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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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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
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
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结尾处，皇帝总结说：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于。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正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乾隆的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员不绝”。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
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追踪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9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1500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人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皇帝得出结论说：
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便于水而不便于陆”，在后来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此毫无二致。
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对中国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
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气，但精明过人的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人来访标榜自己的统治的机会。英国人送来的大批衣料，被他赏给了大臣们，让他们看看新鲜，并且特意说明这是英国人万里远来进贡的东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不过，有一些大臣头脑不够灵光，收到赏赐后的谢恩折中未说明是收到了英国所进之物。皇帝对此深为不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说：“本年英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督抚等接奉后，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利国呈进之处叙明。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止称奉到恩赏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国所进并未一字提及，竟系无故而特加赏赍。所奏殊不明晰。”虽然英国人的进贡过程闹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费力地将此事归纳为圣朝光荣伟大的证明。长芦盐政徵瑞在奏折中就这样写道：“圣主至德如天，外夷闻风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说：“英吉利遣使入贡，实为圣朝吉祥盛事。”
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品，比如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及大内。至于小件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中有一批金属工具，这些“钢铁制成品”，是“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国同样物品做一比较”，目的是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斯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设非尔德的货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档案记载，当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们当成“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库掌舒兴、催长恒善来说，太临监鄂鲁里交西洋铁家伙一件，英吉利国进，传旨，着赏给造办处匠役用。钦此。”
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还有那驾没法被皇帝看见的马车则被锁进仓库，再也没有人关心过。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戛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
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与他们较量。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交28年了，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早已经是外交界骨灰级人物。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通过越洋而来的丝绸，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神秘。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在这里见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身怀传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这些说法令刚从中世纪蒙昧中觉醒过来的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迅速燃遍欧洲。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当然，关于中国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的，也有人对传教士的书简做出了另一种解读。启蒙时代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对任何一点专制的信息都极为敏感，不幸传教士书简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鸠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的结果。
百科全书派主持人狄德罗和伏尔泰一样，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不过却对中国人的父权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父辈的盲目服从，只能产生纵容父辈错误、剥夺儿辈自由的恶果。
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疑问：如果中国文化果然这么辉煌，何以一再被异族统治呢？“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余建华《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对同一个国家，人们的判断和评价如此两极，让人莫衷一是，也让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迷惑不已。中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再过几个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国史上的登峰造极，一直为后世所艳称。为了向远人展示帝国的富庶繁荣，皇帝更是精心准备，一掷千金。那么，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传统盛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这一点就一直为欧洲人所惊叹。关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在欧洲是一个谜。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对大都的称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数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这已经让欧洲人产生怀疑，明清时传教士的说话更令人难以相信：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会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广大，也不过是整个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不过英国人的访问为欧洲得出了定论：“人们给予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上限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实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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