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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1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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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

  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

  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2〕《蜜蜂》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木刻创作法》序

  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国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经衰退;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2〕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那就是所谓“木口木刻”

  〔3〕,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编给印度人读的英文书,后来也就移给中国人读的英文书上的插画,是同类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见了这些图,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泼,当作宝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是艺术家直接的创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现在我们所要绍介的,便是这一种。

  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画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无须乎此的,否则,一张什么复制缩小的东西,实在远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费。自然,也许有人要指为“要以‘今雅’立国”〔4〕的,但比起“古雅”

  来,不是已有“古”“今”之别了么?

  第二,是因为简便。现在的金价很贵了,一个青年艺术学徒想画一幅画,画布颜料,就得化一大批钱;画成了,倘使没法展览,就只好请自己看。木刻是无需多化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这也许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创作的欢喜。印了出来,就能将同样的作品,分给别人,使许多人一样的受到创作的欢喜。总之,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

  第三,是因为有用。这和“好玩”似乎有些冲突,但其实也不尽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马将恐怕是终于没有出息的了;用火药做花炮玩,推广起来却就可以造枪炮。大炮,总算是实用不过的罢,而安特莱夫一有钱,却将它装在自己的庭园里当玩艺。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艺术,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装饰,文学或科学书的插画上,也就成了大家的东西,是用不着多说的。

  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鲁迅记。

  BB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木刻创作法》,白危编译的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2〕傅兰雅(JAFryer,1839—1928)英国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来我国传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在上海与人合办“格致书院”,次年出版专刊西方自然科学论著摘要和科学情报资料的《格致汇编》(季刊),时断时续,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该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细的插图。

  〔3〕“木口木刻”即在木头横断面上进行的雕刻。〔4〕这是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攻击鲁迅的话:“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的“备考”。
  《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2〕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

  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

  答说是“做买卖的”。

  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

  在厦门〔3〕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

  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4〕,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

  这是极应该的。

  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

  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

  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

  了罢。

  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

  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

  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

  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

  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

  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

  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

  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

  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5〕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

  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

  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2〕守常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

  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鸿劼、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女)等十九人同时遇害。

  〔3〕这里应作“在广州”。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十八日到达广州。

  〔4〕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送葬者有多人受伤,四十余人当场被捕。

  〔5〕T先生指曹聚仁。

  G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

  C书局,指商务印书馆。
  《竖琴》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2〕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3〕,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4〕,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

  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5〕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6〕将这些“庸俗”打平。

  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

  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

  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

  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

  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ASAMerezhi-kovskiiZANAHippius),库普林(AAIAKuprin),蒲宁(IAAABunin),安特来夫(LANAAndreev)之流的逃亡〔7〕,阿尔志跋绥夫(MAPA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8〕,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Briusov),惠垒赛耶夫(VAVeresaiev),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VAVA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NATolstoi)〔9〕。

  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10〕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11〕。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

  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

  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

  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

  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

  ……但我爱农民的俄国。“〔12〕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

  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

  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13〕,是很给他们支持的。

  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

  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

  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

  这也是无足异的。

  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14〕,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BB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MA扎醚嵌抖纯摺贰ⅲ*A*缪┘骁妗独虾淖印罚ㄈ崾耄ⅲ藺伦支《在沙漠上》、KA斐定《果树园》、AA雅各武莱夫《穷苦的人们》、VA理丁妒佟贰ⅲ臕左祝黎《亚克与人性》、B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华译)、VA英倍尔《拉拉的利益》、VA凯泰耶夫《“物事”》(柔石译)。

  〔2〕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1868—1918)

  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3〕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1821—1881)通译退雇滓蛩够砉骷遥*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都介涅夫(fAUAZ^‘'GJGL,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4〕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

  〔5〕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5〕。

  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

  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6〕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OmarKhayyám,1048—1123)。

  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

  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

  “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Yellow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

  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7〕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1869—1945),俄国象征*饕迮耍欠吓纱怼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

  库普林(AAfAd^a‘TJ,1870—193*福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

  蒲宁(fAAAN^JTJ,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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