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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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被他的措辞所打动，节奏缓慢，有条不紊，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现在是个流落街头的人，但过去曾有过像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我问道。
　　“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他郑重其事地说。问题是问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为我是律师，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这样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好能准确记录下来，当然首先是我们得能活下来。时间是一点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好在令人心烦的寂静中煎熬着，这段时间一共持续十四分钟。
　　我不相信我们就会这样地死去。看上去他没有杀死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我可以确定我们中没有人曾和他打过交道。我还记得我们在乘电梯上楼时，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他只是想要寻找人质，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似乎是可以使杀人看起来更为合理。这真是不幸。
　　正是这类滥杀无辜的事才是报纸、电台头条新闻的内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的播放，让人们摇头叹息。接下来的就会是几个律师死亡的新闻了。
　　我似乎已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我听到外面门廊里的说话声，外面的警笛声，还有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呱啦呱啦的响声。
　　“你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那位先生问我，这一句话打破了屋里的沉寂。问题问得太突然，想撒个谎都来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说：“烤鸡。”
　　“就你一个人？”
　　“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法学院的一个朋友，是菲利人。
　　“你俩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美元。”
　　他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三十美元，”他重复着，“两个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师。如果他要是问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撒谎。这伙人的胃口也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三十美元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买开胃酒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他问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汤，汤，还有饼干，在一个临时避难所里吃的。汤是免费的。我很高兴能喝碗免费的汤。三十美元可以让我一百个朋友吃顿饱饭，你知道吗？”
　　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们的钱包、钱、表、珠宝全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枪。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问道。
　　“不可以！”
　　我把钱包、现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搜其他人质的衣袋。
　　“是为了位近亲。”那位先生说，我们都舒了口气。
　　他让我把这些财物都放进一个手提包里，再把提包锁好，接着又叫我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铃刚一响，鲁道夫就拿起话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鲁道夫吗？是我呀，我是迈克，我在用扬声电话给你打电话。”
　　“我是鲁道夫，迈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看，这位先生要我把紧靠接待室的门打开，把一只黑色手提包放在厅廊，然后再把门关上锁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手枪就抵在我的脑后，我把门慢慢地打开并把手提包扔到厅廊里，我抬头看了看，没看见一个人。
　　大公司的律师们最大的乐趣是他们是按小时付酬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他们这种乐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睡眠都很少。吃饭实际上更促进了付酬，尤其是午饭，通常是客户来掏腰包或开支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禁不住琢磨这幢大楼的其余四百名律师在这段等候人质危机结束的时间到底应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坐在汽车里取暖或用无线电话同别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讨债。我想公司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亏了。
　　下面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场灾难以何种形式结束，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让它快点结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他的头低下了，喘气也有些粗。拉夫特嘴里咕哝着些什么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把头向旁边晃动几下，好像是建议我采取行动。可问题是，那位先生右手握着枪，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应在打盹时还用左手紧紧地握在那吓人的红色导线上。
　　拉夫特想让我唱主角。尽管拉夫特是公司里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还不是股东，他也不是我这部门的，我们又没有在部队上受过训练。我没有听他的。
　　“去年你挣了多少钱？”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问我说，声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让我想一想——”
　　“不要撒谎。”
　　“十二万。”
　　他对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献出去多少？”
　　“献出去？”
　　“是的，捐献给慈善事业。”
　　“噢，是这样的，我真的记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负责家中这些财务什么的。”
　　那八名律师似乎都立刻移动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虽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反驳。“那么，是谁来填写税单呢？”
　　“你说的是国内收入总署的税单吗？”
　　“是的，就是那种表。”
　　“这些事是由我们税收部门来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楼。”
　　“就在这幢楼吗？”
　　“是的。”
　　“好，那就把它给我拿来，把你们每个人的税收记录都给我拿来。”
　　我看了看他们几个人的脸色，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想要说：“干脆一枪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犹豫得太久了，因为那位先生已喊了起来：“现在就去拿！”说话时又在挥动着手枪。
　　我打电话给鲁道夫，他也迟疑起来，我喊了起来：“把税单电传过来！”我简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们都盯着墙角的电传机，足足有十五分钟，担心如果我们的1040表不及时赶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们处置了。
　　………………………………………………
　　第二章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
　　“没有直接捐过，”我回答说，“不过那些捐给慈善事业的——”
　　“闭嘴！”
　　他又在挥舞着那该死的枪。
　　“那么，对那些躲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些在华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棚户区找到个安身之地的穷人呢？你们又捐了多少？这些报纸上列出了多少这样的棚户房？”
　　我仍然没敢编造。“一个也没有列出。”我轻声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来，威吓着我们，银色胶带下几根红色的棒棒清晰可见。他把椅子向后一踢。“那些医院呢？我们有那么多小医疗所，有那些挣那么多钱的装模作样的医生。他们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帮助那些病人，他们可不是白干的。政府从前是替他们付租金，帮助他们买药品和设备的。现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统治着，一切拨款都没有了。你们又捐了多少钱给这些小医疗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应做点什么，例如，突然看见报纸上写着什么说：“嗨，看这儿，我们捐给医疗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这正是拉夫特可能会做的，而我可不会。我可不想挨枪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精明多了。当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从小百叶窗向外望时，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报纸。“到处都是警察，”他说道，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还有不少的救护车。”
　　他不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着会议桌旁边走了过来，又来到他的人质跟前。他们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关注着炸药。他慢慢地举起枪，瞄准克尔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远。
　　“你给医疗所捐了多少？”
　　“没有捐过。”克尔伯恩紧闭双眼，听声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处呢？”
　　“也没有。”
　　“向无家可归的棚户房呢？”
　　“没有。”
　　他并没有向克尔伯恩开枪，而是把枪口又对准了纳佐，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纳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辙，那位先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用枪指着，问着指同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别无二致的回答。他没一枪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们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厌恶地说，“竟然没有一文钱是捐给生病和挨饿的人，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感到很可怜，现在我意识到他并不想杀死我们。
　　一个街头流浪汉怎么会有炸药呢？又会有谁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黄昏时，他说他饿了。他叫我打电话给“老板”，让他从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交汇处的循道宗布道团的施粥所要些浓汤来，他说那儿的汤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也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新鲜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