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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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离奇的是：1998年8月16日，被宝安公安局收押的陈连平竟用专用信纸写给我一封信，由陈连平爱人送来，信中说：“到了公安局我才听人说，你跟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万利差，你得了25万元。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给回我，我就保你无事。”云云。看了信后，联想到1998年6月16日我应约到宝安公安局交谈贷款经过，经办干警闪烁其词称我是“客家精英”、“有两个胆”，和事后多次对贷款经办人员的无礼纠缠，我觉得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如认定贷款非法）在演戏。从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干警对银行调查期间，我和支行领导先是积极配合调查，后来看到个别公安干警比较离谱，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6月17日，王显耀行长明确告诉经侦队准备逐级投诉经办干警。

1998年10月19日，工业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再审书》，要求法院撤销终审判决，全案移交宝安公安局侦查。此后，工业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申诉信。后来，省高院审监庭启动审判监督程序。1999年6月18日我行向省高院提交《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工业村民委员会提出再审申请的几点意见》，紧紧抓住工业村自称“只取得100万元贷款”的事实，说明工业村委是知情的，应维持原判。至此，省法院明令深圳中院恢复执行程序。1999年7月8日，为响应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工业村委的要求，我向市民银行总行呈报《关于变通处理宝安福利床业公司贷款抵押物的请示》并获批准。1999年7月12日早上，在市中级法院牵头下，××镇法庭庭长和中院法官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等着，邀请我亲赴宝安区××镇人民政府，代表湖贝支行与乙方宝安区工业村民委员会、丙方××镇人民政府（代付款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三方签字后，深圳中院当即送达1999年7月11日制作好的（1999）深中法执字第B018－15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此案。作为当事人的一方，宝安区工业村委主任在签合同时极具诚意地邀请我们察看了工业村的村容，中午在宝安最好的酒店设宴请我们吃饭。席间，村主任对银行和我极尽道歉与谢意。

早在此案终结前闹得最凶的1998年5月25日，作为贷款经办当事人的我，以坚定的意志写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的核心部下：

“作为岗位练兵，现提供省高院170号判决书给诸位一阅。该书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启发：

一、表明经济现象的纷繁复杂。作为经济管理、计划管理岗位的员工，应该在经济分析和企业交往中，不断锻炼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要摒弃人云亦云的做法，同时避免感情用事。

二、深圳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上诉人在一审败诉后提出并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措施（判决书引述上诉状可看出一点），经办贷款的三个同志由于工作认真，记忆细致而顶住了是非。否定了‘贷款的公证、登记、审批违法’的论点。

三、维护单位利益的重要性。本行的答辩也颇具水平。抓住了村委上诉状中‘分贷款’的说法和信贷档案中保存的工业村委《证明》这两个要点，表明工业村委抵押的自愿行为，否定了‘一直被蒙骗’的说法，从而保全了银行的债权。一张《证明》成了物证，价值超过了贷款本息的总和。

我们通过学习，应该在行为规范上有所收获。”

孩子：最近，我查看了一些工作纪录、日记和《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于红灯、黄灯之间的“灵活措施”着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手中握着的贷款审批权也使人不敢相信：在服务社，我是可以批准单笔数额千万元贷款的两个核心人员之一；而市民银行接管后，面对支付危机的综合应对措施，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我数次把个人荣辱与单位的兴衰绑在一起：在银行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我极尽智慧地与人民银行协调得以重新营业；在银行面临支付危机的1996、1997年，我逐级呈报的《关于减轻逾期贷款罚息以协补资金的请示》，执行后协调旧贷款户协助支行存入了1。6亿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总行呈报《关于调整我行逾期贷款利率的建议》并经批准，再一次在协调中得到20多个企业的响应，为支行取得了1。77亿元的定期存款，从而为银行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回首往事，有一句话，我总想说：综观我的前半生，我没有做大官，但我做过大事；我没有上过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但我亲历过错综复杂的经济战线的存亡之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云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方面的精英，但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骗子蜂拥而至。贷款决策者不仅手中有权，同时也有责任尽快把钱贷出去，以实现经营业绩。因此，身边不乏企业家和诈骗犯。回顾自己在深圳十余年的奋斗史，我能够十分写意地写出这篇文章，就足于说明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知道什么叫审时度势、适者生存吗？当1993年冬深圳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工作组经考察框定我为深圳市特区总公司总经理人选时，我知不可为而不为，在五天内利用干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务社当起了信贷员（从进特区总公司到正式离开整整两周年）；而当我感觉在敏感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烦的时候就考虑淡出，独辟蹊径。因此，就有了“随意来花艺店”的诞生。

人们或许可以不经意地小看这个花店，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深圳这样人才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生存之路，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采用简单劳动的方式养活自己。可以说，这个花店是不会经商的父、母亲的神来之笔，它让父亲自调任深圳以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消弥于无形，从此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之路上。

你知道什么叫淡定吗？你的父亲在1992年初刚到深圳，每月领取480元工资的时候，工作起来其乐无穷。因为忙，1993年在深圳过春节，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家里连过年的大米都还没有买回来。1995年，当我在金融服务社的合同工资每月8500元，而实际绩效工资最高时每月能领到八、九万元时也没有喜形于色。

我在深圳的经历，曾经有过挑战和机会并存、夹着尾巴做人的短暂时期；有过受人尊敬、说一不二的有权无钱时期；有过一字千金、众人瞩目的有权有钱时期；也有过新桃换旧符、等待淡出的过渡时期；以及目前这种悠然自得、采菊东藜下的养花种草时期。无论在什么时期，我可以说都做到了：第一、以最快的速度自觉转型。如立即由动嘴为主的组织协调改为亲力亲为。第二、在思想观念上以人生阶段性过程看待已过的岁月，既不留恋，也不后悔。正所谓：

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随天上云卷云舒。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做到淡对世间功名利禄、人情冷暖，这是感悟人生真谛有了相当造诣的境界。

B、我的学习ABC。我对学习从来都是向往的：早在1964年8月26日母亲为我初上小学报了名，我骑坐在家乡祖屋门前的围墙上，逢人便说：“多好啊！再过五天，我要上学了！”此后的读书阶段，每逢星期六中午排队回家时，我就想，“如果现在是星期一多好啊，又在课堂上课了。”在读高中时，我曾因期末考试五科得到总分498分，而招来不少同学的妒忌，被人们取绰号“五科一百”。虽然常常在上学路上被各村的小孩哄说，但在学校却受到老师的重视与偏爱：1972、73年县里在一个镇建设富山水库，春节期间，教育局组织全县老师参加劳动，我的高中老师把我的考试卷以包年果的方式带到劳动现场，并在有意无意间遗留在大坝上。

1975年——1992年，我曾经在小学、中专、大专课程任教。其中，中专课程任教超过120课时。1983年10月至12月，我在广州高级金融专科学校进修期间，为该校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工商信贷》讲义第四章的编写工作。1984年9月，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经著名金融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王伟民教授圈阅后推荐在省级专业理论刊物《广东金融研究》上发表，到现在屈指算来，共有36万字论文、材料、文件被中央、省、市级专业刊物发表或上级主管单位采用。同时，我还以论文作“门票”参加了三次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市审计学会、深圳市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市金融经济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毛泽东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毛泽东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一个虎气很强而没有猴气的人，或者猴气很强而没有虎气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也不可以实现人生的完胜。你看，被毛泽东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既有岳飞的忠勇，又有项羽的霸气：在军事领域，他一生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国兵。这是一条多好的汉子——虎气写在脸上。但是，他没有猴气，因此，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但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注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场里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说来，政治（官场）是妥协的艺术，但我不屑妥协，或者说没有学习好协调的艺术。另一方面，我从少年时期算起，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常常被师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就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泽东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点评：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吃野草、树根与敌人作战，就连戴安澜统帅的国民党远征军一样要吃树根、芭蕉叶艰难度日。二是建国初期的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出国访问时穿的衬衫都是烂的。每天国事终了，脱下来给我驻所在国大使馆的女同志洗，她们是一边洗一边为我们的总理还穿这样的衣服而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想一想，英俊潇洒的周恩来是不爱自己面子的人吗？）。而形象思维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那些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小说。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来说，抑或是对儿孙自己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㈢、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类的生存之道，一样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毅力、决心和恒心，不要被小孩的哭声、笑声、吵闹声所左右。过不了这个关口的父亲、母亲们，爷爷、奶奶们，无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㈤、为人长者应该冷静分析“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在我看来，起码有两类长者要为此“买单”：一是自己少年时期非常困苦，辛勤劳作发家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儿孙受苦而把儿孙供奉起来的人。二是在儿孙进入人生道路时，满脑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时又对儿孙有过高期盼的人。这种人想把儿孙当作动物园里的华南虎圈养起来。试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遗传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过不少《动物世界》的电视片，地球上不少动物教育子女的方法远比人类聪明、有效、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不提高儿孙的生存能力，就意味着本族群的灭亡。因而总是采用最明智的方法教育子女在继承中超越、在磨练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孩子，你的爷爷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他，一是小时候利用放牛的机会，在小学门口听老师讲、用牛鞭在沙地上练写字。二是参加工作后自己努力学习。到后来，他有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能教懂在读高中时的我写文章要注意的“帽、论、叙、果”。你的父亲学习时条件好多了，顺利读完高中，但因为国家政治运动而中断了高考。后来国家恢复高考时考上中专，另在工作后考取了大学文凭。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你爷爷从他那每月只有48元的工资中花钱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辞典》给我，他举了很多事例告诉我说：“外语多么重要啊！”后来我到了广州、深圳，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但为时已晚。我所担心的是：我的儿孙是否像我一样在外语学习方面仍然会掌握不多。

好了，我评价起自己来，没完没了说了不少，也许有黄婆卖瓜之嫌。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女人。又有人说，在各有各的不幸的家庭里，也与家中的女主人大有关系。我不是很清楚人们最终会怎么看我，但是，说说你的母亲也是题中之议。

毛泽东晚年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想，如果日后有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对国家有一半功劳，一半错误，也许有不少人认同。说实话，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成为开国之君，是有不少过人之处的。我虽然对毛泽东晚年搞得一些指鹿为马的做法有些看法，但以我出生的1957年为界，此前的毛泽东确实表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王者风范。就连他在此前写的字，也代表着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最高境界。他的一些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确实是经典之作。诠释着他骨子里涌动的：“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王者气概跃然纸上。我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十分推崇。我的体会是：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只要思想开拓，愿意适应社会，而又肯于吃苦，那就一定能做到：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物质，可以有物质；没有事业，可以有事业。

人们在评价堪称“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时，也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长征途中立场坚定，在危急之中写了一封信使毛泽东和党中央脱离险境，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辉煌乃至全国的胜利的基础；二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直接导致邓小平复出，从而挽救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才有了今天中国的逐渐强盛。现在的国人无不享受着前人改革开放的成果。叶先生一派儒将风度，时而写写诗，时而练练字，时而陪总理见见外宾，再追溯到他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和重庆的协调工作，他对祖国和人民所建立的功绩不可谓不大。但他作为元帅，在具体的军功的计算上，比起解放战争中逐鹿中原、七战七捷的粟裕大将来，好像稍逊一筹。但是，叶剑英的贡献是奠基性的，是关键的。说他尽显诸葛武侯的羽扇纶巾风采，也不为过。

你看，毛泽东有天大的胆识，气魄过人；叶剑英有极高的成功率，办事总在点子上。而且是十大元帅中晚景最好的，好像应了一句俗话：“有福之人不用忙”。

平心而论，你母亲也做了很多事。凑巧的是，起码也有两件事值得记取：一是嫁到夏家，成了你的母亲；二是力主举家迁往深圳，并果断地买好车票把我推上开往深圳的客车面试，从而展开了全家及后代在深圳的生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