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证交会并不认真去查，而斯彼特慈尔不仅查，而且一查到底。
斯彼特慈尔劫富济贫，拿出券商吐出来的一部分钱，分给纽约州内的法学院和慈善基金，很有一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有些人说，斯彼特慈尔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2006年他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受益者便会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美国对斯彼特慈尔的褒贬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人有政治野心，想借整肃券商替自己扬名，以便在政坛获得更大的发展。但细想起来，斯彼特慈尔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扬名有可能，但他挑战华尔街金融寡头，政治前途不会看好——得罪人太多。斯彼特慈尔何等聪明的人，其中道理不会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最大回报是青史留名。可惜，中国现在就没有人想青史留名，还不怕“生后骂名滚滚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
斯彼特慈尔得罪的人很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请斯彼特慈尔到国会做证，向证交会主席唐纳尔德森介绍共同基金的丑闻。该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领导，而斯彼特慈尔也就是我们省里的司级干部。正部级主席有请，斯彼特慈尔应该不敢不到。但斯彼特慈尔就敢不去，而且竟敢在同一天跑到另一处会议赶场，并在会上郑重指出：“美国人民已经对美国商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商界能按规则办事”。斯彼特慈尔还煽动部下，说是“证交会铸成大错，但却推说人手与财力不够。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这一谎言。”不错，仅仅是证交会稽查部就有830位律师，而纽约州检察长手下只有18位律师负责投资者保护，但却对大券商不断出手，让他们胆战心惊，有时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很有一些人视斯彼特慈尔为英雄，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律师”。
在斯彼特慈尔的感召之下，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也说出了一些内情。莱维特承认，证交会本来是可以多做些工作的。他说：“回过头来看，许多领域内我本来是应该监管的。”早在任上莱维特就试图加强对共同基金的监管，但因国会内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阻挠而作罢。但莱维特当时为什么不仗义执言，披露黑幕？还不是因为当时股市不错，莱维特想多当几年盛世监管者。
再看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此人如此不顾“大局”，如此破坏“安定团结”，换在新兴市场国家，多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能让他自由泛滥。当然，这种假设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地方，斯彼特慈尔这样品性的人是干不到司局级的，很可能正处级也干不到——不听招呼还行？！
从客观条件上说，从法律构架上说，美国是联邦制，各级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主体。所以斯彼特慈尔虽然只是一个州的检察长，但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干部一比高低，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证交会争锋。当然，联邦制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民选。斯彼特慈尔是纽约州市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布什总统奈何不得他，纽约州州长也奈何不得他。
斯彼特慈尔确有“一人敌一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但我们不必自惭形秽，也无须谈什么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有过。秦朝万乘之国，荆轲却有压倒秦王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暴君所屈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之气。但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多的是搔首弄姿，多的是东张西望的巧笑，一遍又一遍地列数各种成绩，一遍又一遍地讴歌各种壮举。明明是花奴打鼓，文人娱国，非要美其名曰“天风惠我伯牙琴”。中国缺少斯彼特慈尔这样的勇士，多的是像公鸡那样整天报晓的主流经济学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一个出家的和尚，便有如此仗义行侠之心。都说唐朝盛世，什么是盛世？这就是盛世！李白一介书生，在今天多半会被打成百无一用的另类，可他也有“别时提剑救边去”的铿锵之句。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6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1）
《万科》周刊
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
1981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
＇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7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2）
《万科》周刊
哈耶克三访台湾
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
1965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
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
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
1966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
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
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译，听众爆满。
11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
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
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
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8节 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
《万科》周刊
秋风
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从经济学到�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