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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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奇副使”，三奇，指是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跟以前的包拯包大人一样大的官。

第27章　新旧党争：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熙宁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便备受攻击，风雨飘摇，然而新法却能在一片反对声中顽强地推行，这全倚仗着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这把保护伞便是神宗皇帝，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即便是在王安石辞职后，变法运动仍然维系下来。

　　　　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

　　　　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

　　　　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

　　　　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从谏如流”，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大家想想，这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当然，有也人站出来反对，但不是站在新法是否合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上。宋神宗刚死，就要推翻他的政策，这合适吗？

　　　　对于这样的软弱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当然不放在眼里，他呵斥道：“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当改之，犹恐不及。”把宋神宗说得仿佛是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帮人胁迫似的，司马光揣测圣意也太大胆点了吧。

　　　　当然，有高太后的支持，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

　　　　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

　　　　这一年四月，王安石死了，他是目睹着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死的。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在有生之年打败了王安石。

　　　　在宋哲宗即位后几年，新法人物纷纷失势，而拥护旧法的人物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

　　　　旧党复辟了，新党落荒而逃。

　　　　在大宋王朝历史上，党争是一大问题，正所谓党同伐异，一吵起来便喋喋不休。那么新党倒台后，旧党执政，朝政应该和气融融了吧？其实不然。党争的顽疾并不因为新党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原来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三大阵营。

　　　　这三大阵营分别是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大儒程颐（洛阳人）为首，干将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大文豪苏轼（蜀人）为首，干将有吕陶等；朔党刘挚（河北人）为首，干将有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其精神领袖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此党的势力最大。

　　　　此三大党的政见上是有所不同的。朔党是司马光的门生信徒，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们一概否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受到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以实现尧舜传说中的王道为己任，他们总体上反对新法，但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复古部分并不排斥。蜀党的政治立场，则是属于调和折中派。

　　　　三党中不乏士人领袖。譬如程颐乃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苏轼乃是文坛领袖，著名诗人与散文家。然而两人在政治上却是对手，争论不断。程颐对新法中科举改革的复古部分很赞成，如考试内容改诗赋为经义，经义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作为诗人的苏轼却反对。苏轼对新法中的免役法举双手认同，但尊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却反对。今天我攻击你的政策不近人情，明天你攻击我诽谤，纷争扰扰，不可终日。

　　　　党争从朝廷内到朝廷外，大臣们在口水战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可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这个人就是皇帝宋哲宗。

　　　　你们整天吐口水，你们把我这个皇帝置于何地？宋哲宗十岁当皇帝，高太后临朝，大权旁落，整天像个木偶一样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事事不能做主。这算什么皇帝！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皇帝心里的怨气也越发深重，愤恨难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心理反应实属正常。久而久之，这种不满的情绪悄悄滋长，从对高太后把权的不满，延伸到了对旧党的不满。

　　　　郁积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老太婆高太后终于死了。这一年宋哲宗也已经年满十八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了。

　　　　在哲宗当皇帝的前八年，朝臣们只知有高太后，几乎要把泥菩萨皇帝忘了。可是现在，泥菩萨变成了活菩萨。对于这尊活菩萨，大臣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模样，陌生的是他的思想。

　　　　总有人具备超级敏感的政治嗅觉。

　　　　礼部侍郎杨畏就是这么一个人。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宋哲宗来说，前八年只是高太后的时代，如今才是自己真正的时代。既然如此，岂能重用这群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朝臣呢？杨畏看清了皇帝的心思，抢先一步上疏道：“神宗更法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就是说，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伙人破坏了宋神宗的变法，现在应该要改过来，继续完成神宗皇帝未竟的事业。

　　　　此言大投宋哲宗所好。

　　　　说实话，宋哲宗对新法了解多少尚是疑问，但他对这帮投靠高太后的朝臣不满是实实在在的，只有换一批人，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问杨畏：“先朝旧臣谁可召用？”时间才仅仅过去八年，当年新法健将多数尚在人世。杨畏一口气罗列了章惇、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他还大大赞扬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伟大精神与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宋哲宗大受鼓舞，遂下诏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等人。

　　　　政策变了，宋哲宗把年号也改了。公元1094年，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绍就是“绍述”，即继承的意思，“圣”就是指神宗皇帝。从年号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决心，他就是要推翻旧法，把神宗变法发扬光大。

　　　　于是一大批新党人物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而旧党如刘世安、苏轼、范祖禹等纷纷被踢出中央。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党不必等上三十年，只用了八年时间，便卷土重来了。大宋的政治又为之一变，从“元祐更化”变成为“绍圣绍述”，新党全面把持朝政。

　　　　问题是，争议不休的朝政是否因此变得祥和？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折腾日久的国家是否从此长治久安呢？

　　　　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熙宁变法中，帝国航母的总舵手便是宋神宗，他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对旧法弊端有深刻的认识。而在绍圣绍述中，总舵手宋哲宗并没有父亲的魄力与才干，他起用新党人物，只不过是对旧党人物不满而已。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立法尽管有问题，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为国为民。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甚至被誉为“元祐诸君子”。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在自身修养、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意气用事，假公济私，迫害政敌，反攻倒算。

　　　　从宋神宗时代开始，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人品。即便是司马光复辟，旧党掌权，也没有对新党进行人身迫害。可是在绍圣年间，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

　　　　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开棺暴尸。宋哲宗虽没有同意，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对死去的人如此，对活着的政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四处出击，甚至屡兴大狱。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在大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不以言罪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正是这个指示，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已然是不可改变了。

第28章　宋徽宗：皇帝与艺术家（）　
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他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二十五岁就死了。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其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南唐后主李煜如此，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李煜是大词人，一曲《虞美人》传诵至今，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对艺术的贡献，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而不在政治。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艺术领域，必顾此而失彼。有一句话说得好：“天才也怕入错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人都入错行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是在书房画室，与琴棋书画为伴，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呆若木鸡。

　　　　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

　　　　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

　　　　其实，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他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认为他有福相，而且仁孝。

　　　　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对新法并不太热衷。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那么无疑“朋党之争”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

　　　　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

　　　　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

　　　　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

　　　　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

　　　　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

　　　　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

　　　　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

　　　　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