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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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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左右，德国的急救人员和警方人员相继到达，他们例行公事地查看了尸体和现场。法医用针筒抽出一大管脊髓，说他们想搞清楚丽诗是不是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艾梅贝丝记得丽诗的头发上全是血，当尸体翻过来时，她看见左眼上方有一道伤口。雪萝儿则记得一位德国警察嘀咕了一句，大意是说，如果是跌下楼梯，为什么没有顺着楼梯淌下来的血迹。
迈克·彼得逊忙着给美军的各个部门打电话（没有人知道电话是什么时候接通的），只有帕迪霞独自坐在厨房里发愣，对身边发生着的一切不闻不问。临近中午时，基地司令部派来了特派员司狄文·莱昂，他说他的任务只是协助德国方面的调查，并将结果呈报给美军司令部。
但德国方面对美军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警察们说，他们来这里执行公务只是因为尸体摆在了德国的地盘上。既然死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司狄文·莱昂又是美国官方的代表，他们正好可以就此办理尸体移交手续。
等到下午，美军司令部同意搬动尸体后，邻居们开始清扫现场。大家一边干一边讨论种种可能的死因。迈克·彼得逊又说：“她有脑血栓，所以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她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
芭芭拉马上说：“我不信。”
别的邻居们也不信。他们都是丽诗·拉特利的好朋友，他们谁也没有听说过丽诗得了什么“脑动脉瘤”或“脑血栓”。不错，丽诗患有范·威勒布兰症，一种常见的血液病，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25％，其基本症状为过量出血或自发性出血，如牙龈出血或鼻出血等，以及易发性和持久性的青紫斑，在女性中则多表现为经血过多和行经期过长。但这和头晕或“脑动脉瘤”或“脑血栓”根本就是两码事。
雪萝儿·苏马切记得他们干了整整一天，直干到几个大男人都叫累了，才勉强将血迹擦拭干净。雪萝儿还记得墙上有几处血迹的位置特高，她将近17米的个儿，也要伸直了手才能够得着。
迈克·彼得逊也一直留在现场，不过他没有参加清扫，他一直在打电话。那天下午5点，他打电话给丽诗·拉特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布莱尔，当时美国的罗得岛州是同日上午11点。迈克告诉玛格丽特，丽诗出了点事，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玛格丽特当下心里一惊，忙问：“她死得很惨吗？尸体看上去怎么样？”迈克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带过：“还好，只在她的耳朵后面有一点儿血。”
玛格丽特·布莱尔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1985年11月25日，因为正好10年前的同一天，1975年11月25日，她们的父亲哈洛德·摩克先生去世。
第二天，雪萝儿和汤姆·苏马切夫妇将玛格丽特和玛莎接到他们家，让小姐儿俩跟着他们一起过了感恩节假期，因为芭芭拉·奥霍拉还没从震惊中恢复，无法照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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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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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诗·拉特利的尸体被送到法兰克福的美军第97医院，那里负责验尸的只有四名病理学家，而且无一接受过法医学方面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验尸官”，而不是法医。比如在丽诗·拉特利验尸报告上签名的拉瑞·巴恩斯博士，此前只验过四具尸体，全都是车祸中的死者。巴恩斯博士从没接触过枪伤、刀伤或打击性创伤，也没有专门的法医学设备和手段。不过在他的报告中，巴恩斯博士指出了丽诗尸体上的一处重大异常——脑腔内约100毫升的淤血。这位病理学家最后认定，丽诗·拉特利的死因是跌下楼梯，以及因范·威勒布兰症引起的流血过量和流血不止。
丽诗·拉特利和帕迪霞·彼得逊的共同好友佩特·芬当时已经随丈夫约瑟夫搬到了柏林。听到噩耗后，佩特打了一圈电话向法兰克福的熟人们打听，并将众人的看法和怀疑反映给美军驻德国军事警察总部的犯罪调查处，称迈克·彼得逊可能涉嫌丽诗·拉特利之死。但军警方面始终没有派人进行调查。佩特·芬曾和朋友们说起，她有一个感觉，好像官方对待这起人命案的态度如同对待一宗丑闻，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久，即有莱因·梅空军基地小学的学生们回家对父母说，他们的老师拉特利夫人因患忧郁症而自杀身亡。
但是，谁会用滚下楼梯的方法自杀？
一周后，迈克·彼得逊出面护送丽诗·拉特利的遗体回美国，安葬在得克萨斯州的赛德维拉公墓、她的丈夫乔治·拉特利身边。迈克没有忘记带上丽诗的遗嘱，并到乔治老家所在的马塔戈达地区法院交验存档。从此，彼得逊夫妇便成了拉特利姐妹的法定监护人，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庭估价为44万美元的丽诗·拉特利遗产，以及每月来自美国政府的军人遗孤津贴。
多年后，当法庭对丽诗·拉特利遗产的估价单公之于众后，拉特利夫妇的老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列丽诗的宝马牌轿车、一幅价值两万美元的挂毯，以及包括一只法国花瓶、数件波兰18世纪瓷器和若干阿富汗地毯在内的欧亚各国古董。特别是，丽诗在丈夫去世后领取的那一大笔人寿保险不知去向。丽诗曾跟不少人说过，这笔钱是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一分一毫也不会动用。
2003年4月14日，经过一年多与各国各方面的交涉，杜尔罕警署的亚特·霍兰中尉终于得以率员飞赴得克萨斯州，在赛德维拉公墓掘坟取棺。丽诗·拉特利的灵柩被用一大幅塑料布包裹，装进一辆蓝色雪佛兰面包车，于次日下午抵达位于查博希尔市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医实验室。这次的验尸由州警署的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和市警署的黛波拉·腊迪希博士联手进行。被告方亦派了他们聘请的私人侦探罗纳德·顾尔热特和著名法医韦尔那·斯拜兹到场观看。
两层密封的棺木中，丽诗的遗体保存完好。虽然皮肤已开始发黑变硬，但法医们仍然不仅能观察到死者身体上的大小伤口，而且能辨认出数处青肿。比如左手背和左手腕的两块青紫斑，嘴唇上的一小块青肿和上牙龈一处撕裂伤，还有左眼下方的青肿，以及雪萝儿·苏马切注意到的左眼上方的伤口。
在1985年验尸时，死者头部的致命伤口均已经过处理，或胶合，或缝合，并且都涂抹了防腐油。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在丽诗·拉特利的头上看到了一共七道伤口，不单在数量上和卡瑟琳·彼得逊的完全一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伤口的位置，全都集中在头顶和后脑，简直就是卡瑟琳验尸结果的重现。
4月16日下午验尸完毕，亚特·霍兰中尉马上打电话到罗得岛州。他对玛格丽特·布莱尔说：“你姐姐的死因不是跌下楼梯。”
被告方随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不予公布丽诗·拉特利的验尸结果，不予允许公诉方将丽诗·拉特利之死作为证据引入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
5月中旬，当双方律师已经开始在法庭上挑选陪审团成员时，公诉方的两位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德文·萨科斯和亚特·霍兰中尉一起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走访了可能为本案出庭的各位证人。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于8月下旬，本案庭审期间，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现在，这些证人们一一走上证人席：雪萝儿·苏马切、汤姆·苏马切、芭芭拉·奥霍拉、艾梅贝丝·勃尔能，以及拉特利家房子现在的房主，他还代为正在住院的邻居柯伦·汉姆宣读了证词。
出庭作证的还有丽诗和乔治·拉特利夫妇的家人们。长期以来，两家亲戚中的不少人一直想领养拉特利姐妹，但迈克·彼得逊不答应。有一次，玛格丽特·布莱尔质问迈克：“你既然坚持把她们留在身边，为什么又不正式领养她们？”
迈克·彼得逊直言不讳地回答：“如果办理了领养手续，政府就会停止发放军人遗孤津贴。”
2003年9月5日，星期五，在传唤了51名证人后，公诉方听证结束。
为被告方出庭的证人差不多都是些他们高价聘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他们的医学专家证明，卡瑟琳·彼得逊和丽诗·拉特利头上的伤口与跌下楼梯的情形相吻合。他甚至认为，前后相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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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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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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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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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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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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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爱夫妻们相互许下了这样的诺言。……迈克说，他与卡瑟琳是恩爱夫妻。他的律师也这么说，就在昨天。但是，他尊重她了吗？他保护她了吗？他摈弃一切了吗？他奉卡瑟琳为他的唯一了吗？你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不错，对这里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
弗蕾达·勃莱克重新追述了案发之后的所有细节。急救人员们一到达现场，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多的血”。而后，警察们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迈克·彼得逊不肯回答他们的问题，泰德·彼得逊不肯听从他们的指示，本杰明·梅钠德醉成一摊烂泥……而且还有，“彼得逊家三只随处乱窜的狗，彼得逊家1万平方英尺的大宅子，当然，最重要的，楼梯底下彼得逊夫人的尸体。这里，警察们又遇到了麻烦：彼得逊夫人明摆着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但根据迈克·彼得逊的911电话，她才刚刚咽气。这，便是警方在本案一开头所面对的现实。”
弗蕾达·勃莱克说，被告方一味地指责警方污染了现场，变动了现场，但真正的“污染”和“变动”并不是发生在急救人员和警方到达之后，而是之前。可以肯定，在此之前，迈克·彼得逊脱掉了他染血的鞋和袜子，挪动过卡瑟琳的尸体，试图擦拭过墙上的血迹，并试图洗手，“还有，凶器。是那支拨火棍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警方到达之前‘处理’了凶器。”
“然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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