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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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８〕“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

　　喜，原作嬉。
　　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

　　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

　　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

　　先前有跪香〔２〕，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

　　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

　　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

　　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

　　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３〕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

　　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４〕。

　　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

　　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B　B〔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　跪香　旧时穷苦无告的人们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头，向官府“请愿”、鸣冤的一种方式。

　　〔３〕　这里所说“团结的人们”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隐指日本帝国主义。

　　〔４〕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Ｍ女士〔２〕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

　　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

　　两礼拜前，蒙Ｍ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

　　但Ｍ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３〕师坟旁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Ｈ君〔４〕，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

　　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

　　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

　　“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

　　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

　　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

　　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

　　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５〕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

　　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

　　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Ｍ女士指马湘影，当时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

　　《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开明书店……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３〕曼殊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后法号曼殊，广东中山县人，文学家。

　　著作有《曼殊全集》。

　　他的坟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４〕Ｈ君指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当时的青年作家。

　　作品有小说集《故乡》等。

　　〔５〕“前驱”高长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号《新女性》所刊的“狂飙社广告”

　　中，说《狂飙》是“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

　　“落伍”，参看本卷第６７页注〔２〕。
　　世故三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

　　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

　　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

　　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

　　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３〕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

　　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５〕，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

　　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

　　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

　　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

　　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

　　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

　　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

　　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

　　他是以我为狡猾的。

　　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

　　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

　　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

　　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６〕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

　　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

　　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

　　一九三二年程鼎兴为亡妻金淑姿刊行遗信集，托人请鲁迅写序。

　　鲁迅所作的序，后编入《集外集》，题为《〈淑姿的信〉序》。

　　〔３〕郑鄤号癮阳，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

　　崇祯时温体仁诬告他不孝杖母，被凌迟处死。

　　〔４〕“官僚”陈西滢攻击作者的话，见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语丝》等不断载有谈论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语，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

　　〔７〕言筌言语的迹象。

　　《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识佛家语，据《法华文句》解释：“闻名为知，见形为识，是人益我菩提（觉悟）之道，名善知识。”

　　〔９〕梵文ｏｍ的音译，佛经咒语的发声词。
　　谁的矛盾

　　萧（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２〕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３〕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

　　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论语》第十二期。

　　〔２〕萧伯纳（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

　　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政治组织“费边社”。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

　　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的伪善和罪恶。

　　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

　　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题记

　　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

　　本版抽出《〈两地书〉序言》（存目），以免与编入第十一卷中的《两地书》的《序言》重复。

　　题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

　　我也没有被赦免。

　　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１〕。

　　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

　　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

　　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

　　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２〕配对。

　　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

　　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

　　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

　　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３〕一位喽罗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

　　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

　　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

　　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６〕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

　　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

　　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

　　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

　　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７〕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

　　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８〕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BB

　　〔１〕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

　　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２〕《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３〕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４〕一位喽罗儿指梅僧。

　　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

　　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

　　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

　　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５〕门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

　　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

　　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

　　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６〕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

　　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