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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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对着焉识离去的背影说，等一等。焉识才不“等一等”。大卫小跑跟上来，启示录一般地用英文说：“不站到革命一边来是会完蛋的。全中国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国民党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会少一点特务，多一点理性和法律。”焉识说。

三个月后，南京解放前夕，皮埃尔回来了。焉识请比利时大使馆去上海各个监狱查询，无论皮埃尔是否活着，总该弄清个去向。被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识写完一段文章从书房里出来，见皮埃尔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齐齐，人却不见了。婉喻告诉他，皮埃尔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作为纪念品送给同学。午饭之前皮埃尔回到家，却两手空空，焉识明白，他早上是打着买纪念品的幌子出去办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丰盛地等着皮埃尔的启程时刻到来。焉识为了侄子四体齐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国民党军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国民党军设计和建造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能立刻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的那种犹如体嗅般淡淡的无耻，在这年轻人身上不存在。焉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成熟，质朴，粗中有细，一身都是新鲜的活力。他说他了解焉识在重庆是怎样失去教职的，又怎样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了两年。等大学被接管后，一切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教师学生学校都会还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后的一个礼拜，米价和食品价格渐渐稳定。戴礼帽的鬼祟便衣们不见了，到处都是光明正大、操步过市的解放军。焉识回到学校，开始准备上课。他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朝南的房间，打开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气味。除了一切在变得好起来，似乎一切又都没有变。焉识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条甬道从校门口进来，他必须忙碌地两面点头回礼。陆教授身边的密斯张、密斯李现在变成了小赵、小孙，列宁装和工装裤代替了旗袍，不是“陆教授请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陆教授赏光来吃杯茶吧”。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它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共产主义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记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福伊（Foy），那个被基督教徒杀害的十五岁女孩。她拒绝偶像崇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后一点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后人把她作为圣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庙殿里，以膜拜来背叛为了人类最后的自由而牺牲的年轻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焉识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十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地，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到了这年暮春，警车全城尖叫的时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又来了，她笑嘻嘻对父亲说：“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肃清，再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晓得他们到底会做什么。”

直到她自己学校里两个老师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类奇思妙想。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而焉识后来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来的那种“国度”，一车皮一车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里。对于此，也不知丹珏会想些什么。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识上了警车。父亲回过头看了这个身材修长、一头卷发的少女一眼，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冒上来：小女儿连爱打球这一点跟父亲都那么相像。

第二十四节　王子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日，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点名后，宁可舍去早餐，也要跑进厕所最靠里的一个茅坑，指望这样可以有一点私密感，可以一心一意地酝酿便感。早餐时间半小时，假如他半小时之后还完不成作业，队伍就要出发到湖边干活去。出大墙的点名如果没有他，他会被带队干部误认为躲懒旷工。这样老几就开始悄悄地忍受便秘。有时他的努力已卓见成效，像石头一样硬的排泄物终于露了头，但听到出工点名的哨音，他只得站起身，在裤裆里垫上纸，尽量夹着两腿走进队伍，再跟着队伍走五里路到湖边。一路上他觉得自己的中下端很像两片面包夹着一节干硬的香肠。一年之后，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成了老几生活中的大事。那个“文革”中进来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发现了老几在暗中受苦，就主动悄悄帮忙。“黑手”说一切都是因为纤维食品和水分的缺乏，可以试着采一些野菜野草来吃。野菜野草吃下去，还是没有太大改进，“黑手”又推荐一种泻药。老几到犯人医生那里申请吃泻药，犯人医生说老几：“找死呢？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一泻还不泻死？！”“黑手”便自己去找犯人医生，坚决要求吃泻药，终于替老几把药拿来了。他为自己变成“挑动犯人斗医生的黑手”而骄傲。但吃了一天泻药就证明医生是对的。老几水泻了多次之后就躺下了。躺了两天，他的肠胃死了一样，随便他吃什么喝什么，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礼拜都没有任何动静。到第七天，他的肚子实在胀得要破了，捧着肚子来到犯人医生面前。医生给老几灌了肠，并告诉他，严重腹泻造成肠内脱水，接下来必然是严重便秘。矫枉过正，往往是过得太远。

这天老几在犯人体育馆重新油漆双杠、单杠。听到午饭哨音，希望又来了。午饭是一个小时，他至少有四十分钟可以蹲茅坑，接着早晨的努力把他的大事情进行到底。老几匆匆吃完午饭，抓了一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子擦干净碗，就直奔厕所。厕所里已蹲着一个人了，姓胡，是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清出来的“漏网反动教会头目”。他跟匆匆进来的老几打了个招呼，见老几选择的茅坑在最里面一格，便蹲着挪到了倒数第二格，老几的隔壁。“这样聊天方便。”他说。老几最怕此刻有谁跟他聊天；他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大肠尾端，才能完成他的大事情。姓胡的“头目”自视甚高，觉得犯人里基本没人能和他说得上话，都是低层次，只有老几是他那个层次上的人。因此在任何场合中碰上老几，他总要高谈阔论几句时事，或者电影（其实也没有几个电影可供他谈论）。他知道老几的背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等等，因此话题往往宏大抽象，不着边际。

老几蹲在那里，全身往下使劲，非常痛苦地吭哧出一两声赞同。他此刻只能赞同，否则还要费口舌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那就更要分散注意力。姓胡的“头目”终于结束了宏论，大概也是腿蹲麻了，离开了厕所。此刻犯人们都吃完了午饭，三三两两地进了厕所。老几心想，他现在对生活没有什么高标准，就是想要个清静的地方解手。

午饭后是政治学习，一般不会太认真地清点人数，老几可以晚一点参加学习；他决定这一回一定要蹲到底，蹲出成果。厕所终于又清净了，外面的鸟啼和里面苍蝇的嗡嗡都能听得见。“成果”快要出来了。老几一再集中精力。但“成果”出来一小半，却停止了，怎么挤压，它也不向前进展。老几发现厕所窗下有一节树枝，他蹲着挪下茅坑的台阶，又蹲着往那个窗口挪动。在大饥荒时代，树枝很不好找，它们是犯人们解手的重要工具。那时候大家吃油菜秸磨成的粉，从肚子里出来的都是块垒，要靠树枝往外掏。老几捡起那根树枝，又蹲着一步步挪上茅坑的台阶，跨蹲在坑上，大大地喘出一口气。邓指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恩惠；人总是在恩惠失去时意识到恩惠曾经的眷顾。

自从死了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大队书记，邓指又把老几叫到自己家里。他告诉老几，正因为他听说保卫科的河北保卫干事要报复老几，他才想办法把老几调到自己的分场来的。但是他肯定是要受到降级处分，离开这个分场的。假如河北干事的报复心还在，老几的危险又会回来。邓指给老几的忠告是：人家用一个人的气力改造，老几要用三个人的气力，争取不给寻求报复的人抓住任何把柄。

老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分散了，他马上要自己不去想邓指。

也许政治学习的读报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行到讨论阶段了。老几急得脊背上爬了一窝蚂蚁似的，刺挠难忍，但他还是让自己尽量不去理睬它，集中精力，把做了一大半的大事情完成。一个人的脚步声踏踏传来，一面叫喊：“老几！老几！……掉茅坑了？！”

老几只得应了一声。

“中队长问你，是想躲政治学习，还是又想逃跑啊？！”那人的吼叫从窗口传进来。

“我……我就是解、解、解手啊！”老几心想，中队长猜测什么也别往逃跑上猜。

“解手解了一小时？！”那人说。

老几心想，错了，是一个多小时。

“刚才大伙儿都看见你吃完午饭就跑进厕所了！中队长让你立刻回去！”

老几叫他先回去，自己立刻跟上。他还不想徒劳一场，那种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的感觉实在不是人受的。那人说是中队长派他来捉拿他老几的，不带着老几回去他自己也要挨罚。老几两眼昏黑地慢慢站起。一个多小时集中的精力，耗费的体力，统统白费：还是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

其实中队长叫老几回去是让他替中队写一版壁报的。每隔两礼拜就要换一次新壁报，这也是邓指建立的分场传统。一般的壁报由犯人自己写，或者各个大组指定犯人写。内容无非是读了“毛选”哪一段，认识到自己多么混蛋不是人。老几是分场壁报的主编、编辑、校对员加印刷工――一篇篇文章最后都是由他用毛笔统一抄写到纸上。一旦重要的参观团来参观，所有稿子几乎要让老几重新写。学习了这么多年的报纸词汇，老几脑子里有一本报纸词典，什么时代讴歌什么，憎恨什么，批判什么，他都不会弄错。一个重要参观团要来了，壁报要彻底更新，犯人们写的文章里不合眼下词汇时尚的词汇都要由老几更换。这一点中队长非常重视，也因为此他对老几在厕所里磨了一个小时的洋工眼开眼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国参观团，中央和省里都派人跟着来的，你给我好好办这期壁报！”渔业中队的李队长把一卷彩色蜡光纸放在老几面前。这些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