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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力中思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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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三：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有的同学说伊拉克很糟糕，朝鲜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说人家朝鲜好好的，过得很开心，你把民主强加给他，这对他们是一种残忍。我想就此请邓老师关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关系谈点看法。
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国打伊拉克，该不该这样做，方法对不对，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这些你都可以批评。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中西信仰观之辨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 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 我们信仰哪里去了？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 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 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然宗教高一层次。在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
在”。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中国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此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神设教；但是一直未能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儒学有一个重要概念———“气”；另外一个是“理”的概念。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与物质不分。“气”原本是物质的东西；但通过翻阅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凡是有“气”这个字眼或字词；大部分都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但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指空气、气体等实体。中国古代所说的“阴阳而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到了哲学领域又变成了精神性的概念。随着它变成精神性的概念之后；又与物质不分。我们讲气功；练气功的人就是要在气中体会出某种精神
境界；但这种境界不是凭思想可以想到的；要通过体会、觉悟才能达到。“气”从人的毛孔进入；又跟大自然的气相通。这股气在体内的任督二脉运行；运行到哪个地方；哪个部位都能指得出来。这完全是物质性的讲法。“理”的概念也是如此。理原本也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本来指玉石里的纹路、纹理；后来扩展为自然规律的意思；玉石中的纹理扩展为天理、天道、天的规律。这完全是物质的；但是；它跟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又有关系。因此；儒家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宗教；只能是介于自然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一个阶段。
在西方；比如古罗马的宗教；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随着罗马军团的开疆拓土；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成为了帝国的臣民；如埃及、不列颠、伊比里亚、日尔曼和叙利亚。这些地区固有的神灵崇拜开始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为了确保在这些地域统治的稳固性；罗马政府就将帝国各地的神灵全部搬进罗马；设一个万神殿；成为了一座集宗教信仰与政治象征于一身的不朽建筑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学说和古罗马宗教有个共同特点：它们的信仰与现实的利益考虑密不可分。儒家的士大夫们不可否认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拯救天底下的老百姓。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可以作出很大的牺牲。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确实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然而； 他们的使命在于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拯救老百姓的灵魂。古罗马的宗教虽然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是它的神灵是分属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所以其偶像崇拜依然带着强烈的现实印记；在很多时候反映的是民心所向。因此；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依然还是一种没有与物质彻底划分界限的精神追求。
我们在这里着重要讨论的真正信仰是指那些超越物质性的超验层面的信仰；如黑格尔讲的自由宗教；又称绝对宗教。他将基督教归属于自由宗教；这个说法马克思是认可的。马克思把基督教称之为作为宗教的宗教；这个层次应该比前两个层次更高一些。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把精神和物质彻底区分开。如《圣经》所说的； 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世俗国是属于恺撒的；是属于皇帝的国；由恺撒管；精神国是上帝的国；由精神来管。这与实用性的宗教完全不同。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纯粹精神性的内容；如灵魂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灵魂的概念是与物质概念分不开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灵魂的概念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它不是纯物质的概念；而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是精神和物质混淆不分的一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应该是把两者明确划分开。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划分不开的；因为不论是从科学角度讲；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信念讲；都是无法清晰划分的。然而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将精神和物质严格区分开来； 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基督教所采取的途径是把灵魂和世俗生活截然划分；认为人的肉体受之父母；但灵魂是上帝赋予的；属于上帝。这样一来；人就具有了一种相对封闭性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与世俗生活乃至与现实的人际关系都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内心的生活、内心的忏悔、内心的道德观、内心的自由意志以及内心的与上帝纯精神的交往等；这种内心世界是纯粹精神的。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与外界、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是黏附的。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仁义道德。“人者； 仁也”。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人就在关系之中；不存在封闭的内心世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隐私。中国人犯错误不是要惩罚他的错误；而是要惩罚他的心； 要“诛”掉他犯错误的责任、犯错误的心。这就是所谓的“诛心责任”。王阳明讲“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的传统政治依靠这种手段得以维持；人的心稳住了；礼法规范就稳住了。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总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如仁人志士的精神；也就是为天下人谋福祉；就像我们今天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种真正的信仰；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和自由水平；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创造力；使人能够超出动物式的生存。它是纯精神的；不因贫富、苦乐或世俗政权的更替而转移。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物质生产比较发达的时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道德水准却滑坡了。这说明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它是随着我们的世俗生活问题而转移的。世俗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信仰也就随之动摇。
基督教为什么能被称为自由宗教呢？ 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跨越时代、朝代、地域乃至种族、阶级、地位等诸多障碍。它能够使人过上一种脱俗的精神生活。但是这种精神生活和儒家的精神修炼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合为一体；自觉成为圣人；成为救世主了；就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了。基督教的不同之处除了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以外；还能给予人以反省的力量；承担痛苦的力量。这一点在新教中体现最明显。许多新教徒将生活的苦难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他们要战胜这种痛苦；要成就一番事业；来证明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教给人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支撑作用；而不仅仅起到安慰的作用。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建立在个人灵魂的独立性之上的。当然；这种独立性是对于他人的灵魂而言的；在上帝面前他没有独立性。所以；基督教也表现出某种奴性。但是在世俗生活中；它表现为一种个性；个性的独立性；就是个体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互不相干。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意识的宗教是建立在个体的独立意识之上。个体的独立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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