修，规定作文必须是白话，不能用文言，而且教的内容大部分也是白话，还包括有林徽因的和徐志摩的。可是在南方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汪辟疆，新生一入学，汪辟疆主任就写了一个告示，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时弊”是什么？就是白话文。就是说：本系要极力地矫正当时坏的风气，以古作为我们的准则。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小学先从最简单的“人手足刀尺”开始，然后是简单的白话文，这和我们上一代的人不同。我们上一代的人从小就读古书，四书五经念下来，对中国的经典非常熟。可是我们像《论语》、《孟子》都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看，大学以前只知道名字，没有真正读过。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递给我一本书，说：“今天背完了再出去玩。”拿来一看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只知道背不完不准出去，不过我印象中的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根底非常差，一方面受到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我想也和政治有关。国民党时期有一股复古风，在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比如戴传贤（戴季陶），就是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像北京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在南方我的家乡，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号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都是极力主张“尊孔读经”。这一点给我们那辈人一个反感，为什么这些人都主张“尊孔读经”？可见“尊孔读经”决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们的想法可以说是很幼稚、很天真的，不过你想这些官僚军阀能提出什么好东西？绝对不可能有好东西，好东西他们也提不出来。他们越要“尊孔读经”，我们就越不“尊孔读经”，所以我们这一辈人，传统国学的基础都很差，绝大多数都没有入门。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课程非常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也挺忙活，所以不可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某一项上。我现在想，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时代已经进步了，你还一上来就背“子曰”、“诗云”，这也行不通，时代需要的是你多方面的发展，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代，就得什么都学一点，不过这就使得我们国学的基础非常差，很多有关传统的知识都是听说书或者看戏得来的。
总地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数学学的是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应用题，初中就学初等代数、初等几何。我们的几何教材是北师大数学系傅种孙老师一系传承下来的，后来他做了师大副校长。记得《几何学》开宗明义就是对基本概念“点”的定义：“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使人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老师就反复讲，几何学里所有概念都是由“点”引申出来的，因此“点”本身便不能再加以定义，从论理学（逻辑）上说，《几何学》里对“点”的定义是最准确的了。英语的学习始于小学三年级，我们那位英文老师又极其严厉，每天默写十个生字，写不上来不准回家，错多了还要打手板。所以我每天只背七个生字，算是及格，可以免打。上了初中，我们用的一本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Franklin的PoorRichard’s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Irving的Ripvan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比如研究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
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们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你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借用文革的话讲，传统文化是溶化在你的血液里面、渗透在你的骨髓里边的，这是你天然的优势所在，所以一定要学好。你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
2。无故乱翻书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批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要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北京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大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而且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开阔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第一个接触的就只能是抄袭，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在当时，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这些东西，他知道一点马上就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就好像你不能嘲笑三岁小孩子一样。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的好多东西对我们那一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有一个同学关崇焜，家里是官僚贵族，父母两系都是尚书级的，入了民国以后，家当然也没落了，不过他们家的房子非常好，深宅大院一层套一层，而且藏书很多，我和关崇焜很要好，经常向他借书。他家里旧书特别多，二十四史一大套，我看不了，而且也不想看，他就推荐给我一套《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清人笔记，属于野史，记载的大都是清朝的真人真事，这就大大增长了我的历史知识，而且读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文言文，可是并不难懂，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除此以外，他还借给我许多新文学的书，比如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徐志摩的诗我很欣赏，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的白话诗比不了的。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某些学术性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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