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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 吴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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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阴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鸡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没有床，让我加完班再铺张报纸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么凉，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来谁负责？莫非让我将床搬出去，办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张办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猪了！”
冯富强的办公桌没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对小牛和小马加深了成见。尤其对小马。冯富强想，小牛那没脑子货在领导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家伙横竖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为逞一时之快，哪管日后跳火坑！只没想到小马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后面瞎起哄，嚼说人。还不是看我冯富强只是个打字员，一眼望出去在局里没什么发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乱上来踩几脚。俗话说，吹熄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我冯富强撂到路边草丛里的米粒也比你小马捡到口袋里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剥剔剥你，哪天你还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这小子。时隔不久，局里便有传言，说小马给别人说过，六位局领导套间里放着床，是想在床上“干坏事”呢！尤其是阎局长，套间里还放着一张床头绣着花的双人床！小马听到这话，眼睛都吓直了。他想去找冯富强理论，可谁也没对他说，这些话是冯富强说得呀！只能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小马才知一语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从此话更少了。这次着了暗器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皱着眉使劲儿开那辆“二一三”。
冯富强坚持不挪办公桌上四楼，是为了通过这张办公桌和阎局长“对话”呢！他的办公桌占据有利地形，离门口最近。阎局长有时喊赵有才。喊第一声时，冯富强便竖起了耳朵。若赵有才答应着跑进阎局长办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来。若阎局长喊出第二声，还没有听到赵有才答应，说明赵有才不在办公室。此时冯富强便“哎、哎”答应着，眨眼便不见了。一会儿见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若自己能办的事，就匆匆忙忙去办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类。若自己不能办，就赶快呼赵有才主任的BP机。这种时候，阎局长和冯富强仿佛是那种“串联”电路。阎局长的电流通到赵有才主任那儿，短路了，再通到冯富强这儿，冯富强就像一只刚还断电的数百瓦的电灯泡一样，霎时放亮了！
冯富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没有这么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谁呢？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吴小丽。一次陶小北笑着站在桌前看吴小丽的照片，一边看一边问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说吴小丽脸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发现冯富强对陶小北总有点犯怵，从不敢和她斗嘴，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冯富强回答陶小北：“吴小丽说新闻说得好。”这个回答答非所问，和他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一样，令陶小北瞧不起。陶小北此时自问自答：“吴小丽脸部的最大特点是两只眼睛只向上看！”说着她的目光又越过冯富强，落在冯富强后面的李小南脸上，说：“小南你说是不是这样？”小南说：“就是就是，吴小丽漂亮就漂亮在那双向上看的眼睛，总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特逗！”
此时冯富强再不吭声，因和阎水拍局长“并联”在一起而放亮的电灯泡，熄了！
冯富强身后是李小南的办公桌，李小南的办公桌和康凤莲的办公桌“抵”在一起。她俩的办公桌已到墙跟，旁边是一个长沙发和一个茶几。过来就是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处在办公室的“大后方”，就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样。如果丈量一下我们大办公室八张办公桌（我们大办公室共有八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与门的直线距离，我们这一组办公桌最远，其位置在门的对角线尽头。
另外三张靠门近一点儿的办公桌，是驾驶员小虎、小牛、小马和通信员小胡的。小虎和小胡比小牛和小马调来早，他俩各占一张办公桌。小牛和小马调进来时，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办公桌。再要买一张办公桌放进来，显得太拥挤。于是赵有才主任就对小牛和小马说：“你俩共用一张办公桌！”这是那种老式办公桌，结构十分简单，上面一大一小两个抽屉，下面有一个小柜。上面两个抽屉，两人各锁了一个。下面的小柜，小牛眼疾手快，买了把锁锁上了。小马提出两人共用这个小柜，让小牛给他一把钥匙，小牛不同意。小马觉得吃了亏，再看上面两个抽屉，小牛锁着的是大抽屉，小马锁着的是小抽屉。小马当初锁上面抽屉时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下面小柜被小牛占去，又发现上面抽屉面积不及小牛那个大抽屉的一半，心里更觉吃了亏，遂提出两人共用小柜，小牛又不答应。小马忍气吞声，对小牛说，小柜你占，但上面抽屉得换一换，这样才合理一些。没想到小牛是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的主，像以色列一样霸道，坚持要将小马挤到巴勒斯坦东南部那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去。上面两个抽屉，小一点儿的抽屉靠墙角，小牛若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马进来探半天手才能打开小抽屉取一包烟或别的什么小物件出来。小马是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主，关键时刻哪会和有点胡搅蛮缠的小牛论理。现在一看自己是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干脆来个王婆子卖了磨——推不动老娘不推了！这犟驴索性一刀结果了阎婆惜，像阿拉法特那样，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以死抗争——有一天他拿一把老虎钳子，将下面小柜上的锁撬开了，将小牛搁在里面的东西像小孩子掏麻雀蛋一样掏出来，把自己的一些杂物塞进去。我当时恰好在办公室，看见小马塞进小柜的杂物里，有一双胶底已经开裂的棕红色的破凉鞋，还有一把换下来的汽车门锁。令我觉得有点好笑的是还有一颗棕红色的小皮球，只比台球弹子和陶小北的拳头略大一点儿，比我的拳头略小一点儿。
小牛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小马正率部向“耶路撒冷”挺进，当然不肯甘休，两人脸红脖子粗吵了起来。吵了一会儿，觉得再吵一会儿也不能解决问题，遂一前一后来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赵有才主任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过来勘察了现场，黑着脸对小马说：“怎么能随便撬别人的锁，把锁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小马不敢和赵有才主任申辩，委屈的眼泪汪汪蹲下身，把那双破凉鞋和破锁从小柜里拎出来。拿出那颗小皮球时，在地下一蹦，蹦到陶小北脚底下。陶小北低着头用脚一拨，原本是想拨出来捡起还给小马，可拨得劲儿大了一些，骨碌碌滚到李小南那儿去了。这颗小皮球像十六世纪率一支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一样，从李小南桌底下钻过去，又越过康凤莲的办公桌，最后才从冯富强桌下钻出来。当时我、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包括赵有才、小虎、小牛、小马的目光都追随着那颗小皮球，见那灵巧的小家伙越过冯富强的办公桌之后，尚未止步的意思，竟大摇大摆从大开着的门里滚了出去，被刚巧进门的冯富强顺手抓了起来。大家的目光停在冯富强手上，哄地笑开了锅。
赵有才主任见小牛喜形于色地重新锁上自己的小柜，又黑着脸对他说：“你，和小马换一下抽屉！”见小牛在那儿发愣，又皱着眉头说：“听清楚了没有？将大抽屉让给小马！”
赵有才扔下这句话出去了。小牛一脸沮丧地打开大抽屉，将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小马脸上这才露出一点儿喜色。
我调来局里比小牛小马晚几年。我使用的那张办公桌是另一个同志空出的。那个同志原是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科员，我调来前提拔到另一个科任副科长去了，给我腾出了这张办公桌。据说小牛和小马曾像某些国家觊觎我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一样，觊觎过这张办公桌。小马曾试图将他那颗小皮球等杂物塞进这张办公桌的抽屉里，被赵有才主任喝住了。赵有才主任对小马说：“咱局里马上要调一个写材料的大学生进来，这张办公桌给这个同志留着。你将办公桌占了，这个同志来了在哪儿写材料？莫非让人家‘席地而写’？”于是这张办公桌就像一个独守空房的美丽少妇等待新婚又远行的丈夫归来一般，焦渴地企盼着我的到来。我调来后获知这张办公桌对我如此毫无二心，不禁心生感激，更加爱惜它了。想想也是，若没有这张办公桌，我就得伏在大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席地而写”，那滋味可不好受！
《背叛》吴言
第七章
我这张心爱的办公桌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头抵头”挨在一起。这样每天上班时间，我就和陶小北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小北那张妩媚的脸。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东澳暖流，心里热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人生原本就是这样，这个和那个挨在一起，那个和另一个又挨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呢！可无论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么些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颗小水珠。一颗小水珠与大海比起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将一颗小水珠扔进大海，大海难道因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显然不会。人也是这样，多一个，少一个，绝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普通人是这样，包括那些伟人也一样，没有这个伟人，还会有那个伟人出现。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远是一波推着一波。
我刚到玻管局工作时，就将自己定位为一颗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颗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颗彩色的小水珠。两颗色彩斑斓的小水珠碰在一块儿，不发生点儿故事才怪呢！
问题是我却不能让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开：权力和美色。我当然也不例外。令我沮丧的是，我现在为了得到第一样东西，必须暂时放弃第二样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战》。影片里，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意图，我军主动放弃几块根据地，大踏步后撤。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村边挥泪送别子弟兵。虽然知道大军打几个胜仗还会回来，可乡亲们还是泪水涟涟，子弟兵也依依不舍。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后撤的部队，陶小北则是被我忍痛放弃的根据地。我知道打几个胜仗后会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后撤时还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后敌军会在她那里驻防，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可这妮子却没心没肺，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到村头来送送我，将一双亲手做的军鞋塞我怀里，却不知跑到哪里疯去了。害得我背着背包急行军途中，还牵肠挂肚地频频回首张望。
我们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地级市，“GDP”总量还不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乡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于男女交往这种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机关单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跟哪个漂亮一点儿的女同志走得近一点，就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无端生出一些风波。比如说要派人到县里下乡，派女同志下乡时就得格外慎重。派一个男同志，若再派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若是康凤莲或张雪梅——张雪梅是我们局里另一个女同志，也不会起什么涟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会水波荡漾。局里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单独随男同志下乡，仿佛她俩是妖怪手中的那个宝物，孙悟空都难以骗得出来。因此我们局里若必须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乡，总是派康凤莲或张雪梅去。有一次本该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里却派张雪梅去了。李小南有点纳闷儿，在办公室对我们生气地说：“怎么不让我去啊！”看着李小南一脸不解，我当时扑哧笑了，心想：你若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那些青年妇女一样，惊惶间在炕道里抓两把黑灰抹脸上，恐怕就会派你去了。
康凤莲和张雪梅若是汽车的前轮和后轮，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两颗挂在车屁股后面的备胎，看着人家跑得欢，干着急使不上劲儿。陶小北和李小南仿佛又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时背的铺盖卷儿，局领导生怕一到村里就有人将她们铺床上。而康凤莲和张雪梅只是捆铺盖卷用的绳子，铺床时随手就将她们扔墙角去了。
我们紫雪市所辖十六个县和几十个市级部门里，仅在1991年一个年头里，就有两个县处级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全市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县长竟像英国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宁肯不要县长位子，背着一个处分，扔下糟糠之妻，领着一个气质和教养远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黄鹤一般远走高飞了。
这位县长已经功成名就，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这是在行政机关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已迈得越来越快，纵然山花烂漫，满目春色，我鱼在河也得视而不见，万不可目迷五色。这样的例子太多啦！同样两个年轻人，同一学校毕业同一天分到同一机关。一个勤奋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贯注察领导之言观领导之色，决不去观察任何一个女同志。即使与陶小北这样的美貌女子擦身而过，也毫不为之所动。如果有人私下议论：“陶小北长得真漂亮，是咱机关最漂亮的女同志！”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扶扶小眼镜说：“是吗，我看陶小北长得并不漂亮！”说陶小北漂亮的另一个人颇不服气，反问他：“那你说咱机关谁漂亮？”这个年轻人就会说：“我看咱机关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我看张雪梅还不错！”
这个以张雪梅为美以陶小北为丑的年轻人，在仕途上进步很快：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像猴子爬树一样，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个年轻人，虽然工作能力也不错，也有一些聪明才智，但从进机关大院那天起，就在观察和寻访院里有几个陶小北。即使院里没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张雪梅，这个年轻人也不会气馁，他会不辞劳苦跑到别的机关单位去寻访，简直像当年到处猎艳的西门庆一样。并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单位的女打字员房子逗留片刻。单位的打字员即使没有陶小北那样漂亮，但起码比张雪梅年轻，脸蛋子绷得像吹足气的气球一样。有几次单位领导手里拿一份文件推门走进打字室，见这个年轻人正和女打字员脑袋挨得很近说话。领导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声不吭转身出去了。结果十多年后，第一个年轻人已经当了局长，第二个年轻人却还是个副科长，而且往往是总务科的副科长。即使到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干到一个总务科科长——惟一的好处是到单位的大灶上打饭不掏钱。
年轻时喜欢跟女同志接触的男同志，其结局大多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位领导告诉你：不要跟女打字员头挨得很近说话，但你却得为这种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
因此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要求自己过的第一关，就是面对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间办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曾听一位同事吟唱过这样几句诙谐的乡间小曲：“三个小伙真大方，半夜里来到姑娘房，打开窗子望一望，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将陶小北视作“老大娘”，可这妮子倒有一点儿不管不顾的劲头，常常在办公室一边看书一边自个乐，乐毕就抬起一双波光溢动的美目给我讲故事。那天她对我讲，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女孩很认真地问，你亲了我，会对我负责吗？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说：你放心，我们已经不是一二岁的小孩了！“鱼在河你说有趣不？”这妮子说完又追问我，我笑着说：“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谁？”
这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一出口，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倒不是担心陶小北责怪我，而是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我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赶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再不敢往邪处想。为了处罚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再说疯话！”又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见美人而忘情！”接着再拍一下，说：“你怎么忘记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几下后，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过来，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会上介绍死者生平的领导一样，一脸严肃地低着头专注地看摊在办公桌前的一本书，书名叫《紫雪市玻管事业发展大事记》。
《背叛》吴言
第八章
阎水拍局长在局里的大会上向同志们宣布，他在退休前要办成两件事：一是征一块地，给同志们盖两栋家属楼。局里盖的房子面积一样大，不分等级，都是一百五十平米。不像别的局，局长一百五十平米，科长一百二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平米。阎局长说：“住房面前人人平等，搞那一套没有意思。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革命同志，我阎水拍和你马志远（驾驶员小马名叫马志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阎局长说这一番话时，目光先是落到马志远脸上，随即在陶小北脸上略作停顿，又在紧挨陶小北坐的李小南脸部稍示逗留，然后一溜儿扫一圈，就像当年我军做战略转移时大踏步后撤一样，瞬间越过赵有才、冯富强、康凤莲、朱锋、姬飞、牛望月，最后意味深长地落在余宏进脸上。余宏进副局长见阎水拍局长看他，脖子一梗想说什么，阎水拍局长却以手止住他，反将余宏进副局长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阎局长说：“当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局党组同志的意见。最初讨论建房方案时，下面一些同志也向我建议过，局领导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了，像我阎水拍，也就是最后一次享受组织的温暖了。住房面积大一点儿，宽绰一点儿，同志们也不会有意见。况且别的局都是这样搞得嘛！当时曾有过一个方案，局领导住一百六十平米，科级一百四十平米，一般干部一百二十平米。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同志们都通情达理，对局领导住的房子大一些表示理解。”阎局长说到“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时，似乎扫了我一眼，我的脸有点发烧。有一次我去阎局长办公室送一份材料，见阎局长正和陈奋远副局长说着什么。见我进来，阎局长笑着问我，局里如果盖房子，局领导一百六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二十平米，小鱼你会不会有意见。我当时见阎局长办公室地板上有些碎纸屑和哪个同志鞋上带进来的泥巴——那天下雨，上班来时走进哪个办公室都会留下一些泥巴——急忙拿起立在门口的扫帚将纸屑和泥巴快速扫到垃圾盘里去。我端着小铁盘小跑着将垃圾倒进卫生间的垃圾桶，然后又一溜烟小跑着回到局长办公室，才咧着嘴开心地笑着对阎局长说：“我们刚到局里工作，不说住一百二十平米，住一百平米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局长，你们”——说到“你们”时我扫了陈奋远副局长一眼，说：“你们住一百八十平米都是应该的！”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随即又补充一句，我说：“同志们下面都是这样议论的，没有哪个同志会有意见！”其实我说这番话时脸上的表情越诚恳，心里却越鄙夷自己：在玻管局做一个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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