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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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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家里的手枪对着鞭炮射击，结果招来了警察。再比如，勃莱恩在“艾可德”杂货店工作，亚蒂安·琼斯曾在旁边的一家三明治店里打工，因为在路上遇见过几次，聊过几句，他便缠上了亚蒂安。到后来，亚蒂安一看见勃莱恩进三明治店就往柜台底下躲。
就是这样的一个“麻烦多于朋友（withmoretroublethanfriends）”的问题少年，被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警署，先是在曼斯菲尔德，后来又去过大草原。勃莱恩的父亲告诉专案组，谋杀案发生的晚上，勃莱恩一直在家里，但警察们不相信。因为在警署办公室，勃莱恩先对办案人员说他不认识亚蒂安，后来承认认识了，又不记得12月3日晚上他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勃莱恩说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也许他确实在半夜两点去接过亚蒂安，但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又说自己得了忧郁症，是因为看到别的男孩子都有了女朋友，唯独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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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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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莱恩的父亲拒绝让儿子做测谎试验，这又引起了警方更多的怀疑。麦克缪伦先生说，由于药物的作用——勃莱恩同时服用四种不同的抗压抑类药物——勃莱恩的神经十分脆弱，是那种只要见到警察，没事也会给吓出事来的主儿，所有无论他做没做过坏事，通过测谎仪的可能性极小。
办案人员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思维混乱而又自作多情的小伙子遇到一位漂亮姑娘后发生的故事。于是在12月14日晚上，两位丹尼斯警探找到了法官彼利·密尔施。他们要求逮捕勃莱恩·麦克缪伦的理由之一是，勃莱恩告诉办案人员，亚蒂安头部被头击伤，这在当时是一个警方不曾公开的事实。另一条理由是，办案人员问勃莱恩，如果他杀了人，将会把尸体扔在什么样的地方，勃莱恩描述的假想地点与真实的案发现场非常相似。
12月15日凌晨2点，密尔施法官签署了逮捕令。
几分钟后，六辆警车悄悄地包围了麦克缪伦家。那天晚上出动的是警方的特别行动部队，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配备了激光装置的全自动武器。
“鉴于勃莱恩对亚蒂安所实施的暴行，他被认为是一名危险的嫌疑犯。”警方发言人第二天对记者们解释说，“我们曾请教过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勃莱恩的个性特征基本符合这类案犯的行为方式，所以应尽快逮捕归案。因为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我们告诉行动组的成员不要敲门，否则他可能会狗急跳墙，伤人伤己。”
行动组在凌晨2点30分撞开了麦克缪伦家刚刚挂上圣诞花环的前门。勃莱恩那两天正患着流感，警察们只往他的肩头上扔了一件外套，勃莱恩便被戴上手铐，光着脚，穿着裤衩带走了。在去大草原警署的路上，小伙子呕吐了两次。
当曼斯菲尔德的市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也同样惊魂不定。现在，周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对情侣却仍然没有得到解脱。
那天半夜从杰·戈林的房间翻窗出来后，他们即开着黛安娜父亲的绿色马自达车去了扎摩拉家，顺便把戴文染了血的牛仔裤扔进路边的一只垃圾桶里。当他们把车泊进车库时，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见喷溅在车里的亚蒂安的鲜血。戴文赶紧捂着嘴跳了出去，黛安娜看得出来他脸色煞白。
“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戴文都不敢坐进那辆车里。那段记忆实在是太恐怖了。”黛安娜在向警方的交代中描述道，“所以那天晚上是我洗的车，趁着他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我让他进去躺下，因为他完全挺不住了，去卫生间吐了好几回。”黛安娜洗完车后回到屋里，“我把他挪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上，我们俩靠着炉火睡了一宿，一宿都在担心着警察会不会敲门进来拘捕我们。”
警察没有来。恰克·沙契处长后来谈到这桩案子时说：“我一直都对他们讲，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参与作案，那案子就肯定破了，因为总有一个孩子迟早会讲出来的。”
但在当时，警方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的，是本案的作案人和知情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除了戴文，另一名案犯黛安娜住在20英里开外的克罗利市，而且在案发之前从未见过被害人亚蒂安，也不曾接触过她的朋友们。曼斯菲尔德中学没有任何人知道戴文和亚蒂安的那段艳遇，戴文只告诉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他们又都住在柏尔逊市。
“所以，只要他们俩守口如瓶，这个案子对警方来讲，就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沙契处长说。
然而，戴文和黛安娜并不知道这一点。根据黛安娜的供词，“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吃不好饭，他也是。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状态，脸色永远苍白。我们俩每天都在想，也许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宽恕，更祈求还我们往昔的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罪恶感中。”
戴文遭遇的压力更大。如果亚蒂安之死在孩子们中间造成了一场地震，他便是处于震中地区。在曼斯菲尔德中学，“他们在大广播里宣布了这件事，我的同学们全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不论我走到哪儿，不论我朝哪个方向张望，都能看见孩子们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导致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觉煎熬。与之相比，空军官校的新兵训练简直就如同在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么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围的人们也察觉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变化。戴文在学校里“变得更寡言，总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几乎是自我封闭了。但大家都没有往别处想，以为他也是受到了惊吓，极度悲哀。不过他从没跟人谈起过”。一位同学回忆说。
亚蒂安的好朋友爱波儿·格罗曼在艺术课上画了一张亚蒂安的画像，她拿给戴文看。“画得不错，爱波儿。”戴文只说了一句。
当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用两只胳膊环绕着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亲戚说，“两个人仿佛互相包裹掩盖着对方。”
“只要有戴文在场，你简直就不可能单独和黛安娜说话。”另一位亲戚说，“圣诞节那天，她带了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对黛安娜说我们爱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过节的那一套。最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她在厨房里，刚讲了没两句，戴文就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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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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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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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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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戴文和黛安娜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的争吵，以至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拳头、动皮带、动刀子。他们因为共同拥有的肮脏秘密而不堪重负，相互叫骂，相互拳打脚踢，相互折磨。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和对方呆在一起，但却又谁也无法逃离对方。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起，戴文最近总跟她发脾气。”黛安娜的一位姨妈说，“但她马上又说：‘这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打算跟他结婚？她回答说她从不说谎。我不明白，她又解释道：‘我答应了要嫁给他就不能反悔。’”
“她给我们看她膝盖上的伤疤，说是他们俩打架时被戴文用刀子扎的。”黛安娜后来在海军官校的一位同学说，“她说还有一次，戴文把皮带绕在她的脖子上，扬言要勒死她。她说戴文的脖子上也有很深很深的指甲印，是被她掐的。”
到1996年6月，在走访了300多人次，查验了上百件物证之后，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为亚蒂安·琼斯凶杀案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所有的档案资料等物都被锁进了库房，只有丹尼斯·克莱被指定继续追踪此案。也就是说，如果有新的举报进来，就转给他。但什么也没进来。
比尔和琳达·琼斯夫妇不甘心，他们自己掏钱，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靠近大街的地方租下了一幅大型昭示牌：
重金征集
任何有关亚蒂安·琼斯命案的线索
电话：469…TIPS
Tips意即线索。琼斯夫妇选择了这个地点，是因为离曼斯菲尔德中学不远，又是不少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地。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戴文·格兰蒙就在这家温…狄克斯店里打工。
后来，市政府有关部门经开会讨论后，决定替琼斯夫妇出了这笔广告费。
6月，对于琼斯家人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月份。亚蒂安·琼斯的生日就在这个月的18号，如果亚蒂安还活着，应该满17岁了。
6月，又是学校开始放假的日子。亚蒂安的朋友们都在兴冲冲地策划暑期活动，或安排度假事宜。亚蒂安·琼斯似乎真的被人们遗忘了。
6月，也是12年级学生毕业的时候。不时有谁家的孩子被某所大学录取，或被授予某项奖学金的消息传来。当孩子们的成就一旦超出了这些远郊市镇的版图时，便会有当地报纸的记者找上门来。不日，消息就变为了印成铅字的报道。
戴文·格兰蒙被美国空军官校录取，这本来算不上是新闻的，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早就预料到了。但是后来又有经过证实的消息说，他还得到了被副总统奥·戈尔提名上西点军校的殊荣，人们的兴趣便被炒起来了。当朋友们拿着报纸找到他时，戴文只是浅浅一笑：“我不想当陆军。”
在美国，进三大军校都必须有高官保荐。举荐戴文和黛安娜的分别是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马丁·弗洛斯特和彼得·季任。这些高官们的手下通常会有几个人或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鉴定审查军校生候选人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参与各种学生团体活动和社区服务的记录，以及在毕业生中的总体排名等等。送往校方的推荐书最后由高官们亲笔签名。
黛安娜·扎摩拉因为左手在车祸中受伤而未能如愿以偿进入空军官校。那年海军官校的报名期限较晚，刚够她体质恢复后参加体育考试。戴文收到录取通知那天，黛安娜跟着格兰蒙全家到一家高级餐馆庆贺，临走时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开信箱，晚上回到家里就看见了海军官校的录取通知。她当即打电话告诉戴文的母亲，老太太高兴得连连“感谢上帝”。
第二天，就有《克罗利观察报》的记者打电话到克罗利中学。当时校长和记者都感觉奇怪，像黛安娜上海军官校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事前一点儿都不知道？通常孩子们做出了些许成绩，学校和家长就会通知报社，有时候孩子们自己也会给记者打电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黛安娜闭口不谈她的家庭，却三句话不离“戴文”。那位记者后来说：“给人印象好像没有戴文她就一事无成似的。”
真正的轰动是当人们听说这两名军校生是一对情侣。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分别为戴文和黛安娜举办的派对上，两位年轻人手挽着手，微笑着接受校报记者们的采访和老师同学们的祝贺，也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的目光。发表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校刊《曼斯菲尔德呐喊》上的文章说：“据悉，在美国空军官校收到的8736份入学申请中，只有1239人被录取。美国海军官校的这个比例更低，全美有9962名中学毕业生瞄准了安那坡里，但只有1212名幸运儿接到了通知。”
后来，空军官校的道格·麦科易中校告诉记者：“戴文·格兰蒙是我们2000届最优秀的新生之一，他的排名在5％以内。”也就是说，在全体新生中，戴文排在前60名之内。
很快，便有更高层的报社给格兰蒙家和扎摩拉家打电话约时间。《渥兹堡星报》记者罗珊娜·瑞兹刚好赶上两位军校生临行前在曼斯菲尔德的格兰蒙家中替戴文打点行装。戴文捧着一大摞小说、录影带和音乐磁带等对罗珊娜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收进储藏室里，因为“按照规定，你的箱子里只能装必需的换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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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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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娜问两位热恋中的情人如何熬过今后四年的分别，“戴文马上说，他们所有的寒暑假和春假都会在一起度过。”“黛安娜则说：‘还有电子邮件，那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昂贵的长途电话账单。’……黛安娜还说，一俟时机成熟，她将尽快转学到空军官校。”
6月28日，亚蒂安·琼斯生日后十天，罗珊娜·瑞兹的采访见报，题目是《一对情侣将携手行进于军鼓声中，而后行进于婚礼进行曲中》。整个故事写得就如同一篇现代童话。
两天后，戴文离开得克萨斯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又过了两天，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如罗珊娜在她的报道中所言：“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军鼓声中，迎接他们的是严峻得近乎残酷的暑期新兵训练——入学前的最后一场考试。到8月1日，美国空军官校淘汰掉了新生中的5％，戴文·格兰蒙与其余966名男生和204名女生一起，顺利地度过了四周的“炼狱季节”，成为该校1996级正式学员，并开始领取除学费和食宿费外，每月5804美元的预备军官津贴。但据学校有关方面透露，在扣除掉例行的理发、洗衣、教科书等费用后，学员们最后实际上剩不下多少零花钱。而且就是这笔钱，假如学生在三年级以前退学，必须全部如数归还。
与此同时，地处东海岸的安那坡里，黛安娜·扎摩拉和她的同学们还在早出晚归，摸爬滚打。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熄灯，中间也没有午休。美国海军官校的新兵训练为期六周，淘汰率高达10％。现在刚过了四周，已经有80多人被遣返还乡，或者用学员们自己的话说，“被枪毙”了。新兵训练的内容包括100小时的操练、射击、航海、野外训练等，以及在和长官说话时，每句话都必须以“先生”或“女士”结尾。比如长官若是问起黛安娜的家乡在哪里，她的回答应该是：“得克萨斯州克罗利市，先生。”事实上，长官们经常考问的是同一团队中其他学员的家乡，这也是他们的训练项目之一：熟记同团队中所有其他学员的姓、名及其家乡的州名和城市名。此外，还要背下厚达100多页的海军官校历史、现状、各种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等，特别是，学员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忠诚条例。美国海军官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39届总统吉米·鄂尔·卡特。
黛安娜非常努力，她不想“被枪毙”掉。令她无法忍受的不是体力上的筋疲力尽，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空虚和折磨。现在她总算明白了，《沃斯堡星报》的罗珊娜·瑞兹为什么问了那么多关于她和戴文将如何面对四年分别的问题。这位18岁的少女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别离的痛苦，而且又是和自己的未婚夫，又是在那样的热恋之中。
新兵训练期间一切从严，黛安娜和远在科罗拉多的戴文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电子邮件。无论多累多困，黛安娜几乎每天都要给她的未婚夫发邮件，当然也要求戴文同例行事。只要戴文没有及时回复，黛安娜就开始胡思乱想，变得焦躁不安。虽然她有坚强的毅力克服训练中的种种艰难，却摆脱不了相思所带来的孤寂、猜忌，甚至绝望。这时候，同期的学员们已彼此熟悉，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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