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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经商之道 作者:高国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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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上讲,痛苦是人人所厌恶的。肉体上的痛苦,或者使人疼痛难忍,或者给人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有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还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灵魂中的痛苦,较之肉体上的痛苦,对于人来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它或者是自我的谴责,无尽的悔恨,痛不欲生;或者是感到人生的艰难,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是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进退不能,左右不得;或者是受到外在的压力,使人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前途;或者是心中不平,使人倍感不公。诸如此类的痛苦,是任何人都极力想要避免的。
然而从理性上来看,痛苦不完全是人生的仇敌,不能把它视为绝对的恶事。应当看到,那些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是有双重品格的,它既是人生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人在争取幸福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因为推动人们奋斗的力量,不仅仅是对幸福的渴望,同时还有痛苦对人的刺激。人们厌恶痛苦,就会为摆脱痛苦而奋斗。从历史上看,只有那些处于重重压迫之下,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人群,才会起来闹革命,为争取起码的人生权力而斗争;
对于一个人来说,摆脱痛苦的欲望比获得幸福的欲望会更强烈。
幸福对于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来说,常常是一种奢望,人们往往是以摆脱痛苦为第一步。由于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痛苦的摆脱,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进入了幸福的境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许多生活在边远山区、经济落后的农村的孩子,其刻苦学习的精神,远比一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富裕家庭中的孩子要强。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比起大城市来说,要艰苦得多。他们强烈的要求变换自己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而在目前来说,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可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大城市的孩子,在其学习的动力中,没有变换生存环境这个动力,如果他再没有更加崇高的理想,那么其学习的劲头,当然就无法跟那些农村的、穷困山区的学生相比了。
这种现象表明,痛苦、艰难,其本身虽然不是构成幸福的条件,但是,它是促使人们奋发努力的一种力量来源。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讲的“穷则变”。毛泽东所说的“穷则思变”也是这样种思想的发挥。古代的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就是艰难困苦,不堪忍受;“安乐”就是安逸舒适,快乐惬意。“生于忧患”,就是困苦磨炼了人的意志,催人奋发向上,使人生命力顽强,朝气蓬勃。“死于安乐”,就是说安逸舒适的生活,会消磨人的志向,使人贪图享乐,惧怕艰苦,不思进取,从而使人失去了生存能力与旺盛的生命活力。自古以来,有多少花花公子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坐吃山空,最后贫困潦倒,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而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就在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生活,患难给了他们以坚强的意志,困苦使他们变得勤劳聪明,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然而其内心是充实的。他们也许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但他们是堂堂正正的人,至少他们不会祸害百姓。
德国的哲学家包尔森说:“幸福、成功、走运,对品性是一种危险,最后,对幸福本身也是一种危险。”他引用《浮士德》中的话说:“享受使人退化”。在他看来,“逆境、失败和受苦使人得到训导、加强和净化,不幸锻炼了意志,能忍受困苦的意志在压力下变得坚韧和强健起来。它也给了我们以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的耐心,训练了我们考验和测试自己各种力量的能力,使我们节制我们的要求,……”。
包尔森讲的这一番道理与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包尔森讲的更加具体,更加重视艰难痛苦对人的心灵的训导、纯洁作用。我们说,痛苦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痛苦可以使人头脑清晰,使人正确认识自己,使人总结经验教训;
痛苦可以使人认识到在平常状态下,尤其是在处于幸福状态下无法认识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痛苦恰恰是一剂治疗灵魂疾病的良药,它可以使人清醒地思考人生的苦乐,认识人生的价值、意义,认清社会上的各种在平时认识不到的问题。
幸福是人企盼的,但幸福也有两重性。在中国人的俗话中,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其意思是说:人们忍受苦难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不论有多么大的困苦,都可以千方百计去克服。但是优裕的生活条件、事业上的顺利、追求的满足,对于某些人却是受用不了的。一些人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而在优裕的条件下、或是在顺利之中、满足之中,却出了一些不应当发生的事。顺利、追求的满足,会使人自高自大,傲慢,胆大妄为,对别人不尊敬,为人变得尖刻,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灵魂中的这类疾病,是很难治愈的。如果在这种时刻,经历到人生的磨难,那么痛苦也许能使他清醒一些。如果能因此认真反省,改过迁善,则可以使其以后免除此一类的挫折,走上幸福的坦途。
人生之路并不是坦途一条,获得幸福之路也不是通畅无碍的。人生有顺逆境之分,幸福的取得也有难易之分。但不管在怎样的条件下,人们都不应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在顺境中,人们以舒畅的心情谋求幸福,在逆境中,人们依然应当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地追求幸福。幸福既可以在顺境中顺利地实现,也可以在逆境中艰难地获得。
一般来说,人们都希望一生顺利,平安地获得幸福。但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人的一生中,既会有得心应手的顺境,又会有困难重重的逆境。我们争取处在顺境中,但也不应该害怕逆境带来的磨难,而应该公证地看待顺逆境。顺境固然有利于事业的成功,逆境却能磨砺人的意志,激发人们克服困难,顽强进取。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地袭击;饱受风浪考验的海鸥却能够搏击海空。处在顺境中的人也许会虚度一生,处在逆境中的人却能够顽强奋进,取得辉煌的成就,获得更大的幸福。
相对而言,处于顺境中是幸运的,陷于逆境中是不幸的,是一种厄运。但幸运的好处是应当希望的,而厄运的好处是应当惊奇叹赏的。许多奇迹都是在厄运中出现的。用平凡的话来说幸运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在理论上来讲,后者是一种更伟大的德性。幸福是《旧约》中的福祉;厄运是《新约》中的福祉;而厄运所带来的福祉更大。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
在逆境中有安慰与希望,人们只要抓住这种希望,并把它当作动力,就能够在逆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善于自处,锻炼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在逆境中奋起,越王勾践在国破家亡之后,卧薪尝胆,用艰苦的生活来磨练自己的意志,结果十年后一举灭吴。当然,逆境确实容易使人消沉,丧失斗志,自认倒霉,结果跌倒后再也无法站起来,顺境有利于人们在良好的环境和心态下自由地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也可能仅仅是正常而已,也许有时连正常都达不到,因为顺境容易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惯,从而平平常常,无法杰出。因此对顺境和逆境的辩证看法应当是,顺境会使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逆境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素,《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即使司马迁本人,也是由于遭受“李陵之祸”,身陷逆境,但他并没有消沉,才写下了千古杰作《史记》。我们可以想象,他从逆境、困厄中奋起,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
《史记》。
既然顺境有利于人们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人们应该珍视顺境,在顺境中奋勇前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们处在顺境中可以借风使力,更有效地为社会作贡献,在实现社会整体幸福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幸福。
人们常说,温室里培育不出参天大树,顺水中锻炼不出杰出的舵手。因此,在顺境中,人们依然必须有坚强的斗志、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因为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否则就很难有所发展,因为,在顺境中人们经受锻炼的机会相对减少,甚至缺少必须正确审视自己及周围环境的机会,以便总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使顺境能够持续、永久。
人处于顺境中,并不意味着不须努力就能成就一切。在顺境中相对来说人们会较少遇到障碍,较容易取得成功,但千万不能因此便否认潜藏的逆境、暗礁,有时,顺境也会因各种原因而中断。所以,在顺境中必须作好随时应付逆境的准备。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端正态度,有崇高的追求,才能使幸福更长久。
顺境为人们发挥才智和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只是为人们实现幸福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否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要看人们的努力和奋斗程度了。因此,人们在顺境中更应该抓住机遇,奋勇前进,获得幸福,而决不能让顺境和机遇从自己身边白白遛掉,浪费青春,浪费年华。
贝弗里奇说:“人们最好的工作往往是在处于逆境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人们可以把逆境当成动力,激励自己顽强地奋起,去争取幸福。
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是在逆境中顽强工作并作出成就的。卓越人的一大优点就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比如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在亲自经历了“赫赫扬扬”达百年之久的官僚贵族家庭急剧败落的变化之后,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盛衰轮替以及无可挽救的命运,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决心写出一部前无古人的传世小说。但身陷逆境的曹雪芹遇到的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唯一“正路”是读经书、考科举,写小说被认为是“不肖”、“不才”的行径。当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在写作中稍有不慎,就会触怒统治阶级,轻则充军流放,重则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那时候除缺吃少穿等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之外,特别受不了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上层统治者和文人学士,又习惯于从小说中捕风捉影,猜度其中“影射”什么,揭了哪家阴私。而曹雪芹写的恰恰是一部“怨世骂时”的书,遭到了族人的不满和统治者的猜忌。除了二三好友支持他外,世人都认为他是“傻子”、“疯子”。统治者甚至用拆毁他的房屋,令他几度搬迁来阻止他的写作活动。面临这样的逆境,曹雪芹没有消沉退却,而只从中吸取动力,更加努力地进行写作。曹雪芹正是把逆境当成动力,才没有被饥饿吓倒,也没有因缺钱买纸而停笔,更没有因穷困潦倒、备受欺凌而草率写作。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红楼梦》的写作上,逆境中“披阅二载,增删五次”,终于写出了令世人称颂不已的《红楼梦》。
曹雪芹生前尽管没有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但他却从《红楼梦》的创作中得到了无限的满足和幸福。他死后,人们更是给予了他应有的荣誉。
被誉为“天空立法者”的德国杰出天文学家开普勒,同样是把逆境当成动力,发愤努力,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开普勒是哥白尼日心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沉湎于天文学方面的研究之中,并且写出一本题为《宇宙的奥秘》的书,但在那个宗教迷信盛行、科学是卑女的年代,他遭到了天主教的辱骂、威吓和迫害,几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丹麦天文学家策谷·布拉赫去世了。这对处于逆境的开普勒来说,不论是在精神上或在生活上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贫困、饥饿、疾病缠绕折磨开普勒的同时,宗教裁判所也攻击这个哥白尼的信徒,把他的著作视为“异端邪说”,列为禁书,予以销毁,甚至威胁要处死这个异教徒。
身陷逆境的开普勒并没有因贫困、疾病、教会的迫害以及其他的不幸而倒下,他把逆境当成一种动力,在科学事业的天地里勇敢地拼搏,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为后人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时代,虽然不会遇到曹雪芹、开普勒这样的巨大不幸,但也会遭遇逆境。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被逆境所困扰,而要勇敢地把逆境当作动力,磨练自己的意志,并在逆境中开拓自己的未来,增加自己的见识和智慧,增强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样,人们就不会在逆境中消沉,而会在逆境中奋进,并获取来之不易的成功。
我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的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地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空想,。俄国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越过丛林。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革命事业的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切顺利,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必须通过克服,战胜挫折来争取成功。同样,在人生的征途中,在幸福之路的行程中,经营者在创业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困难和挫折,必须战胜挫折,才能赢得胜利,获得幸福。
人们由于主观的原因和客观条件等因素,会在追求幸福的路途上遭遇各种挫折,也就是说,造成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思维方法、知识结构、所受的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又有客观环境条件方面的原因。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认真地分析和对待它,并从而战胜它,这是获得幸福的重要保证。
德国著名化学家、铝和铍两种元素的发现者维勒虽然猜测了墨西哥生产的这种褐色铅矿石中可能含有一种新元素,但他因漫不经心,没有循此钻研下去,所以造成了科学发现中的挫折。而肖夫斯特姆在猜想的基础上做一个有心人,抓住问题不放,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元素,取得了科学发现的成功。肖夫斯特姆的老师推齐利阿斯曾经用以下生动的语言,讲述了钒的发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北方有一位美丽的女神,叫凡娜吉斯。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敲得很轻,声音里带点犹豫。这时女神正躺在安乐椅上。她想:“让他再敲一会儿吧!”可是,不一会儿,敲门声消失了。女神感到很奇怪:“这个客人到底是谁呀!这样有礼貌,这样犹豫不决。”她奔到窗口一看,只见敲门的客人已经走了。女神说:
“啊,原来是维勒,他是这样漫不经心,让他空跑一趟吧!”过了不久,女神又听到了敲门声。这个人敲得很热心,很坚决,耐心地敲了很长时间,一直敲到女神动了心,开门迎接他。这位客人又是谁呢?他就是我的学生肖夫斯特姆。女神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生一个儿子叫“凡那吉”——钒,这就是1831年瑞典化学家肖夫斯特姆发现的一种新金属元素。
鉴真东渡日本的事例,更形象地说明了造成挫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公元743年,鉴真第一次东渡,正准备从扬州扬帆出海时,不料被人诬告与海盗串通,东渡未能实现。同年年底,鉴真和同船856人第二次东渡。刚一出海,就遇到了狂风恶浪,船只被击破,船上水没人腰,这次东渡又告失败。鉴真修好船后,到了浙江沿海,又遇到狂风恶浪,船只触礁沉没,人虽上岸,但水米皆无,他们忍饥挨饿好几天,才被搭救出来,第三次东渡又遇挫折。第四次东渡因人阻拦,也未成功。遭受挫折最为惨重的是第五次东渡。公元748年,鉴真一行345人又从扬州乘船东渡,船入深海不久,就遇上特大台风,船只受风吹浪涌漂到浙江舟山群岛附近。停泊三个星期后,鉴真再度入海,不料又误入海流。这时,风急浪高,水黑如墨,船只犹如一片竹叶,忽儿被抛上小山高的浪尖,忽儿陷入几丈深的波谷。这样漂了七八天,船上的淡水用完了,每天只靠嚼点干粮充饥。在于渴难忍时就喝点海水,这样苦熬了半个多月,最后飘到了海南岛最南端崖县,才侥幸上了岸。他们跋涉千里,历尽千辛万苦才又回到了扬州。在路上几经磨难,63岁的鉴真身染重病,以致双目失明。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鉴真东渡日本的决心丝毫未动,仍为第六次的东渡作准备,后来终于获得了成功。
人为因素、自然条件都是造成挫折的原因。要想避免或减少挫折,必须在认真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选择和利用好的客观环境和条件避开不利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作用,充实、提高和增强自己的自身素质,这样才能在将来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卡耐基告诫人们,挫折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不是绝对避免挫折,而是要在挫折面前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
挫折乃至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挫折失败而失望,放弃追求。这时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应付遇到的意料之中或意想不到的挫折,但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聪明的做法应当是,审视自己所受的挫折甚至失败,使挫折成为成功的阶梯。爱迪生就曾说过,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马锦学戏的故事,说明了人们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怨天忧人,不要自甘沉沦,而要在检查自己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明朝末年,作为陪都的南京城十分繁华,仅曲班子就有好几十个,其中有两个最有名气:一个是兴化班,一个是华林班。
有一天,徽州帮大商人举行盛大宴会,遍请南京全城的贵客文人,并让兴化班和华林班唱对台戏助兴。兴化班在席东,华林班在席西,同时演出《鸣凤记》。开头,东、西两班乐器铿锵,歌声悠扬,不分上下。当演到相国严嵩时马锦演得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味道,而西台上扮演严嵩的人却演得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异常精明。于是,东席的观众纷纷面向西台,为西台喝采,有许多的人干脆把座位移到西台面前去了。过了一会儿,东台的兴化班还没有把这出戏唱完,便停锣息鼓,早早收场了。原来,马锦感到自己演技平平,没有再演下去。
他离开兴化班出来了。从此只剩下华林班在南京独享盛名。其实,马锦并不是逃避。他在遭受如此大的挫折以后,感到脸上无光,但对戏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立志要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他积极进取,决心把这口气争回来。他听说当时的宰相顾秉谦是和严嵩一样的人物,便跋涉千里,从南京跑到北京,托人介绍,给顾秉谦当上了仆人。马锦每天侍候顾秉谦,仔细观察他的行动举止,琢磨他说话的语气声调,一有机会,就暗暗地揣摩。就这样,他苦苦地下了三年功夫,把顾秉谦的风度举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琢磨熟了,以此为基础,他又演严嵩,结果演得非常成功,最后终于又与华林班对演,战而胜之,让兴化班独占了鳌头。
人们不论在各种比赛中,还是在升学求职上,不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在挫折面前采取积极的态度,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皇天不负有心人”。只有奋力拼搏,战胜挫折,才能获得成功。
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各种挫折,只有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吸取值得记取的教训,克服了困难,战胜挫折,才能获得成功。或许,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有些人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最终将一事无成。他的人生将成为一场悲剧,但是只要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就会自豪地说,在事业中,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的生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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