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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曾孙口述: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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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来父亲告诉过我，爷爷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写得书法非常漂亮，并且有很多书籍出版。后来到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他的书全部都放进棺材里了，足足有两尺厚的书，然后把遗体放在书上面，等于把书都带走了。后来我爷爷的坟在“文革”时候让人给挖了，书也不知道去向了，不过我想应该那些书早就沤烂了。
我爷爷的大福晋也是慈禧指给的。而我奶奶钮钴禄氏则是我爷爷的二福晋。我爷爷一生中有三位夫人，三夫人是年龄大了以后找的，所以没有后代。大福晋的后代都早已经移居美国，没有什么来往。我父亲总共哥儿三个，我叔叔在战争当中牺牲了，没有后代，我大伯父家在美国，从“文革”后才真正有点来往，先后通了几十封的信，后来一直到老哥俩去世，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爷爷的一生真的是非常传奇的。他出生在光绪年间，经过民国家道的中落，见证过新中国的诞生。从一个清代的御前侍卫，到军校校长，再到一个普通百姓。但是这一生，我爷爷做人都非常正派，他惟一憎恨的人也就是袁世凯。他特别恨袁世凯这种不忠诚的人。我爷爷的观点是：对我有意见，你可以指着脑门骂我，但是你别背后跟我玩儿家伙，这样的人是最不受欢迎的。如果被他发现，他会跟这个人不共戴天。
我爷爷在清河陆军学堂当校长的时候，孙中山和黄兴请一些人在清河毛纺厂的小白楼开会。（这个小白楼当初是孙黄革命时候的一个据点，不是清河陆军学堂。我爷爷当校长的时候的那个办公楼是1998年拆的。我正好从那里经过，拍了几张照片。）我爷爷也被请去了。我爷爷去的时候，孙中山和黄兴给我爷爷施大礼。我爷爷也答应一定支持他们。所以孙中山在会后送了我爷爷一管铜箫。因为孙中山喜欢吹箫，这管铜箫也是别人赠给他的。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这管萧被我一个朋友看中了，缠着我要走了。孙中山和黄兴还有我爷爷，以及其他两个人合影也在“文革”时被毁掉了。
后来，根据爷爷给我们讲的故事，我们也终于发现了爷爷憎恨袁世凯的原因。当年袁世凯将我爷爷的姐姐，也就是隆裕太后给骗了，逼着隆裕太后签订了“退位诏书”。而隆裕太后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认为大清江山是毁在了自己手里，所以经常回想当年流着眼泪签“退位诏书”的情景。我爷爷对我们说：“隆裕怎么死的啊？就是因为被袁世凯骗了。这样，她总觉得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后代，没脸再见自己的亲人，因此几次想自杀。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看着，所以自杀没成。最后急火攻心，一命呜呼。”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隆裕所能左右的，因为历史走到那个时刻，就是会产生变化。所以后来我爷爷就把隆裕太后的死归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也把这个恨放在了袁世凯头上。想起来就骂袁世凯为袁秃子。而当时恰恰孙中山反袁世凯，因为孙中山也被袁世凯给骗了。这样，孙中山被骗，隆裕被骗。也可以这样说，当年慈禧提拔袁世凯，也是被袁世凯骗了。因为袁世凯是两头骗，这样很多人都对他没有防备。据我了解，满清后裔都对袁世凯非常憎恨。我爷爷也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孙黄革命了，大炮追着打，打啊……”好像有点魔障那种感觉。记得后来解放后，大概是50年代的时候，当时清河派出所所长到我家来拜访我爷爷，我爷爷都对他这么说。后来发展到一端上酒盅，就开始喊：“孙黄革命了，大炮打过来了，追着打啊……”
爷爷曾任军校的校长，所以学生很多，其中在国共两党任将军的人中有些就是我爷爷的学生。在这些人里面，和我们家关系最好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傅作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生活很困难，即便家里有点钱，都没有地方买东西去。于是我爷爷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说明家里的情况。后来傅作义就派人给我们家用卡车送来了一些面粉。当时是50斤一袋，大概有上百袋。由于正值夏天，老是下雨，同时家里也吃不了这么多，所以我爷爷把这些粮食无偿地给我们家街坊和邻居分了。我们家这一条街的老百姓都得到了面粉，几乎是每家一袋。在那个年代，即使家里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爷爷送给大家的这些面粉，无异于雪中送炭，所以大家都非常感激。
一、关于我爷爷（2）
即便是建国以后，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爷爷领着我出去玩，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给我爷爷微微一鞠躬，问声好，尤其是一些老一辈的人。在北京解放前夕，大家也都知道我爷爷和傅作义之间的关系，加上我爷爷的身份地位，当时从西柏坡来了几位领导找我爷爷。据我父亲后来的描述是叶剑英、任弼时和林伯渠等。他们找到我爷爷，请我爷爷出山和傅作义谈谈。目的就是让他以老师的身份和傅作义谈，使得傅作义能够回心转意，顾全大局，争取北京的和平解放。
我爷爷当时对他们几位说：“好吧，国家的大事，我理应出头。我随时写信叫他过来，我可以跟他说。”这样，我爷爷就给傅作义写了信。傅作义带着卫兵到了我家。我爷爷把他让到堂屋，就谈到了国家的形势。我爷爷语重心长地跟傅作义说这些事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一样的地方，当时傅作义被蒋介石收编，已经成为了蒋介石的部下。但是由于当时镇守着京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只要傅作义一声令下，就可以保护北京和天津，也可以毁掉北京和天津。
当时我爷爷和傅作义在我们家谈了一宿，没有睡觉。到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困了。我爷爷就对傅作义说：“既然你到我们家来了，看到没有？老佛爷当初赏给我的龙床，这是有福气的人才能睡的。你是最高贵的人，今天请你睡在这上面。”当时在我们家那张床只有我爷爷才能睡，我们家别的人是不敢在那上面睡的。所以傅作义也不敢住，他马上给我爷爷鞠了一躬，说：“先生的床，学生不敢住。我镇不住，还是您自己来住吧。”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谁都没睡，就这么谈了一宿。这样，我爷爷在和平解放北京的过程中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当然，和平解放北京，绝不能说我爷爷起的作用，这跟当时的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只是从我们家族来说，我爷爷也出了一份力。
说起这张床，现在也只有一根可以留作纪念的柱子了。而关于这根柱子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时我姐姐搞对象，我那姐夫下象棋是一个高手。就跟我父亲要了这么一根木料准备做象棋，但是象棋也没做。后来我姐姐搬家的时候，我帮着去搬，正好发现了这根柱子，所以就要了回来。见证一段历史吧。当时家里还有几条床的腿，我和弟弟盖房子的时候，家里没地方放，正好让一个古玩贩子给看到了，非要买，就把那几条腿买走了。我们家还有一个大樟木箱子，在我们家那土炕上，从这头到那头，底下是两条凤凰，也在“文革”中拆毁了，剩下一些木板因为当时没地方放，就搁院子里扔着，也毁了。当时好像叫躺箱吧。
还是接着前面的话题。最后，北京和平解放了。任弼时和叶剑英到我们家来，送给我爷爷很多礼物，并向我爷爷表示谢意。任弼时当时就跟我爷爷说：您老人家与傅作义谈判，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贡献，我们也向毛泽东主席做了一个汇报。主席非常高兴，并让我们传达他的意思，说您增锡老先生是抗日爱国的模范，三朝元老的见证人，并希望老先生出来工作。这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后来，任弼时送了我爷爷一枚纯金的毛主席纪念章，后面写着阿拉伯数字3，还有一枚1949年的开国纪念章。并有一些书籍赠送给我爷爷，比如关于土地改革和一些政策方面的书籍。还有一支纯金笔尖的钢笔，到现在家里还留着。过后时间不长，任弼时突然因病去世了。此后不长时间，我爷爷也去世了。但是我爷爷做的这些工作还是得到了认可。
二、关于我们家（1）
我父亲1919年出生，这已经是在民国时期了，而我母亲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汉人。尽管此前叶赫那拉家族是世世代代不与汉族通婚的，但当时清朝已经没有了，很多旧习俗也都不实行了，人们的很多观念已经在转变。再加上我姥爷和我爷爷是朋友，哥俩之间的关系直到晚年都特别好，所以承父母之命，我父亲成立了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代满汉通婚的家庭。
结婚以后，我爷爷对我父亲十分器重，后来家族分家，爷爷也一直跟着我们家过。解放 以后，我父亲在中央的交通部工作。后来，根据国务院的一个精神，在中央工作的人员要支援其他省市，他就被派到河北省交通厅工作。
我爷爷秉性刚直，但他在民国和解放初期有些传统观念还是十分的强烈，认为叶赫那拉家族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后代。当时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以后连生了三个女儿，他就气出了一场病，非常不满意，骂我母亲没有本事。后来有个朋友到家来做客，跟我爷爷唠叨：要想要男孩，中国传统必须把女孩取男孩的名字，只有这样就能得男孩。我爷爷虽然不是十分相信，但毕竟他脑子里的观念非常传统，于是给我上面的姐姐取了个名字叫连弟，就是连来一个弟弟的意思。果然老四就到了我这儿，一出生是个男孩。父亲说我爷爷非常高兴，把亲戚朋友都找来，大摆宴席。当时我爷爷说：“我们叶赫那拉家有传人了，我长孙是我们家族最正的一个根。”所以就给我取名叫根正，这就是我当时出生的一个情况。
说起来很巧合，我爷爷也有三个姐姐，隆裕是他的二姐。其实我真正的听说这些过去的事情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也有了一定的记忆能力。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北京的夏天，晚上天气很晴朗，天上有一些星星。在我们家的小院子里，我爷爷当时带着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孩子坐在院子的石头桌前，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们围坐在爷爷旁边，缠着爷爷讲故事，我爷爷当时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家族的故事，包括宫里的一些逸事。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那是在北京清河陆军学堂的那个院子里。说起我们家在清河的这座宅子，还有一段故事呢。
当时我爷爷生在芳嘉园。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就到宫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御前侍卫。成立清河陆军学堂的时候，就派我爷爷到那里当军事教官。后来我爷爷就从芳嘉园分支出来了。到清河后，爷爷就在那边买了一所院子，这所院子非常大，有一亩多地。但是宅子一建成，就有人红眼了。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家的来历，只知道我们是外来户。所以就有人起了坏心。当时很多人拿着枪什么的，就把我家围住了。说必须要拿出钱来，才能在这里居住，如果不拿钱，就滚蛋。我爷爷马上跑到军校，一下子调来了五六百荷枪实弹的军官，将这所宅子围得水泄不通，同时也把乡绅们围住了。这些人一看这阵势，马上傻眼了，赶紧讨饶。就这样，我们家才在清河住下去了。从此人们也知道了我们家的底细。
出生伊始，我的身上就似乎印有一种标记：我是慈禧太后的曾孙子。在当时，这是一个耻辱的称谓。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就是刚刚上学，我父母就嘱咐我们在学校里，或者对老师或者对同学，千万不要谈家里的情况。无论是谁问，都要说不清楚。尤其是问到慈禧的情况，就更要一问三不知。其实我们当时对家族的历史并不明白。但是由于受到传说的影响，慈禧对于当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反面典型，所以父母告诉我们不能说家里和慈禧的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对家族与慈禧的这种关系讳莫如深，同时将所有的疑问都藏在心里。
不过，老街坊邻居对我们家的这层关系还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你怎样隐瞒，都不能阻止别人去谈论这件事情。
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小时候跟小伙伴打架。那当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一个家里世代都是老北京的孩子，他当时打不过我，被我打了以后气不过，但是又对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他就对着周围看热闹的人骂我：“他是慈禧的重孙子。”我听了这话以后，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因为慈禧是当时大家众所周知的坏蛋，一个反面的典型，他说我是慈禧的重孙子，肯定是骂我了。于是我就插着腰骂回去：“你才是慈禧太后的重孙子呢。”吵过一架以后，我心里多少总是有点别扭。
后来我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更不敢说自己与慈禧的这层关系了，全家人都忌讳这一点。我们家的一些邻居，原来是资本家出身的都被红卫兵抄了家。当时父亲正赶上回家探亲，结果一下子让红卫兵将我父亲堵在了北京。父母躲在家里，看到红卫兵的一些行为，吓得直哆嗦。
我爷爷那时已经去世了，所以并没有受到冲击。这时候我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虽然害怕，但是还必须站出来，因为家里剩下的都是弱小了。我母亲当时也非常害怕，但是眼前除了一群还小的孩子，她也一定要承担起来。因为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冲进来。最后，我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把家里所有清朝时代的东西都埋了进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帝王将相的东西全部要烧毁，有些不能烧的就埋起来。当时有一个口号：破四旧、立四新。
二、关于我们家（2）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家里有一个差不多2米长的紫檀木的黑箱子，里面都是祖宗画像，还有一些古代的字画，因为当年我爷爷非常喜欢收藏这些东西。最后也出于无奈，将这些东西全部都烧了。就连家谱也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有一张慈禧和我们全家大概有十几个人的一张合影，差不多有现在21寸彩电那么大的一张照片，也给烧了，包括玻璃底版。我们家现在的那个镜框，一直镶 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当时我记得我们家连照片带底版，如果在地上摞起来的话，足有一米高。这么多的照片通通烧了，全部给毁掉了。那时候那些底版都是玻璃做的，也都砸了。
家里有一张紫檀床，就是一张龙床，就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我爷爷的。说起这张床来，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以后，慈禧西逃的时候的事情了。当年慈禧出逃的时候，我的曾祖父桂祥跟着去了，我爷爷就没让去，但是当时护驾给他们送行，就是那时赏的这张床。
当年慈禧西行的时候是坐一辆马车，而赶车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桂祥。据说当年车走到我们家附近的时候，我爷爷去见驾，慈禧嫌带这张床麻烦，所以就赏给了我爷爷。这张紫檀床是可以自由拆开组合的，上面雕龙画凤，非常气派。但是如果红卫兵闯进来，看到这样一张床就非常麻烦，所以当时我父亲就一件一件的都把它拆开了，扔到我们家的炕洞里，当劈柴烧了。这张紫檀木的龙床烧了几天几夜，把我们家的土炕上一层青砖都烧红了，炕席都烧着了。
当时家里还有一些现大洋，大概有一帆布书包那么多。解放以后由于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爷爷赋闲在家，所以到了家里吃不起饭的时候就拿几块大洋，到银行里去换钱，当时好像是一块现大洋换一块人民币。就这样维持到“文革”当中，大概还剩两三千块现大洋。这些现大洋的图案有龙的、凤的、袁世凯的等等，品种很多。当时放在一个帆布书包里，深更半夜的时候，我父亲把它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和我一起把它推到清河大桥上，扔到了河里。
后来听说1971年，清河大桥下面清理过，这些东西也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单是我们家的这些瓷器，也有上千件之多，成套的瓷器都被埋进了院子里两米多深的大坑里。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我跟弟弟在我们家翻盖房的时候，准备挖个大坑用来淋白灰，正好把当年埋瓷器的大坑给挖出来了。当时也不懂，看一大堆碎瓷，就找了一个民工，用那种盛苹果的筐子，把这些碎瓷整整装了九筐，用一辆130卡车拉到郊区的垃圾场，全都倒了。
当时毁了很多东西。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家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抄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家是被当时的形势吓得自行“处理”的。红卫兵始终没有进我们家门，这是事实。
“文革”后，我和父亲谈到红卫兵为什么没到我们家抄家的话题，我们猜很可能是由于我爷爷群众威望非常高，当地派出所和政府给予了关照。
很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那时还是不能承认我们家和慈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清朝的贵族家庭、商人、地主和资本家作为“黑五类”都受到了冲击。由于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我母亲是工人，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提慈禧的事情。这个事情就装作不知道。当时内查外调，有人问我父亲：“老实交代，你和慈禧太后是什么关系？”我父亲也一直说我们家和慈禧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慈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反面典型，所以，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慈禧的后人，我们也一直不愿意触及到这点。
1992年，我调到颐和园工作。因为我喜欢园林，喜欢清史，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到颐和园的时候，我的很多领导也都不知道我有这层关系。后来因为我收藏颐和园的门票，很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才了解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一再动员我公开这层关系，说历史只是历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皇家后人纷纷出来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像溥杰、启功、启镶、溥任和润麒等。还有一些跟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都开始出来做工作，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出来做工作，而我们叶赫那拉家族为什么不能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站出来。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做些事情。而真正第一次向社会公布这个家族的关系是在2002年。由于我收藏了颐和园从1924年到现在的门票，和我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的成绩，于是北京电视台找到我，说应该向社会和媒体光明正大地宣布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觉我周围人并没有小瞧我。而是大家认为我拥有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历史角色，所以应该站出来。自从2002年把我的家族历史以及传承关系向社会公布以后，各类媒体都开始进行采访。尤其2004年以来，宣传更多。甚至有五六十个国外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也使这层关系大白天下。正是因为这样，也让很多多年没有走动的慈禧的旁支后裔跟我建立了联系，大家也都很愿意出来为国家做些工作。
三、慈禧与娘家的关系（1）
在慈禧和娘家人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不帮助家人，有的时候甚至还打压娘家人。也有人认为慈禧对娘家不好，认为她故意打击娘家人，不提拔娘家人。但是据我家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和我自己的感觉，肯定不是这样的。首先，慈禧在当政的时候特别讲皇家的伦理传统，八旗祖制是尊卑有序，慈禧在任用官员的时候着重任用爱新觉罗家族，并根据大清制度起用一些汉人的能人。在任用国家人才上，为了避嫌，对家人采用安抚的形式，给予名誉上的职位，并没有让他们做重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关于慈禧孝道的问题，在对待自己父母的事上，是我们家族的后人都知道，并且人人都颂扬的。家里人都这么说：慈禧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孝敬父母，是个有名的大孝女。根据家里人的说法：慈禧进宫以后，谁家有了困难，她都会给一些粮食和金钱，但不会给太多，她鼓励家人自己去奋斗，去争取，自食其力。如果有困难可以去帮助你，但不会去养你一辈子。当年慈禧的大弟弟照祥，就曾经牢骚满腹地向她要官做，慈禧说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并希望他们不要依仗于她，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混日子，提笼架鸟。所以，慈禧的家人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只是授予了一些封号。
光绪二年（1876年）的时候，慈禧母亲过七十大寿，按照常理，慈禧应该是必到的。但那年正赶上朝中有国外的使节到宫里谈一些国际上的事务，实在是离不开。于是慈禧就筹备了一些过寿的礼品，并亲自写了一个大“寿”字，还在“寿”字的下方，用满汉双文写了四句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世间爹妈情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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