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歌-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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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为同情黄宗羲的遭遇，当世大儒，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成为了黄宗羲的监护人及老师。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造诣，在当今天下，属于前三名选手。这就使得黄宗羲的学问背景，具备了传统儒家承钵之人的资格。
最后，当年杨嗣昌（时天下七大都督）想搞死孙传庭，奏本都写好了，就等天一亮寄走；偏偏左良玉嫉恨杨嗣昌，所以想借用洪承畴（时任兵部尚书）之手，打击杨嗣昌。所以提前报警。而洪本兵既不想得罪杨嗣昌，又不想老部下孙传庭倒霉，更不愿意冷了左良玉的心，多方考虑之后，提醒孙传庭率先提出了“山陕新制”。
而对于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新制，新制，搞了新制，很多人就可以不通过正常途径，成为小有实权的角色。刘宗周便写好一封推荐信，把黄宗羲送到了孙传庭手下当差。
多年混乱不堪的山陕，被孙传庭治理得井井有条。黄宗羲不仅获得实践上的经验，还丰富了自己的学问。最起码，炒花生之前应该先晒晒，这个生活常识谁知道？
后来，孙传庭稀里糊涂的因为挪用库银，而被打入死牢。如果不是天子小朱一心想救护这位鞠躬尽瘁的清官，孙传庭现在早就化为枯骨了。那里还能在定陶那边搞出一个《新军事理论》出来？
但这么个波折之后，黄宗羲彻底走出了自己的书房小世界，着手从实际的人民生活本质出发，寻找富国强民之路。所以黄宗羲的理论背景，具备了改革者的姿态。
既有传统儒家，又拥有舆论的同情，本身还是一名深受普通群众爱戴的改革者。如此多重身份的结合之后，让黄宗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推窗可望月，凭栏可拾花，与心上人并肩伫立在风景之中缠绵。让全体国民拥有一份优雅的心境，国家的执政者，就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送给每一个家庭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并且是免费的。
黄宗羲的理论特点，深入浅出，并且喜欢列举例证。他先假设了一栋“水景住宅”的地标，其中“水景”属于公共设施，由国家招标一名财主出资20两修建。“住宅”部分属于私人财产，由国家特许财主“融资”80两白银兴建，经营期限60年。
这样算下来，整套地标价值总计为100两纹银＋60年的使用权。
财主开始对外销售。住户暂定为黄宗羲、郑蒙儿夫妇。
小两口住进可以推窗望月的房子后，分60年偿付120两白银，整套地标的升值空间为20两。高达20％。如果考虑到，每年归还2两白银，对于像黄宗羲、郑蒙儿这样的夫妇来说，属于小儿科，那么好了，如果财主口才够好，完全可以达到60年分期偿付180两的规模。整套地标的升值空间只高不低。
而之前财主融资时，完全可以全额从国家那边搞到贷款，也就是说，财主从头到尾，只拿出了20两白银和自己60年的信用，来兴建了“水景住宅”。120两的购房款，交还国家85两，剩余35两，归财主所有。
这样计算，国家通过60年，赚了5两白银，给了民众60年的“景致生活”，也就是维持了60年的安定统治。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存在谁赚谁赔的关系，只存在稳定与和谐的问题。
财主，通过60年，赚了15两白银，比国家还多10两。更何况中国人都是爱夹私货的，通过他的手，修建了100两的房子，他怎么也得给自己搞个两居室吧。白得60年的房子，外加大善人的好名声。还有15两的赚头（现金成本才20两）。何乐而不为？
住户，100两的房款，分60年付清。试问，有那个笨蛋会愚蠢到，忙活一整年，连个2两银子的嚼果儿都剩不下的地步？60年的悠而无优的生活，基本就算一辈子了。一辈子无忧无虑，还他妈想怎么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漏洞，那就是60年的信用，价值几何？国家信用成本刚好同国家岁入成反比。国家越有钱，其信用成本就越低，国家越没钱，其信用成本就越高。俗话讲，救急不救贫，就是这个道理。千万富翁问你借10两银子，您恨不能借给他100两，为啥子？信心呗！
因此说，围绕着“水景住宅”，财主、住户、国家，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不受损，一定会联合起来，通力合作，降低社会整体的信用成本。也就是富国强民，为国出力。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逻辑循环。完美，而具备可操作性（当然，也是一种理想）。
黄宗羲的全部理论中，住宅还只是一种例证，推窗之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福利与幸福，一个政党，其宗旨就是要让百姓幸福。起表象，就是让百姓相信她的承诺，有实现的可能。什么叫承诺？居有其屋且有风景，生而无优且健康，这样的政治承诺，足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了。
“推窗之论”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混沌理论的经典结果。由一个随机事件，引发另一个随机事件，多个随机事件，组成了相对系统内的杂乱无章。但当整体混乱的积累，突破临界点之后，一个内在联系的普遍规律，也就自然形成。
小朱是个半吊子，这点没有任何人能否认。这东西文不能写经论，还要老婆绯儿帮忙。武不能上马引弦，老婆阿萝飞马连环，箭箭中靶心。这本事，就算让小朱练上500年都成精成妖怪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但这家伙的本事，就是以他为起点，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混乱，然后在这些混乱中，大明朝的全体公民，忽然寻找到了自己的明天。
为了美好的明天，能够住上好房子，整个国家机器，开始走向了方向明确的道路。
但在“推窗之论”的指引下，走上康庄大道之前，他们还要解决几个问题：国内的叛乱、拉达克－中东平台的搭建、对俄罗斯的戒备与合作、对南洋的巩固与开发。当然，必不可少的是目前仍在临死反噬的天灾。
天灾的威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当北京方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世界里，艰难寻找曙光之际，他们再次迎来了席卷全国的旱灾。
从冬天后半段儿，大家就开始担心今年的农事，毕竟古代士子，都拥有夜观天象的本事。
解决旱灾的唯一出路，就是解决粮食来源，进口粮食是成法，由于目前郑家海军彻底归建，为了向皇上表忠心，郑成功不仅奉上了一樽纯金大鼎，上面用百宝嵌的工艺，镶嵌了108颗不同的宝石。还信誓旦旦的要替国家从远洋方面进口粮食。
但进口粮食的存储，也有隐患。杜宏门是粮食皇商，天下粮仓，有一多半都是老杜的名下，怎么存储，交不交存储费？再一个，稻谷麦糠，凭借几千年的经验，中国人可以存储几十年都没问题。可地瓜、玉米、土豆、西红柿这些物件儿，目前中国人还不具备太强的操作性。
因此为了避免一些隐患连锁爆发，从而导致民变再起，国家现在施行了最经济的方法，推广性种植。因为国家出面集中存储，不仅有成本，还要浪费一些时间。如果百姓自家就可以耕种高产农产品，则省去了很多麻烦。当出现部分家庭存储不当时，再通过国家配给来平抑粮食压力，是一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经典实践版。
目前关于粮食推广种植事宜，由太子慈？负责。这个事业可是功在千秋，首先民以食为天，一旦推广成功，将来储君接班，会迎来最大的民意支持率。毕竟历史上，没有一位太子，会以国之储君的身份，如此频繁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再一个以“十九小子”为班底的国家第三梯队，终究是年少居多，万一出现推广失败现象，小朱以及杨嗣昌、洪承畴等人，还可以出面摆平。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政治运转形式。
但一众朝臣想的还不止这些，大家都非常欣喜的看到，推广种植时，原有的皇庄，也将纳入这个计划中去，太子手上掌握的资源、人力、财政，都将破了历史纪录。这一切，都是皇上想偷懒的信号。这对于国家来说，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
瞧瞧，小朱混成了这个奶奶样，大家都盼着他别再瞎折腾了。因为目前国家的状态很怪异，可以说“千古未有之变局”。
国内叛乱，身为皇上居然一点儿也不着急，整天不是想办法赚钱，就是去琢磨印度。自古开疆辟土，向来是御驾亲征，大兵讨伐。可人家皇上为了一个小国拉达克，动用了整支征西军。为了一个俄罗斯，竟然只是通过和谈来换取利益。自古和谈都是丧权辱国，从来没听说过，和谈也能拿到好处！这真是太奇怪了。
最可笑的，皇上似乎终于沉溺于天文历法了，晚上画星象图，白天自然没精神。
如此混乱且不着调的帝王之术，被总结为一句话：当下混乱，都是如今天子隔三岔五的馊主意给闹腾出来的。现在皇上终于偷懒放权了，大家暗自祈求上苍，这位上书房的主人，中国的皇帝，可别再瞎折腾了。天文历法，于国无损，沉迷也好，沉溺也罢，总之是不错就对了。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耗时十八年，历经徐光启、周胤两代中外科学家的呕心沥血，《崇祯历书》正式出版发行，并成为官方纪年标准。也就是说，无论迂腐的老学究多么死硬，他们也不得不默然接受“1646年=崇祯十九年”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官方也会专门发布一个推算表，即西历与东历之间的转换。并且每周7天，每月5周，每年52周这样的概念，也都在西历中赫然体现。
借用1646来表述崇祯十九年，与民族气节无关，仅仅是科学纪年的一种方式。更何况，并不是举西历而废止东历，不过是两历并举而已。更何况时间只是历书的表面，背后则是气象、天文、数学等基础学科。
当《历演算谱》摆上御书案的时候，小朱这个心智始终无法变得成熟的半吊子，难掩其得意的心态，翘起二郎腿，左手挖着鼻子，右手轻轻敲打着题本封面，以一种很逊的形象，对着儿子说道：
“慈？啊，”（儿臣在）“要知道，历书中的星辰图谱，需要不断完善增补，而这其中许多图稿，还是为父画的呢！”
“父皇经纬中西，儿臣时时因自惭而奋发！”
“不错，说得不错！人可以不如别人，但因为自觉不足，而奋发图强，这样的人，才有前途可言。”
“儿臣谢父皇教诲！”
“HUHU，”被儿子的马屁彻底拍晕菜的家伙，美滋滋的从怀中掏出一张小纸条，这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了，看了看之后，轻声对着太子说道：
“拉达克王世子德丹南吉，已经到京多时，听闻他的女儿莫施尔公主与咱家的重华、孙诚家的夏儿，三个小丫头玩得很开心，还培育出了什么沙漠之花。也该是咱们回赠人家点儿礼物的时候。你是长子，这礼物，就由你，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挑选吧，但到最后，都要为父亲自过目，选得好有赏，选得不好，要罚。你可听仔细了？”
“儿臣谨遵父皇圣谕！”
“那好，你先下去吧。”
“儿臣告退！”
“…”
小朱没再说话，他依旧沉浸在兴奋之中，短期是走不出来了。千百年后，人们依旧会使用这部历法，尽管周胤不如徐光启开明，他竟然把经验主义给应用进来，似乎着力总结了“清明会下雨，十五会刮风”这样的偶然巧合。但仍不能湮灭这部历书的伟大。尤为难得的是，因为小朱亲笔画了不少星云图稿，因此周胤特意跟其他画师打好了招呼，千百幅插图，都写上“承圣御制”的字样。似乎为得是给读者一个错觉，所有的插图草稿，都是皇上画的，画师们，只不过临摹而已。
这种利用中国文字漏洞的作弊行为，在小朱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羞愧的感觉，他反而沾沾自喜，学霸就学霸到底了，反正自己也确实画了不少，全算自己的头上，也没什么不可。谁让咱是皇上呢！
自我陶醉了好一会儿，他才拽了一下铃绳。这个装置最早是犹太人肋尼的杰作，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富贵人家之中，这东西其实很隐蔽，万一有匪徒闯进密室，主人只要悄悄踩一脚绳子，门外的铃铛就会响起来。主仆之间如果默契很深，会从铃声的节奏中，听出很多内容。
果然，一共进来了三个人。
“春熙，你去把这历书送到周胤那边，就说朕看过了，很满意。就是首批刊印量太少了，朕再出2万两，印他个十万、八万册，到时候免费发放，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历书，还有其中的图谱。听明白了吗？”
“臣遵旨！”
春熙干脆的答应之后，立刻上前抱起这些卷宗，退出了上书房。
“王坤啊，那个张彝宪、阮大铖他们两个，现在住哪儿啦？”
“回皇上，张公虽被贬谪，但并未离开宫里。按例，可以住在浣衣局。阮大人因为跟张公关系不错，臣就想着把他们两个安排到一起。可浣衣局中多有女佣，因此说，为了忌讳，臣给他们安排到东厂胡同那边了。”
“…”
小朱有点无奈的看了看王坤这个笨蛋，内外勾结历来是政治雷区，阮大铖这样的名声，张彝宪这样的口碑，他们俩总往一块儿凑合，完了，这个王坤还把两个家伙放在了东厂，这个更加敏感的地带。实在是容易出事儿啊。
“算啦，朕懒得管了，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去跟他们说一声，明天早朝，朕于朝会上听他们公开奏报。”
“…”王坤略略一愣，因为天子不上早朝已经停了小一年了。这冷不丁的，因为张彝宪和阮大铖而重开早朝，究竟是福是祸呢？
但多年的职业训练，让王坤不敢长时间不给皇上回话，连忙一躬身，道声遵旨，也退出去了。
剩下的，就是方正化了。
“正化，桃花票带来了吗？”
“回皇上，桃花票乃是叛逆之物，呈君御览，恐怕于礼不合。臣带来了，但不敢拿出来。”
“嘿！”小朱气得一哆嗦，这不废话嘛！“你带都带来了，干嘛不拿出来？最多朕答应你，将来实录上就说是王坤他们拿过来的就是了。”
“臣不敢，只是请皇上责罚。”
“…”
小朱张了张嘴，沿江六省，旧党自主发行的桃花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流通了。他曾经想让张彝宪弄几张过来，但实在不放心这些家伙。这才特意找了方正化来安排此事。可偏偏方正化太轴，办事儿了，还要请罪。小朱想了半天，也没想好怎么回答。但好在他是天子，拥有拒绝回答的权力。
“责罚的事情以后再说，朕现在就想看看桃花票。你快点儿拿上来就是。”
桃花票，取意“桃花落英，满地缤纷”之意，在整张版面上，大量加入桃花瓣形状的防伪标志。票面本身是淡淡的绿色，还透出一股子幽香。不愧是文人搞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妈的地道。漂亮、实用、耐看、标记明显。应该说，任何事物都存在这个规律，刚刚诞生之初，只求实用、速效。之后才会越来越追求外观上的完美。
小朱很是嫉妒的上下左右的翻看，桃花票，确实比蛤蟆票强百倍。这家伙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看来，以桃花票来代替蛤蟆票，势在必行啦！”
听到这话，方正化迅速的抬眼瞄了瞄皇上，随后立刻垂下偷去，他心中苦笑，一众朝臣盼来盼去千万别折腾的万岁爷，如今又开始乱来了。
于是房间里，小朱和方正化，开始各自琢磨各自的心事起来。其中方正化想到了明天早朝，阮大铖恶人先告黑状，要打击一片人，张彝宪一并前来助拳；刘惟敬、梅信喻联名奏本，希望国家对俄罗斯能做好定位；皇上竟然想用桃花票来代替蛤蟆票。
明天是国家近两年来的第一次早朝，却注定会成为一场闹剧！
第三十七章：混水摸鱼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伟大的中国皇帝陛下，将要重新召开，已经中断两年的众议院会议……费力。
做为罗马教廷派驻的“中国暨东亚地区大主教”费力阁下，其实也算一公开的间谍人员，并由此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人知道费力会定期写报告给罗马方面，但假装被蒙在鼓里，只是暗中去偷拆信件；费力这方面，知道中国人偷拆过自己的信件，但成心装糊涂，反而借这样的机会，来拍中国人马屁。最简单的，就是信件里面凡是涉及到天子小朱的定语，全部是肉麻的褒嘉赞颂。按照费力自己跟汤若望的解释是：
“我写情报汇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向教皇履行义务，而是借机要取得中国皇帝的信任。”
造成如此另类默契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费力信件”，已经纯粹沦落为一种形式。毕竟他的身份不低了，罗马方面也不会强求这么一位大主教，去干一些有风险的事情，因此重要的是“定期汇报”而不是“汇报内容”，谁说罗马教廷就不能搞文牍主义？况且按照西方传统，事无巨细，都要进行汇总性文字备档，费力这样身份的人物，其文字报告的历史价值，始终是存在的。
关于这次“重开早朝”事件，报告风格仍是如此，通篇措辞全部采用“充分肯定，高调赞扬”的正面文字。并且为了凑足字数，除了今天的政治事件，费力还专门热情洋溢的描写北京城的玻璃品应用情况：
北京的天气很怪，春天极短，甚至有直接进入夏天的嫌疑。随便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素了整个冬天的杨树，便冒出了一蓬蓬的新芽，远远看过去，更像是翠色的花瓣，将世界装点得愈加生动。在那一片嫩绿之下，是衣衫轻薄的行人，正在映着阳光，放声大笑。伴随着人们幸福的笑颜，是玻璃器皿反射出来的七彩之光，因为玻璃品的普及，道路两边的窗下、门角，大量摆放了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闪闪发亮，晃得人从内到外，都充满阳光。于是童话所描写的美丽，都可以在这座色彩艳丽的城市中，一一对应。
应该说，如果不是玻璃工艺的成熟，使得人们熟练掌握了颜色的应用以及成本的控制，中国人是不屑于使用玻璃品的。
据说早在汉代，东方朔就曾经用玻璃杯变过戏法，但玻璃制品在中国的待遇，仅限于此，至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也多是另类诗人的另类癖好。
从性价比来看，玻璃制品在中国古代，确实比不上瓷器。但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生产上稍稍受一点儿地域限制的瓷器，开始了逐步让位的过程。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瓷器，加上外贸规模扩大之后，瓷器的社会价值更加趋向外销，国内整体价格也有所上扬，所以不受限制，工艺完善，成本低廉的玻璃品，自然而然的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在这种“商品需求影响消费习惯”的大前提之下，小朱大力推广的“窗明几净”计划，执行得还算顺利。那位名叫“九斤－童”的玻璃工坊主，受政府指派，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让北京，彻底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
面对这座，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依旧璀璨耀眼的水晶之城，很多文人，尤其是西方过来的传教士们，都爆发了无数的灵感，在写给教皇的报告中，费力专门摘录了这样一段诗歌，来表达玻璃窗、玻璃杯等玻璃制品，对人类的巨大功绩：
“在屋外，放一盏玻璃樽，好用它盛满阳光。多年以后，重新打开，依旧是那时的味道、阳光、还有风情……”
就在费力这个奇怪的神职人员，一边溜达，一边记录自己的随想时，中国的心脏，紫禁城的朝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说如火如荼，是因为原本都挺高兴的一次早朝，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混战。
先说说对阵形势图吧：
第一阵：阮大铖＋张彝宪，对抗几近全体北中国的基层官员（县令）。
第二阵：杨嗣昌借势李定国的“各司其职”，出手针对五大边区的全体武将。
第三阵：卢象升、熊文灿以“国入丰厚，税制完备”为由，准备推翻黄宗羲的“推窗之论”。
第四阵：贺逢圣、洪承畴为首的偏传统型官员，以“托尔斯泰事件”希望叫停与俄罗斯、欧罗巴等国的外交联系，以及“分科取士”。
第五阵：围绕着小朱提交的“桃花票取代蛤蟆票”议题，言官为首的大多数文臣，都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
促成这种大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很久没开早朝了，之前罢朝时，采取天子居上书房，与分议大臣共同制定方针性政策；然后以太子奉国为表现形式，会同诸部大臣共同处理事务性工作。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些效率的，分议大臣因为自觉受天子垂青，而发自内心的想成为文臣楷模，以不负圣恩，那么在制定国策时，自然会尽心尽力，并且像杨嗣昌、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这些人，既有开明眼界，亦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国策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疏漏；
分议之后的事务性工作，由于很多臣僚都欣喜的看到国家下一代接班人，能够被皇帝授予如此大的自由度，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权限、资源还有人力，同时还可以“奉国”身份，相应的拍板决策。这样的政体模式，可谓开创古今之圣举。太子既可以借助实干而锻炼治国手段，还可以提前了解各级别文官的能力、特点，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将来新君继位，总不会忘记这些老部下吧）。
换句话说，大家已经迅速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但现在忽然之间，最高的权威者，要以早朝的方式，重新掌握“具体事务权”了。传统文臣的“应激反应机制”立刻开始运作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传统之一，私下里，什么话都好说，有商有量嘛，也少不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可一旦来到公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