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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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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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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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插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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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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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交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做爱时，将手枪插入了她的阴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高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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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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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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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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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