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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啊孩子-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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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姐姐出嫁后，在一家石场打石，整天劳动比你更累，但是，我现在吃的、住的，一定比你差。你这次重回深圳，是在母亲卧病在床、借钱无门的时候试探着打电话问大姨，大姨给予的特别关照。正是因为阿姨、姨丈破例提前给你钱，母亲才有钱继续治病。你在阿姨家打工，一定要改掉以前在大姨家打工时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厚道，要对得起阿姨、姨丈，努力帮阿姨把生意做好。只有你答应姐姐的要求并做到了，做好了，姐姐才能安心……”
方延平看了姐姐的信，也在思考着。
一天下午，夏天与韩小妞聊了一次电话，得知王显耀被总行重新安排了工作，到了宝安路支行当了一名高级经理。按照市民银行改革后的管理体制，高级经理是既有别于行政职务，而又不同于经济师之类业务职称的行内自定的业务系列职务，其工资等级相当于支行副行长。也就是说，王显耀复出后是被降级、降职使用的。
夏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在老领导不得志之时，打个电话问问安也是人之常情。这天晚上，夏天把电话打到了王显耀的家里。两个老同事，在一番寒暄之后，聊到了王显耀新的工作岗位。
王显耀在电话里说：“你还别说了，这个只领钱不管事的‘高级经理’，还是我反复向总行要求工作才让我干的。我在这个支行上班几个月，也是看了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责任，但是，看到他们要收回一万元旧贷款回来，也比登天还难。看到他们当行长的难过日子，我的心里也难受，好像比当初我们俩在湖贝支行搞‘两清’时更辛苦。”
夏天说：“当初，我与你配合，相互补位。你是知人善任，我是任劳任怨，确实做好了湖贝支行清收旧贷款的奠基性的工作，工作进展和节奏都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胡辉来后，我还有信心再完成个上亿元的清收实绩回来。谁知道，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之下，这种设想变成了空想、梦想乃至幻想。”
王显耀说：“胡辉这小子是不行的，根本是新官不理旧帐的做法。试想，市民银行丢了旧帐，还是市民银行吗？况且，他一控制住局面就参与洗黑钱，完全是唯利是图，想着自己怎么发财。现在正被监察局立案查处。总行任用他后出的问题，也说明了申一枫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夏天说：“现在的湖贝支行就像刘备死后的蜀国乱局一样，辜负了当初我们的一片苦心。这帮人跟刘备那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可以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真的是气死人。这情景，就像温庭筠在《过五丈原》诗中说的一样。”
夏天接着在电话里吟出两句：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这时，王显耀关切地问道：“听说你开了一个饭店？”
夏天说：“当初，与几个同事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开饭馆也是考虑的范围之一。为什么呢？俗话说：不熟不做。我这个人除了您已经知道的本事外，还有两个专长都与我当过人秘股长有关：一个是会做菜，我不吹牛，广东省的一个现任副省长都吃过我做的菜，您信不？另一个是对养花种草有点基础。后来，我选择了与养花种草有关的行当——开了一个花店，当了一个卖花汉子。哈哈哈！”
王显耀酸楚地说：“可惜我这个高级经理也是走走看看的官，没有权，不然，我俩可以重新来过。”
夏天说：“当初，我没有把人事档案调走，本指望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看来，我是剃头推子一头热，空留期盼。”
王显耀安慰说：“老夏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养生糊口对你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吧，我们以后保持联系？”
夏天说：“好的，谢谢您啊！我们相处了四、五年，对王行长您的人品有很深的印象。你也要多保重。”
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夏天为了向党组织交纳党费重返市民银行湖贝支行。而此时，湖贝支行已搬入新址办公：营业部在一栋高层建筑的一楼租了近100平方米的铺面，而其他办个室则设在该栋高层建筑十余层。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节约租房费用。
夏天来到办公室，在诺大的信贷办公室周围列着行长室、副行长室、办公室、机要室，在信贷办公室坐着的只有李国兰一个老部下和原来的机要员韩小妞。夏天跟与原来工作时一样热情的韩小妞打过招呼，把眼睛移向李国兰时，李国兰低下头，避开夏天的眼神。夏天看在眼里，便不理她，转而问韩小妞道：“最近一年可好？”
韩小妞大方地说：“没有什么好不好，我不在办公室了，在信贷部搞营销，存款任务难完成哪！夏经理，你关系多要帮帮我。”
夏天问：“怎么不见去年的那些人呢？都走了？”
韩小妞说：“当初你一走，高尚就调回总行去了。汪洋下到营业部被降了工资，申平和小刘等三个随存款大户来的，已经到了水贝支行，这里没有多少个是你认识的人了。存款也走得差不多了。哎，你今天来干啥？”
夏天说：“我今天来交党费，顺便想调档案，还想请你帮忙办一下呢！”
韩小妞说：“谢统办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看看胡行长能不能帮忙办理一下，省得你走来走去。”她说完，敲开胡辉办公室的门，进去了。不一会儿，胡辉随韩小妞走出办公室，来到信贷部大厅。
夏天看这时的胡辉，一身没有熨好的西装挂在身上，头发也显得松乱，尽显邋遢。两个脸蛋的赘肉泛着红中带黑的颜色，好像从两颧挂着松弛下来，凸显这小子酒色过度而又心事重重的焦虑心态，完全不是去年述职时春风得意的派头了。
当胡辉的眼睛有点善意地与夏天对视时，夏天不卑亢地与他打招呼：“胡行长，我今天来是想把我今年的党费交了，谢统办不在，你帮我代收一下？”
胡辉说：“对，谢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帮你代收一下吧，他回来后我转交给他。”
这样，胡辉代收了夏天交来的党费，并在党员手册上签上了胡辉的大名。
夏天重新走出信贷大厅，交办韩小妞在谢统办回来后，帮助自己办理档案调动手续并到总行把档案调出，韩小妞愉快答应。
正当夏天交办完相关事项，准备离开的时候，副行长室的门开了，陈作业好像知道夏天的到来，脸带笑容，对夏天说：“老夏来了？老朋友来了！”
夏天说：“是，过来交党费。”
陈作业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到我办公室坐。”
夏天稍显矜持地跟在陈作业后面，到了他的办公室。坐下后，陈作业问道：“怎么样，出去以后还好吧？”
夏天平静地说：“还行。你呢？我看那么多熟悉的都走了，过得还顺吧？”
陈作业说：“有什么顺不顺，不让我管，我就少管。偷懒谁不会？我也是今年要走的了。你现在在什么单位？”
夏天没有正面回答陈作业的话，而是说：“我委托韩小妞帮我办理档案调动手续，那里有档案接收函。”说完后，又问了一句：“怎么样，胡辉的手段和心计有认识了吧？”
陈作业灰心地说：“管他呢！我也就呆到年底，说不好还呆不到年底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让他去动心思吧！”
在与陈作业的交谈中，夏天总是感觉他在颇有心计地提防着自己什么。夏天想：“陈作业与王行长相比，不愿意用心交友，为人处事比王行长差远了。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聊无益。还是到我的老部下关广军那里去聊吧！”
于是，夏天起身与陈作业道别，到了电梯间后，按了十五楼的楼层，来到广东发展银行一个支行的办公室。在这里，与他曾经的老同事关广军、刘小强、张青松聊了个痛快。
十天以后，夏天打电话给韩小妞，问她帮忙办理的调档手续办妥没有？韩小妞回答说：“不好意思，夏经理，我有心给你办，但是，谢统办跟行长商量后说：‘他还有事商量，叫他打电话给我。’看来，要你亲自跟他联系才能办妥。”
夏天说：“他说了什么理由吗？”
韩小妞说：“这个倒是没有，不过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夏天说：“抓着我的档案就可以让市民银行出效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谢统办也是，有事情要主动找我，还要我打电话给他？胡闹！档案不调了，就在市民银行放着！让他们给我保管。”
原来，夏天在1999年底写给总行领导的信，曾在总行副行级以上干部中传阅。当时，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以申一枫、黄鹿为代表的意见：冷处理，看胡辉的作为。如果身为支行长的胡辉能把湖贝支行的一片天都撑起来，一个夏天的去留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种是沈荣这种正直的纪检监察干部出身的人，眼里不能揉沙子，当听到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被人整得丢了饭碗，还不让人再找碗饭吃的时候，一种北方汉子的刚直情怀跃然纸上，那真是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愤然提笔批示，让夏天顺利调出。
而看过此信的另一批副行长们，虽然深知几年来夏天在湖贝支行协助王显耀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奈何不是自己当家，少管为妙。这就像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约定俗成的客家山歌唱的那样：
矮膣嫲——
钥匙在门脚下；
奈何不是姑子当家，
要是姑子当家，
你快过来喝茶！
因此，他们虽然看了夏天的信，但一个个噤声不得，生怕自己沾上是非。
但是，随着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出了问题，总行业务工作的重担更多的落在了沈意民副行长肩上；尤其在他主管的“三清”工作方面，每当他看到湖贝支行的“两清”（湖贝支行的拆借已经清完，所以比别的行少了一清）工作毫无起色时，他更多的是想起了王显耀当行长的时候，也想到了罗文虎跟他提起过的夏天的事。他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把一些有作为的人轰走，是造成市民银行清收工作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一些支行的领导班子更替以后，不能善待他们呢？”
这种风吹多了以后，胡辉看到自己江郎才尽的境地，便不愿转出夏天的人事档案了。
而夏天则始终没有主动与湖贝支行的谢统办通电话。
半年之后，工作不顺心的韩小妞也托人找门子离开了湖贝支行，调到田贝支行继续当她的银行信贷营销员。
2002年4月上旬，夏天再一次来到湖贝支行交纳当年的党费。
这时的湖贝支行领导班子，除了胡辉仍然当他的行长外，陈作业终于被调走，来顶替他的是原来在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总经理助理陈山石。
陈山石是在胡辉名誉扫地要求离开市民银行而总行的头儿不肯放他走，由此他便无心做事，又把经营业绩差的原因一个劲地归咎于旧贷款多，导致支行经营积重难返的时候，总行作为加强支行班子建设而被派往湖贝支行的。他的到来，大有重新开拓旧贷款清收局面的势头。但是，他在总行务虚的环境下呆了几年，讲的不可谓不多，但做出的有成效的工作却很少。通常讲到旧贷清收，他总是离不开派人审计、申报诈骗、申请企业破产这三板斧，就服务社的老贷款户而言，贷款时间差不多近十年了，不想还贷款的企业，不少早就关门歇业、溜之大吉了，你却来个申请破产、派人审计，真有点画蛇添足之嫌！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却说这天夏天来到湖贝支行信贷办公大厅，只看见李国兰一人，夏天与她打过招呼，直接往谢统办的办公室走去，向谢统办说明来意，谢统办说：“时间过了那么久了，过期了。”
夏天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交了一年党费，胡辉直接经办的，怎么说过期了？我心中想到党组织，找上门来交党费，是热爱党的表现。”
谢统办说：“我问问胡行长。”说完，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便往胡辉办公室走去。
这时，夏天与李国兰聊起近一年的事情，“硕果仅存”的李国兰也是颇有伤感，但不敢多说。两个眼圈似有些许红润。
夏天看在眼里，在脑海里搜索一阵，一对名句终于套在了这位胡辉当政后“硕果仅存”的旧部李小姐头上。
看官要是觉得好奇，问是哪两句？只听得夏天喉咙里叽哩咕噜得紧要，那秦观《春日》中的两句便夺腔而出：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这时，谢统办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从行长室走了出来，夏天迎上前去，问道：“怎么样？”
谢统办说：“我帮你代收吧！省得你多跑一趟。”
夏天办完手续，谢统办也没有再提人事档案的事。夏天走到信贷办公厅，与李国兰挥了一下手，来到电梯间。
在等电梯下楼的当儿，夏天心里感慨地吟道：
独上高楼思渺然，人流如水水流连。
侪辈同僚今安在？车马冷落忆前年。
第三部 177心存歹毒呈报诈骗，夏天举证沉着申辩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故事还得说回2002年春节前后。
话说原拟见异思迁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写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后，确实又踏踏实实工作了几个月，业务水平也精进不少。虽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并从衣柜里选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给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师节，方延平在送几束花到市卫生幼儿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文精进的湖南老乡；这位同样是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年书的小伙子，长有一副善于说话的嘴巴和一个让人羡慕的身段，见到方延平后，也就那么甜甜的几句话，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后来，在电话中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谈不休，比亲爹还亲的朋友。当然，方延平不愿意跟夏天夫妇讲的话，都愿意跟文精进讲。当她向文精进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换一个当文员的单位工作时，文精进好像无所不能，答应尽快给她挪窝。直说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让他咬上一口。
这事说归说，等到过了2002年春节还没有什么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进只有嘴上功夫，光说不练，中看不中用。文精进则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两个月，保证给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开门，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她接了电话知道是文精进打来的，忙用湖南话对答着。过了一会儿，她用异常兴奋的声调说：“谢谢您啊！真的很感谢！”
而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的当天向樊婷要求预付工资给母亲治病的日子，后来，每个月就以这天给她发工资。
上午十点钟，樊婷将当月工资悉数发给方延平，她收妥工资后，向樊婷提出辞工，明天就要离开。
樊婷卒不及防，问道：“是不是做得不开心？”
方延平说：“不是。”
樊婷又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方延平说：“我都长那么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樊婷又问：“你是找好了单位，还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纠缠不过，说道：“我的一个老乡帮我在浙江温州找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的文员工作，先搞驻店推销。我明天就走。”
樊婷说：“你要离开我这里，事先跟你家里联系了吗？”
方延平说：“还没有。”
樊婷说：“你也是大姨介绍给我的，一般来讲，你不做了，要提前一个月告诉，让我们好找人接替，这样才比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说呢？”
方延平执意要离开深圳到温州发展，一定要明天离开。
夏天夫妇无奈，总结出一个教训：跟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们的东西，否则，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后来，夏天翻开《深圳特区报》，一条像火柴盒大小的广告映入眼帘：“桂钟家政帮你忙，康泰楼上好商量。电话：0755－24×××××。”
夏天说：“康泰城离我们近，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连早餐也不愿意吃，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夏家赶往温州。几天后，令她特别失望的是：她这个名叫文精进的老乡是把她送进了温州的一家有点规模的发廊，所谓化妆品住店推销员，其实就是住在发廊的洗头妹。她到了温州才知道，当洗头妹的规矩与深圳并没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计算提成的，与她在深圳当店员，旱涝保收完全是两码事。
她在温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个电话到花店，发现已经有人顶上了，心里不痛快，还在电话里挑唆了几句。半个月后，这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方小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当她的农民去了。
却说樊婷夫妇在方延平离开的当天上午来到位于南国大厦的桂钟家政公司，了解到这是一家广西钟山县到深圳设点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人是清一色广西本地人。她们来到深圳后，一般会组织简单的培训，并安排到人才中心参观，目的是让她们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对他们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兴趣，与樊婷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请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们的业务员梁小姐说：“我是开店要请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龄相对比较小的，给我物色几个让我们挑选一下。”
梁小姐说了一句：“好的。”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叫她们到前面来，接受东主挑选。
夏天看了走上前来的几人：一个把手指甲涂得红里透黑，显然不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只问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个在面试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得紧要，凭经验判断，此人诚实不足，调皮有余，不适宜单独看店；还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时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现在仍然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忧愁写在脸上。夏天也认为她没有财气，不能用。
一轮调选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樊婷看了整个大厅，发现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正腼腆地看着这招聘的情景，便对夏天说：“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么样？”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皮肤长得比较白皙，在整个大厅里还算是比较清秀的，但稍有点忧愁挂在脸上。夏天说：“可以问问。”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后面那个小女孩过来问问。”
梁小姐说：“那个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说：“你这里这么多人，看得上眼的还真不多。她要是能来，我们问一下话，合拍的话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马上对那小姐说道：“罗小丽，你来一下。”
罗小丽走到前边，朗声说道：“她是初中生，刚到深圳。”
夏天问道：“你愿意看店吗？”
罗小丽说：“愿意。”
樊婷说：“看店要跟钱打交道，你怕吗？”
罗小丽说：“不怕，我从小就跟我母亲到镇上卖过菜，我的口算还很熟。”
夏天听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加上脸上也稍显忧虑，不尽满意，但是，举目四望，再也没有出其右者，便对樊婷耳语了两句。于是，樊婷提出带罗小丽走。
办过了手续，罗小丽跟在樊婷夫妇后边，下了电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难得一见的轿车，来到了樊婷家。吃过午饭，樊婷安排罗小丽冲凉、洗头，打扮一新后，带她到店里开了门，交办了注意事项，准备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却说初出远门的罗小丽对于能不能当好营业员心里并没有底。原因有几点：第一，她只有小学文化，招聘时梁小姐朗声说她是初中毕业，与其说是讲给夏天夫妇听的，倒不如说更是讲给罗小丽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罗小丽应聘营业员。但是，罗小丽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绍，当这个店员不像卖菜那么简单。一是品种不少，二是在组合花束时，要根据每天的时花价格一项一项计算出货款的。一时间，畏难情绪在脑子里打转。第二，她来深圳时，母亲给了她200元钱，在桂钟家政住了半个多月，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家政公司押着，经济上也不宽松，要是不能胜任这工作，那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了。这样，到深圳一趟，不赚反亏将导致家里经济更加困难。第三，以十五、六岁刚出远门的际遇，离开家里时间越久，想念父母、奶奶、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刚开始时，罗小丽在樊婷家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装着心事，情绪并不显得有多快乐。这种不快乐，毫无遗漏地写在她的脸上。而夏天恰恰是对充满愁容之人甚为反感的人。在罗小丽应聘时，就对她的忧愁和声音小有不满，而现在看到整日里满脸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断敦促她要用心学业务，不要老想着家里，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熟悉业务。
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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