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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 吴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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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背叛》吴言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一票手上。有时是一票走过来站在柳如眉身边，歪着头看柳如眉“捆”指标。柳如眉若“捆”错了，一票也会将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着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经意地瞥一眼，就会瞥见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乳房。柳如眉的乳房既不是盘状，也不是半球状，更不是地梨状，而是鸭梨状。这个我应该最有发言权。据我所知，鸭梨状的乳房是乳房中的极品，一百个女性中只有一个拥有这种形状的乳房，真正是“百里挑一”。
问题是挑乳房毕竟不是挑鸭梨，挑鸭梨你可以在一堆鸭梨中选来选去，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再看看另一个。挑乳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么办？那就碰不上了呗！
一票这家伙运气不错，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鱼在河之后，又有点气馁：这毕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个科室一样，可以任命两个副科长。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长”，就只能给她任命一个副科长，而且是“终身制”，除非两人离婚。过去倒是有过“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会群婚的遗俗，年代也太久远了一点！因此一票想要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难度就有点大。所谓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不能尝，看一看总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将柳如眉的“鸭梨”看了看。这才发现，鸭梨上那个“梨嘴嘴”也颇为可爱。看着这个小小的乳头，一票就会想：啥时候能将这个乳头像指标一样拨来拨去呢？
两人的脚有时也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在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过这种体会，在办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脚会发麻的。有时就得动一动，将腿伸直（这样会舒服一些），这一动，一伸，就容易碰到对方的脚。
总之柳如眉与一票开始互相产生了一些好感。而产生这种好感的直接起因，还是一票投给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个面团，从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发酵。
起初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并没有别的想法。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儿。你顺着我说一会儿，我顺着你说一会儿。仿佛扯着一根绳子互相拉，你拉过来，我再拉过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儿，一个站在中间跳，一个将猴皮筋儿拴树上，在小女娃娃脚下绕，向这边绕一会儿，再向那边绕一会儿。
两个人在办公室跳猴皮筋儿，受场地局限，无法施展，便有了到别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这一天，当一票将这种想法悄声告诉柳如眉后，柳如眉想了一下，就点点头，答应了。
两人跳进了一个幽静的酒楼。酒楼叫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脉脉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语言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谈工作，从专项资金和专项指标说起。一票由衷地对柳如眉说：“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看出问题来，将那笔资金拨下去，那可就酿成大错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对一票说：“我那天去逛商场了，偏偏局长叫拨指标，要不是你及时帮我办了，局长保准会不高兴的！”
接下来两人会说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有时候也会说到局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会撒娇地咕嘟着嘴，给一票倾诉心中的烦恼。局里另一个和她关系原本不错的女同事，自从她当副科长后，对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一票耐心地听完柳如眉的叙述，会像一个真正的大哥哥对待小妹妹那样，给她出主意，为她想办法。他说，柳如眉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应该“一如既往”，“大度一点”，对她对她的冷淡“佯装不知”，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对待她”，这样有一天，她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她重修旧好，云云。至于她播弄她的坏话，也应不予计较，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这样反倒显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见一票说的在理，便会高兴地点点头，心中的郁闷顷刻烟消云散，两人的感情在瞬间又近了一步。此时两人又会说到那次决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长的至关重要的投票。柳如眉会趁机将那句“点题”的话表达出来，她说：“我真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时柳如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里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我们并没有出钱，那台电视机却跑我家来了！有时想想觉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留下的印象，共产主义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而且不需要出钱，因为那时候已没有货币。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况且我一直对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种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会儿柳如眉，直到望得两人脸上都有一点温度了，才大胆地说出那句带有“破题”意味的话：“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性！”
一个“点题”，一个“破题”，这篇文章做出来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热打铁，对柳如眉说：“其实你不找我妹妹，我也会将那一票投给你的，因为那一票本来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说话当中想起那台电视机一样，一票此时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电视机，而是两个鸭梨。这两个鸭梨劲儿大着呢，一下就将一句话从一票胸腔里挤出，他直视着柳如眉说：“我都恨不得给你投两票呢！”
对两位普通同事来说，这话的“味儿”有点大了，因为这是情人之间通用的语言。一票将这句话说出口，也有点吃惊，他甚至吃惊地大张着嘴巴没有及时合拢，仿佛这话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话儿自个撑开他嘴巴“跑”出来的。他的脸也微微有点发烧，他甚至有点担心：万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么办？那就太没趣了。
一票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怎么会呢？女性就像一个当铺，对于赞美性语言一律照收不误。哪怕这种语言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当铺老板清点送来的衣物，还会一件一件照成色论价，有时甚至会大肆砍价——一件八成新原价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给你三百元就算不错了。可女性在赞美话儿的面前，却从不“砍价”，恨不得让你多说几句呢！所以女性若开当铺，非连老本儿赔进去不可——因为那样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给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赔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鲜有开当铺做老板的。即使有一个闪着腰儿从里间走到柜台前来，那也是老板娘，来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讨价还价。
一票的担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话当时让柳如眉心里再次一热。一票若是那个物主，那句话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将那句话儿“当”给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后，意外地付给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当时眼睛一扑闪，回答一票说：“想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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