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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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

真实的谎言（2）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时的“价值观”体系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是最大的回报。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1）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段，您给听听行吗？”　　2003年5月，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作客《艺术人生》。我和郁钧剑也是熟识的朋友，节目做起来得心应手。但是有一件往事我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提起，郁钧剑听到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部队的艰苦训练中，唱歌拉歌是枯燥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军队的歌无非是《打靶归来》、《战友，战友》、《炮兵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老军歌，还有就是战士们自己创造的“拉歌号子”，什么：“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像什么？”　　“像个大姑娘——”　　别看就这么几句号子来回喊，每次大家都格外兴奋，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自发展开拉歌比赛。大家坐在马扎上扯着嗓子喊，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一概不吝，开心极了。在这种拉歌中，像我一样嗓门大点，声音浑厚点的明显占便宜，很快“脱颖而出”，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拉歌骨干分子”，进而成了“文艺骨干分子”，每次“起哄”的前几句几乎都是我起头，很出风头。　　在我们连里要成立战士文艺演出队的时候，种种条件一综合，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艺宣传队。进入宣传队之后我拿出了一直没有展示的才能——吹单簧管。　　单簧管是爸爸的“专业”，我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学了一门“特长”，还捎带认识了五线谱。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在部队里，不认识“单簧管”为何物的战士大有人在，而我竟然可以吹出好几首歌曲，这又为我争得了在部队里当“明星”的荣耀。　　从此，带着文艺骨干分子的光环，我和一些有特长的战士一起，排练一些小节目为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乐子。当时我的拿手戏是独奏、男生小合唱和相声。独奏是因为只有我会，一枝独秀；小合唱是大家一起唱听不出跑调，可以滥竽充数；相声最简单，只要脸皮足够厚，说话连成句，就基本没问题。节目多了我也成了台柱子。文艺骨干总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爱戴，战友们见我老是笑嘻嘻的。有点被“追星”的感觉后，积极性高涨，经常自己编点小节目，演出多了，不但可以少掏大粪，还能显示自己的才艺，一举两得。　　1983年的夏天，对我们连战士来说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总政慰问演出团要来兰州为驻军部队演出。这对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来说如同过节般快乐。尤其听说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也随团来演出，更是激动地奔走相告。那次，郁钧剑唱了我们熟悉的《打靶归来》、《在那银色的沙滩上》和《草原之夜》，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天天唱的歌，怎么人家一唱就那么好听啊！　　我羡慕地盯着郁钧剑看，礼服笔挺、英俊帅气。比我大7岁的郁钧剑，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讲话时眉宇间透着亲和。战士们回报的是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掌心都拍红了，带头大声喊：“再来一个……”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战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么强烈，为什么每个军旅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下部队的经历都记忆犹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士的掌声中听出那种真实的渴望——　　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演出结束后，就借工作之便办点“私事”。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的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一段，您给听听行吗？”　　“好啊，好啊！”郁钧剑平和而亲切。　　于是，我扯着嗓子激情澎湃地演唱了一段《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朱军：其实我觉得20年前，当你们演唱的歌曲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文化生活很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您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唱两位老师的歌曲，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唱《外婆的澎湖湾》王洁实：那一会儿你跟谢老师来一段《澎湖湾》吧。　　谢莉斯：那好，我有了一新搭档。　　“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边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王洁实：唱得不赖。你看谢老师多给面子，你第一段唱错了一句，谢老师在后面故意也唱错一句。（全场大笑）　　当年不懂得歌词中的意境，纯粹是自我陶醉，而今懂得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自己的故事给旋律加入了新的注脚。也许就是因为唱得人多，歌声不再仅仅是音乐，而是人生故事的主题歌了。

我的人生“段子”（1）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就是全部“行头”，简便易行。不久，我便成了部队的“笑星”，还经常和专业相声演员同台演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命运又让我结识了一位“贵人”。如果说前面的恩人是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却当之无愧成为我人生的设计师。　　他就是当时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现在天津市曲艺团的党委书记许秀林。　　2004年，当我们节目组策划《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父老乡亲》的时候，提到了天津相声，我全力推荐许秀林老师。在《艺术人生》策划的众多节目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徇私情”。许老师应该不算大笑星，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对相声艺术的执着、追求，常人难以企及，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张扬却不同凡响。那天我们在舞台上合作了一个节目叫《歌的海洋》，本来16年前我和许老师第一次合说的就是这个相声，特逗的一个段子，但是那天望着身边早生华发的许老师，我平生第一次说相声时突然想哭。　　16年前，我在一次演出时认识了许老师。当时许老师正值中年，演出结束后，许老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朱军同志，相声说的不错嘛！”　　许老师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顾问，我赶紧站起来谢谢“首长”的夸奖。　　许老师对我说：“朱军你知道吗？相声中有一个说法，相声演员‘要不占一怪，要不占一帅’，你占一样。相声演员要想被大家认可，从形象上要不长得古怪，像马三立先生，要不长得英俊，像姜昆，长得不偏不正的很难被大家认可。”　　许老师说我长得不怪，那就是另外一条啦！我又惊又喜！“想不想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呀”？许老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吓了一大跳。　　想不想？做梦都想！但哪里敢想？　　父亲是“兰战”###级的单簧管演奏家，在团里很受大家尊敬。但是“兰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女一般不能在本团工作，父亲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为我走什么关系，我就更加不敢和父亲提起这类事情。　　许老师的话倒是让我茅塞顿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生中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叫“自我设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我可以争取到一些我原以为不属于自己的机会。以前在部队中只知道服从领导，从来不会也不敢为自己选择点什么。　　许老师告诉了我“兰战”进团考试的时间，他的话简单极了，但却像一个信号，点燃了我心中“蓄谋已久”的情结，让我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未知而美好的明天。我开始梦想着成为郁钧剑那样的人。　　1988年的春节，过了年就是“兰战”的招新工作，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许老师考试的事情，许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来吧。”　　于是，从春节初二到初七，我吃住在许老师家里，连门都没有出，许老师把我关在屋里，进行考前辅导，并且分文不取。那次，许老师给我辅导的节目，就是牛群的段子《歌的海洋》，而且亲自为我捧哏。　　直到今天那个段子我都倒背如流。16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许老师当时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小战士给予这样的帮助，我不敢问，不愿问，我想我知道，幸运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贵人相助，我庆幸自己的运气。许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今生无法报答。我几乎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接受老师的帮助，也几乎忘记了当时有没有向老师说感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给天津的许老师打个电话，像打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简单嘘寒问暖。　　发榜下来，我如愿以偿，终于在1988年9月，正式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兰战”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艺团体，而自己在“兰战”工作，算是“艺术人生”正式开始。

我的人生“段子”（2）
我发现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较劲，一个困难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困难的开始，而困难的不断升级，却意味着不断进步——这是今天的想法，然而在当年，似乎总是在希望与失望的悬崖上飘忽不定，不知道明天究竟怎样。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因为歌舞团的核心演出是以歌舞为主，曲艺演员在台上仅仅是“垫场”的角色。我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是最难以忍受的，尤其是自己踌躇满志地投入进来，却突然不知所为，那种失落感是巨大的，让人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24岁，却一事无成，甚至还没有找到前进的目标——我开始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这以后不久，我们到新疆下部队演出，我的任务是坐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子中打追光。当时我们演出的剧目叫《红霞里有个我》，在乌鲁木齐演出三场，然后组织小分队下到边防哨所继续慰问。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因为是大剧院而相当正规，我工作的灯光槽子在舞台上方，背冲着观众，周围就是众多高倍数的灯光，每个灯都是上千瓦，我手里拿着巨大的手电筒一样的追光灯，追随演员的身影，烘托他们的造型效果。炎热的灯光槽儿把我烤得汗流浃背，一场演出两个多小时，我光着膀子，出的汗都可以拧出水来，一场演出下来我在上面几乎可以喝掉一桶水。最难受的不在于此，而是每个节目结束后掌声雷动的时候，那时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看着台上演员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我意识到，假如说在永登县驻军的战士业余宣传队也算是演员的话，那么几乎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正规文艺团体才知道人家的歌舞演员人人都是从小训练，科班出身，我这种自己训练的能耐，很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我还是始终如一地自我宽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也能成大气候！即便在灯光槽里打灯，也要“术业有专攻”，以此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　　那时我手里的追光打出了五花八门的样式，为台上的演员锦上添花。也就在我手中把玩着那巨大的追光灯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始终是我手里的“光”追逐的对象。　　她是舞蹈演员，在许多节目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瘦小，却楚楚动人。　　我的追光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她的身影走，追光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而在灯光中她的身影有一种别样的光彩。当时又怎么可能想到，后来追光灯里面的身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1）
许志师重重地摔开我，须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中央演出结束之后，我狼狈地从灯光槽中下来，别人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我却依然无所事事地闲着。许老师在处理完演出的善后事宜后，大家纷纷回房间睡觉，他又将我悄悄地叫到他的宿舍，对我说：“明天大部队回兰州，我带着小分队下部队。”　　看得出来，许老师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沉默了很久，许老师忽然说：“朱军，在‘兰战’歌舞是主体，曲艺永远是‘第三世界’，只能填补空白，当初是我建议你来的，希望你会有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我今天发现了一点，我忽然觉得你的形象个头说话的感觉，挺适合当主持人的，你敢不敢？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主持人？不就是演出开始之前的报幕员，敢当然敢，但是当报幕员有什么意思吗？但是想想又觉得至少比打追光要好，我实在不甘心只当个打灯的。再说，如果我除了相声、打追光，还能当主持人，好歹也算一专多能。于是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主持人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业余职务，只要口齿清晰，长得大方，谁都能当。只是主持人的头衔，比报幕员上档次，多少能满足些虚荣心。假如不是许老师那天特意提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我与主持人会有什么瓜葛，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唱歌的演员，或者干脆离开“兰战”重新谋生。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工作无意中成就了我终身的事业。　　第二天，演出的大部队回兰州了，我们团那时的主持人叫王广訇，也是个相声演员，每次节目都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于工作的安排，他跟着大部队回去了，于是小分队演出的主持人就成了我。　　下部队的头一站是位于南疆托克迅的汽车二团，虽说是小分队演出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舞台、有大幕，我将写好的串联词反复背诵，把节目单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