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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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若没有执行，百姓也不会感恩的。

　　　　第十，重命令。朝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民。颁布的法令，要得到有力的执行。

　　　　皇帝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龙颜大悦。试想想，哪个皇帝想窝窝囊囊的呢，天下若太平，皇帝宝座坐起来才舒服。于是宋仁宗采纳其建议，开始改革，这个改革自庆历三年开始，故而被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范仲淹、韩琦之外，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

　　　　在韩琦的改革版本中，根本没有整治吏治，而在范仲淹的版本中，改革吏治是重中之重，是成败的关键。改革吏治，说来简单，实则最难，你得去得罪一大批权贵。哪个官员没有自己的关系网呢，你罢免这个人，就得罪那个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多半没有好下场。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就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这点看，范仲淹无疑有着过人的勇气，他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据说，范仲淹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有不称职的人，就会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下去，意味着一个官员被削职了，意味着他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改革派的主将富弼对范仲淹激进的做法也大为担忧，他说：“范公同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撤了这些昏官的职，固然导致“一家哭”，可是这些昏官上台，老百姓岂非是要一路哭。

　　　　听到这里，吾不禁要为范仲淹鼓手叫好。

　　　　咱们老百姓都渴望有范仲淹这样为民请命的好官，可是在保守官僚权贵的眼中，范仲淹则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与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

　　　　面对反对派的疯狂造谣，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朋党论》给予坚决还击，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也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如匕首如标枪，刺向诅咒新政的反动派。

　　　　然而，君子不敌小人，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而小人尽耍阴险手段。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不由得心灰意冷，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新政由是陷入低谷。

　　　　即便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

　　　　“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岳阳楼记》以表志向，文章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不朽名句，千年后读来，亦是掷地有声，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第24章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　
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

　　　　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

　　　　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

　　　　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公断案的本领，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知州，善于断案，政绩突出，加之为官清廉，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贪官污吏。时值庆历新政，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宋史》是这样写包拯的：“公『性』峻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恶吏深恶痛绝。他出自大理寺，长期与刑狱打交道，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务求敦厚，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忠恕”之道的深刻影响。与其他官吏不同，他几乎没有关系网，从不加入哪方阵营，史书称他“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

　　　　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是清廉；二是不畏强权；三是为民申冤，这也是包青天的形象。包拯为官数十年，可谓是两袖清风。在地方任职时，比如知端州时，端州盛产砚，以前官员总是巧取豪夺名砚以贿赂权贵，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史传称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吃、穿、住、用方面，当官时与没当官时并无两样。他甚至还立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称赞他“清节美行，著于贫贱”，可见其清廉的美名，在生前便是朝野尽知了。

　　　　自己坐得正，才有攻击贪官污吏的底气。

　　　　说到不畏强权，包拯也是出了名的。包拯当过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职责之一就是弹劾不法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职业。古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达，具体实施时未必有多少作用，说到底，监察官也是人，也害怕得罪人后遭到打击报复。但包拯很猛，攻击火力很强，天不怕地不怕，官修《宋史》中的《包拯传》中这样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此，他甚至得了一个“阎罗”的称号。

　　　　被包拯弹劾落马的人无数，普通官员就不说了，就是朝廷重臣也得挨“奏”。

　　　　我们来说一个包拯弹劾三司使的故事。

　　　　三司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即此三大机构的长官，总管国家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肥缺，谁坐上这位置，中饱私囊的机会多的是。三司使张方平购买了一富豪的地产，估计是低价买来，肥水不少。岂料被包拯抓住尾巴，一把揪下马来了，丢了这个肥差。继任三司使的宋祁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可是有个『毛』病，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让这种人管国家财政怎行，包大人又上书皇帝，把他给拉下马了。顺便说一下，宋祁有个哥哥，名叫宋庠，当过枢密使、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单地说，就是宰相级的人物，也被包拯给弹劾下台了。

　　　　当然，必须承认，包拯能弹劾这么多人，与皇帝的开明是分不开的。若是遇上个暴君，你不畏强暴，只能意味着死得比别人早。

　　　　说实话，包拯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善。他并不是那种和颜悦『色』的人，而是整天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当时有人这样说：“包拯笑，黄河清。”什么意思呢？包拯要是能笑，那么黄河水也得变清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许多称呼，如“黑包公”、“包黑子”、“包侍制”、“包龙图”，前面是说相貌黑，后面是说他的官职。但最贴切的一个外号，应该是“阎罗王”，大家可曾听过有会笑的阎王吗？包拯就是那个不会笑，大笔一挥可夺人魂魄的阎罗王。

　　　　我们不要被他酷酷的外表欺骗了，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不会冲着百姓微笑，但绝对会为民伸冤。我们看惯了包公破案的故事，他在大理寺待过，在地方为官多年，后来又出任开封知府，确实破案无数，但具体是什么案件，史书仅仅记了一件。不过小说流传的包公案，也未必都是虚构，民间能流传，自有其蓝本。

　　　　1057年，包拯任开封知府，他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以前开封府讲排场，小民是不能直接进去告状的，而要先转呈给胥吏。这样子，府中官吏贪败滋生，于是乎“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把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可直接进门找包大人，既杜绝腐败，又提高办事效率。开封百姓，莫不拍手叫好。

　　　　由于『性』情耿直，包拯一生仕图起起落落，但总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治下的百姓也是幸运的。1061年，包拯成为枢密副使，跻身于最高决策层，只是不久后便病逝。斯人虽已逝，但他作为“清官”的形象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老百姓心里树起了一块千年不朽的丰碑。

　　　　如果说包拯是宋仁宗时代最负名望的文官，那么狄青则堪称是最有才华的武将。

　　　　作为一代名将，狄青的军旅生涯是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的，他一步一个脚印，以自己的才华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实现从士兵到统帅的人生飞跃。

　　　　1038年，李元昊称帝，宣布西夏独立，次年，宋夏战争爆发。在这场历时四年多的战争中，大宋军队整体表现不佳，多次在决战中被西夏军重挫。开战之初，宋军屡战屡败，全军上下士气低落，从将军到士兵对西夏军队都深持恐惧之心。

　　　　当时狄青是三班差使，仅仅是军队中的一个小头目，大家都不敢出战，他就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四年多的战争中，狄青声名鹊起，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而且脸戴了一个铜面具，令人看了『毛』骨悚然，这也成了他的招牌标志。在四年多的战争中，他总共参加了二十五次战斗，身负八处箭伤，但都大难不死。他以无所畏惧的英勇表现以及拼命三郎的顽强作风，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由于战功卓著，狄青被提拔为延州指使。有一回，经略判官尹洙巡视前线时，与狄青交谈一些军事上的事，认为此人非常有才华，便把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词是：“此良将材也”。

　　　　正苦于手下无干将的韩琦、范仲淹马上召见狄青，经过一番交流后，发现这个小伙子武艺高强、精明强干，在行军作战上也极有天赋。韩琦、范仲淹一致认为，狄青乃是不可多得的将材，须好好培养才行。可是范仲淹也发现，狄青虽有军事天赋，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的知识水平比较低。倘若要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范仲淹扮演了伯乐的角『色』，他送了狄青一本《春秋左传》，并语重心长地说：“一位将军若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事，那也不过只有匹夫之勇罢了。”从此之后，狄青发愤读书，不仅读了《左传》，还把秦、汉以来的兵法书全都研究了，其军事理论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奠定狄青一代名将地位的一战，是平定侬智高之役。

　　　　侬智高是何许人呢？

　　　　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些背景资料。

　　　　宋朝在疆域面积上，与全盛时期的汉、唐是不能相比的。此时西南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已经脱离中原政权的统治，在交趾与大宋邕州（广西南宁）之间，有一个广源州，其首领就是侬智高。广源州这个地方，崇山峻岭，有大山大河，盛产黄金、丹沙，民风强悍，善于战斗。侬氏家族历来是广源州的酋豪，臣服于交趾。侬智高这个人颇有野心与抱负，他曾经与交趾打仗，但战败被俘。考虑到侬氏的势力，交趾把他释放回广源州，可是这改变不了侬智高独立的决心。

　　　　仁宗皇祐元年（1049），侬智高出兵占据安德州，宣布脱离交趾统治，建立“南天国”。侬智高上表大宋朝廷，请求归顺，但是大宋朝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拒绝其要求。这位南天一霸索『性』广招亡命之徒，于1053年率五千精兵，攻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之后连续占领横州、贵州、藤州、梧州、封州等，一路向东，直『逼』广州城。侬智高围困广州五十七日不克，遂解围攻破昭州。一时间，南方局势恶化，大宋帝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外患。

　　　　在这个时候，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他上书皇帝说：“臣起自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军，羁贼首致阙下。”仁宗皇帝任命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讨伐侬智高。

　　　　狄青抵达前线后，发现情况非常糟糕。

　　　　起初驻扎在南方的宋军对侬智高多抱有轻视之心，正因为轻敌，故而损兵折将。狄青下令，所有将领不得轻举妄动，等待他统一部署。可是有人急于立功，对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陈曙擅自发兵八千出战，大败而还。狄青毫不客气地将陈曙斩首示众，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

　　　　侬智高发现新来的宋军统帅按兵不动，不由得讥笑大宋帝国的将军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罢了，等了十来日没发现动静，稍有松懈。岂料狄青正是故意『迷』『惑』敌人，在敌人松懈之时，正是他进击之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正是狄青的作兵风格。宋军急行军一昼夜，一举越过天险昆仑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邕州东北的归仁铺（广西南宁东北）。侬智高紧忙出动大军应战，狄青正面以步兵接敌，将蕃落骑兵作为奇兵，在战斗关键时刻投入作战，从左、右两翼包抄，侬智高大败，是役损失数千人。

　　　　吃了败仗后，侬智高退回邕州城内。狄青紧追不舍，推进五十余里，侬智高精锐尽失，自知不是狄青对手，遂纵火烧了邕州城，在夜『色』的掩护下，仓惶出逃。收复邕州城后，宋军缴获了侬智高留下的金帛巨万，并且发现了一具尸体，身着金龙袍。当时有些将领认为这是侬智高的尸体，打算向朝廷邀功。狄青答道：“安知这不是侬智高的诡计呢？我不敢在没确认的情况下，向朝廷假报邀功。”

　　　　狄青的判断是对的。据史料所记，侬智高的确没有死，他逃到了大理（今云南），不过其政治生涯从此画上句号。

　　　　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役，其规模是比不上宋辽战争或宋夏战争。然而侬智高凭借广源州区区一块地盘与数千蛮兵，居然能蹂躏两广，从邕州一路杀到广州，可见宋朝国防力量之孱弱。这次胜利对兵事不振的大宋帝国来说，仍然算是注了一针强心剂。自太宗皇帝后的两百多年，大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上胜少败多，弱势明显，狄青的胜利，对朝廷乃是莫大的慰藉。也正因为如此，狄青成为帝国的英雄，他一路高升，直至升任枢密使，成为帝国的顶梁柱。

　　　　狄青的人生就是一部奋斗的励志书。他出身低微，早年因为当兵，在额头上有刺字（宋募兵时多有刺字），后来成为国家重臣，刺的字还在。皇帝看不过去，亲赐『药』水让他把刺字除掉。狄青用手指着刺字对皇帝说：“陛下乃是以战功提拔微臣，而不是问臣的出身门第。臣之所以有今日，正是从此刺字当兵开始。臣想保留此刺字，以劝勉诸兵士能留在军队中，请恕臣不奉诏之罪。”也就是说，狄青留着额头上的刺字，就是要给普通士兵树立榜样，只要肯奋斗，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在仁宗时代，狄青是最负盛名的将领，他的故事后来也同样被改编为小说，广为流传。狄青与汉代名将卫青颇有类似之处，两人均出身低微，后来均成为军界的一号人物。只是卫青崛起还沾了外戚的光，而狄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俩人的『性』格也有共同点，缜密而寡言，沉勇而有大略，居于高位时不忘卑微，始终怀着戒慎之心。在行军作战上，狄青与卫青一样，用兵上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耐心等待最佳战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不同的，卫青生于汉朝最强盛的时代，狄青所处的宋朝则相对孱弱，故而他虽有不世之才，终究未能取得卫青那么伟大的业绩。

第25章　熙宁变法（1）（）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宋仁宗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一年。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像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文臣，以及像狄青这样从士兵到统帅的武将。可是仁宗皇帝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整个大宋政坛暮气沉沉，特别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纷起，朝廷弊政日益显现。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

　　　　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

　　　　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

　　　　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

　　　　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

　　　　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

　　　　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