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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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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
性层面：千年心颤抖
《性文化心理透视》前言
自从人类揖别猿类，是否还留了一条“猿的尾巴”——性交配？性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无论是宏论滔滔的思想家还是下笔如神的文人墨客，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猥琐庸辈，只要提及人尚有“动物的本能”时，都毫无例外地是指——性。
医学对人体各个器官以至于神经系统、精神因素等等所做的生理解剖分析，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人会因大夫或医学家把人还原为动物（或者生物）而羞愤。因为谁都知道，在任何与人相关的领域里，人毕竟是人！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于生老病死，都“人类化”了，文化化了。悠久而厚重的文明史把吃喝都修饰和浓妆淡抹为“人的行为”——而绝非动物的行为。可是，当人们那或矫健或蹒跚的步伐、或灵巧或笨拙的双手、或苗条或肥胖的身躯、或炯炯或呆滞的眼神、或生动或缺憾的容貌……尤其是大脑或心灵纷纷从人类孩提时代即开始千变万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殖部位却似乎始终是“猴子的屁股”。
性行为则更像是一个“黑洞”，一切丰富多彩也好、博大精深也罢，都要在“黑洞”面前戛然而止。也许“文明”会转借着“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之类的似贬似咒的“命题”，甚或有幸凭借从“爱情”那里窃来微光渗透到“黑洞”之中，然而毕竟黯然失色许多。
于是，性，是人伦道德遇上则驻步不前的雷池，也成为许多人的人生折戟沉沙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是两种倾向严重阻挠着人们的性爱生活：一是禁锢与压抑，以种种变形变相的观念渗透蔓延；一是“性开化”“性解放”似乎像失去方向和堤岸的潮浪，喧嚣泛滥。
然而，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力，相对于经济和利益，相对于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其变化发展总是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难以与时俱进。人们告别了单一、僵化的思想认同和行为模式的价值依据，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多元复杂，这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应当说是进步。但代价沉重！现代社会、市抄济等等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心态模式的参照系，而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梦魇也继续缠绕，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忧郁、焦虑、烦躁、压抑等等感觉层面的心态，以及伴随的困惑、迷失、烦乱、空虚等认知层面的心态，尽管有种种社会因素，但大都折射着性爱层面的心理颤动。无疑，性心理，或者说性文化心理，既是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敏感部位，也是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意识层面上，自我意识最难形成自觉、实现调控的部位。
从欲望到意识，从观念到行为，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内到婚外，从荧屏到网络……性爱问题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内心潜流。更多的社会“流行色”，以种种方式演绎着色情冲出闸门的肆无忌惮，而“性自由”和“性解放”那美丽的旗帜总是像艳舞表演门前的幡子一样飘扬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人们走向械时必经的“风景走廊”。
欲望可以被称为需求，但需求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多元混杂的。单纯的生理需求在支配人的行为方面，其考察意义已被大大地淡化，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屡受质疑或被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考察人们的心理动力——需求，则无论如何无法排除文化的制约。以往，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忽视，那是严厉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如今，当心理学地位提高、心理分析引人注目的时候，文化透视又在心理学界显得贫弱。其实，从心理动力到心理过程，再到心理特征和心智模式，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而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人在大学执教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如果离开文化，尤其是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视角，是很难将心理学课程讲到位的，也是很难在课堂回答问题和心理咨询当中体现针对性的。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应当说，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一级热点”，因为深感直接针对“一级热点”的展开度有限；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二级热点”。其中一些内容，我曾经在中国博客等网站上登出，从点击、跟帖、转载的情况看，“二级热点”的定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本人曾经兼职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图书编辑与策划，感觉到网络或报刊媒体的“二级热点”，往往在图书出版物的意义上就是“一级热点”。
本书不是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在语言风格上略有差异。从“文体”的角度看，也比较难以归类，有的章节像杂文或随笔，有的像报告文学，但仅仅是“像”而已，因为理性的论述还都占有一定的分量。自己在授课、交流、咨询、调查工作中感到心理问题要讲得不那么刻板枯燥，需要在语言风格上追求生动和风趣。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事例，有些是在自己掌握的“素材”上进行了一定“文学加工”后的描述，但这绝不是文学虚构。即使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心理咨询的场合，讲到一些事例，也会因种种原因进行某种“加工”，但又不失其生活来源的真实和典型意义。以上的原因不仅让我对书中的许多章节难以“归类”，对这本著述也很难归类，不知属于文学、论著还是“评论文集”“生活指导书”，或许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就让读者“定位”吧。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1）
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骚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淫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淫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淫”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淫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淫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性交易、钱性交易、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淫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淫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淫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撒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淫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Ｑ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2）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奸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淫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淫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淫”，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淫”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淫”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淫之顶端、淫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1）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着，秦国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量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不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贵千金，独不可使妄少有利焉？”
宣太后在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严肃、郑重的场合，公开用描述性交姿势的例子来阐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观点，这在后人看来，难免大惊失色。但这件事，恰恰说明了战国时期男欢女爱并不是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丢人的事，更谈不上淫秽、下流。
《易经》的《序卦》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措）。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的整体性思维，虽然很不精确，却和西方进化论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的《系辞》中更有一段文字：
天地洇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甚至把男女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之上了，也就是说，男女的“构精”，导致了万物的“化生”。
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人们都能了解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对男女和“性”的观念还是很开明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有种种禁忌和压抑，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种进化，必然会体现在繁衍的进化变异上。因此，从猿变人，性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劳动，在使人类祖先逐步脱离大自然的束缚时，在使人类祖先逐步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群时，必需要在人类自身繁衍——两性行为这一极为重要的部位发生作用。也只有在这一部位的变异，才能使直立行走、择地而栖、使用工具……进化变异的成果得以固化和延伸。
的确有人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在挣脱大自然束缚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拘囿于四季变换所制约的发情期。
性行为的“人性化”，表现了人类祖先最早对自然的反叛性，表现了作为人的性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配。这种最初的“随心所欲”，和征服自然的其他努力一样，为其后人的观念形态的心理结构作出了铺垫。
男性与女性的交媾，是生命活力、自身繁衍之源。这种早期意识，使人类祖先充分发挥自己业已开掘出来的主观能力去追求性行为，使性行为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而充满“人性”。
这种初期意识，当然地孕育出性观念上的原始的主动意识、开放意识，并在后来演绎为生殖崇拜。
古印度民间有祭祀加兰女郎的习俗，祭祀对一位裸体女郎的生殖器顶礼膜拜，祭司则亲吻她的阴部，祭品也必须接触其生殖器后才能分享受用，人们认为这样才能祛病避邪。
在非洲、美洲的某些原始部落，舞蹈就是表现性交行为的。人们用狂热而有节奏的舞步扭动身躯来模仿性交姿势，既不感到羞涩，也谈不上什么淫荡，反而是人们喜庆和祈祷的最到位的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并美化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希腊人崇拜的神中，爱神阿佛狄忒是一位被美化的神，她是美和性的化身，在诸神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活内容，就与吃饭、游戏、运动一样，而且是轻松愉快、给人带来肉体、精神享受的活动方式。著名的古希腊改革家梭伦在被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是创办了城邦妓院，政府可以经营妓院或对妓院征税。他认为让人有地方发泄性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混乱。况且，只要不触犯私有制，性欲和堕落、情妇、野蛮、下流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作品中曾经这样感慨：“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而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两性关系的内容俯拾皆是。甚至特洛伊木马的产生、特洛伊王国的覆灭，也是为了美丽的女子——海伦。
古罗马人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关系到肉体快乐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是贞节和崇高的象征。
古罗马的保护神就是维斯太女神，他们认为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性欲。同时，古罗马人相当重视避孕，有许多医生专门研究这一技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罗马人的性活动已走出了生育繁衍的目的，而重视性活动的愉悦效果。
禁欲最严的中国也有欢喜佛，就是表现性交姿势的佛像。而欢喜佛的意义，就在于以性交而教化恶性、调和善恶，并且还包括鼓励生育的意思。
由此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具备谈性色变的特性，而这里，是性观念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活动是神圣、美好、愉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
⊥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2）
陈灵公与孔子宁、仪行父共有一个叫夏姬的情妇，大家不但互不避讳，而且在议政大厅上把夏姬的内衣拿出来互相炫耀、大开玩笑。
在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宫里妃子如云，淫声不断，官僚封臣、大富大贵者妻妾成群，则是以女性低下、卑贱的观念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范为特色的。史书从来不记述社会下层生活，帝王将相是主角，而同时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在性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最初的“淫荡”，似乎是一种自然而原始的“升级”，尚无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而严密的伦理规范为其注入“罪恶”、“无耻”的色彩。
男欢女爱在人类刚刚和猿揖别的时代是大胆的和了无牵挂的，甚至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时，性也并不是洪水猛兽。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伊甸园中的夏娃“懂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为自己添置一件衣服。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产生必须以性的禁忌为代价。”于是，“性善”与“性恶”之间的“性沟”，开始凿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沟”。同时，又表现为性观念和性本能两者之间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性沟”。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从而招来更强的压抑。规范的内容不仅有了重大的、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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