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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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曲终人散：南宋帝国的灭亡（2）（）　
元军入闽后，连下建宁、邵武，由北、西两路进『逼』福州。小朝廷不得不再度流亡，张世杰、陈宜中以海船运送十七万军队及小皇帝，南逃到了广东『潮』州。广东也是岌岌可危了。元军占领福州后，继续向南推进，攻下兴化，泉州不战而降；在另一个战场，元将阿里海牙已攻陷广西诸州郡。与此同时，江西的元军也进入广东，攻下循州（广东龙川）、梅州，离流亡的南宋小朝廷已是近在咫尺。

　　　　关键时刻，文天祥从福建漳州转移到广东，力挽狂澜。

　　　　景炎二年（1277）三月，文天祥收复梅州，紧接着便攻入江西，收复会昌。六月，文天祥在江西雩都打败元军，派遣部将收复吉州、赣州属县，继而包围赣州。但是文天祥毕竟是文人出身，行军打仗并非其所长，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成为虞允文那样文武双全的人。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文天祥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只好撤回广东循州。这一战，代价惨重，不仅文天祥的几个得力部将都战死，而且连他的妻儿、家属都被元军俘虏，押往燕京，其中两个儿子死于半途。

　　　　李恒打败文天祥后，与吕师夔率步兵穿越庾岭（梅岭），进入广东。宋帝赵昰转移到『潮』州浅湾，以便随时渡海而逃。元军又出动一支舟师，由唆都、刘深率领，从泉州沿海路而下，志在摧毁流亡朝廷。唆都攻占『潮』州后，刘深奔袭宋端宗所在的浅湾，张世杰遂带着小皇帝逃往海上。继而惠州、广州也陆续被元军占领。

　　　　想想小皇帝也怪可怜的，生不逢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被戴上皇冠，可是却没有皇帝的命。这个皇冠除了让他的人头比较值钱之外，并没带给他荣华与富贵，反倒是流亡、漂泊、终日惶惶不安。在海上颠簸六个月后，小皇帝再也经受不住各种恐惧的折腾，他解脱了，死了，年仅十岁。

　　　　对抗元志士们来说，皇帝已经只是一个象征，象征大宋王朝仍然顽强存在着。大宋旗帜不倒，才能激励更多的志士抗击元军。张世杰、陆秀夫把赵昰的弟弟赵昺又推上皇位，又是一个小皇帝，而且更小，才七岁。看来出生于皇家，也不见得都是好，你想当平民百姓都当不了，就你这么个龙种了，你不当皇帝谁当？

　　　　这几个月来，张世杰、陆秀夫率残余水师，漂『荡』于海中，在各个海岛中流亡。最后，张世杰找了一个海岛：厓山。

　　　　厓山是广东新会南八十里处的一座海岛，呈狭长状，南北长而东西短。张世杰考察后，认为此地有天险可守，便驻足于此，造行宫二十间，军屋三千间。尽管建筑简陋，总算有个落脚点。

　　　　张世杰、陆秀夫心里肯定明白，以厓山这个弹丸之地，要想对抗元军，无异于天方夜谭。南宋偌大的土地，都挡不住元军的进攻，何况是小小厓山。他们只是为民族气节而战，为信念而战，为荣誉而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信念而死，不失为大丈夫。肉身可灭，精神不死。

　　　　还有一个人在苦苦支撑。

　　　　他就是文天祥。

　　　　坚持意味着艰难。死亡并不可怕，生存更加困难。文天祥自己这样说：“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活着这么艰辛，为什么还要苦苦支撑？因为他有精神信仰，他心中有一股不可摧毁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茫。”这种精神也，“清『操』厉冰雪”，“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我们现在都说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英雄，论事功，其实他比不上宗泽、岳飞，吴玠、孟珙、余玠，甚至比不上李庭芝，但是他体现出另一种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事功只是一时之事，当历史翻过那一页时，总是烟消云散。而精神却是永存的，跨越时间，跨越地域，即便千年后也仍熠熠发光。

　　　　张世杰率军流亡海上后，文天祥在陆上更是独木难支了。元朝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全力清剿闽广残余宋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文天祥退至『潮』阳。元军进攻『潮』阳，文天祥败走海丰，行到五坡岭山麓时，被元军追上。一场鏖战后，宋军大败，文天祥力战被俘。

　　　　元军活捉这位前任南宋宰相后，自然满心欢喜，押文天祥至元帅张弘范处。左右命文天祥向张弘范跪拜，文天祥虽是战俘，却仍傲骨铮铮，决不下跪。倒是张弘范有点风度，给文天祥松绑，以宾客之礼待之。文天祥只求速死，但张弘范却不杀他，把他押囚于船上。

　　　　当船行至零丁洋时，文天祥感怀于故土沉沦，山河破碎，自己身陷囹圄，壮志难酬，遂写下一诗，以明心志，这便是著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被俘四年后，文天祥在大都英勇就义，践行了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信条。

　　　　春风化雨，又是新的一年。

　　　　1279年，全国各地的战事已基本平息，只有零星地区还有零星的抵抗。

　　　　这年年初，四川合州的光荣堡垒钓鱼城降下大宋旗帜。作为一座孤独的堡垒，犹如一座小岛耸立于无边海水的包围中。尽管张世杰还在厓山苦苦支撑，但大局已定，何况钓鱼城距离厓山那么遥远。守将王立以不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向元朝投降。整个大宋江山都保不住，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城呢？但是钓鱼城坚持到最后，也算不负余玠的一片苦心了。

　　　　最后来看看南宋流亡小朝廷的结局。

　　　　在钓鱼城投降的同时，元军终于探明南宋小皇帝的藏身之所。张弘范马上出动大军，大举进攻厓山。为了防止宋帝逃脱，张弘范命令舟师阻塞出海口。

　　　　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

　　　　厓山北面水浅，元军舟师开不进去。张弘范便转而从南面进击，与张世杰的舟师相遇。为了对付元军，张世杰是有准备的，他尚有战船千艘，呈一字型排开，抛碇（就是锚）入海以固定，船与船之间用大索固定相连，四周均搭起形状如城堞的楼棚，小皇帝的大船居中。这种布局十分奇怪，不合常理，乃是兵家之忌。张世杰指挥舟师多年，岂会不知？他的真实意图是赌上一把，赌赢了乃国家之福，赌输了为大宋王朝陪葬。

　　　　张弘范率先攻击，宋军水师如铜墙铁壁，根本攻不进去。这时元军又采取火攻战术，以火船『逼』近，纵火焚之，这正是三国周瑜大破曹『操』水师之计。只是张世杰又岂会蹈曹『操』覆辙，早有防备，他的战船都涂上湿泥，火烧不进。

　　　　但在相持十余日后，宋军出了严重问题：淡水不足。宋军士兵只得喝海水，上吐下泄，战斗力大大受到影响。此时元军的力量又得到增强，李恒从广州带来援兵，攻厓山北。

　　　　二月六日，厓山海战进入决定『性』的时刻。

　　　　张弘范觑准早『潮』时机，令李恒率舟师乘『潮』攻击宋舟师北侧，自己则率其余几路舟师攻南侧。一时间，张世杰腹背受敌。更严重的是，宋军士兵因数日缺淡水，已是体力不支，难以再战。张世杰的布阵，虽然在防御上很坚固，但问题很大。由于船船相连，一船倾倒，势必会拉倒几艘船陪葬。

　　　　此时张世杰感到大势去矣，想着保护皇帝要紧，遂抽调精兵到中军。这么一来，宋军更混『乱』不堪，有些将领乘机向元军投降。张世杰派人去接小皇帝，但陪在小皇帝身边的陆秀夫坚决不肯走。张世杰只好自己割断绳索，带着十六艘船突围而出。眼看着南宋最后的舰队正在毁灭，陆秀夫宁死不当俘虏，他先把自己妻儿推入海里，然后转身看着小皇帝，以沉痛的语气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不待小皇帝回话，他就为小皇帝做好决定了，不管赵昺愿不愿意，一把抓住他，往背上一背，跳入冰凉的海水中。

　　　　张世杰突出重围后，得悉小皇帝死讯，内心悲痛。当时正好台风大作，将士们劝他登岸避风雨。也许是受天气恶劣的影响，张世杰情绪十分低落，登上船楼，对天自言自语道：“我为赵氏，也算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岂料又亡。我苟活未死，只是想敌兵退后，别立赵氏以存社稷。今风涛若此，岂天意耶？”他在厓山未能殉死，如今风涛大作，在他看来，乃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在狂风骤雨中，将士们看到他坠入海中，或者被台风卷入海，更可能的是他自己投海结束生命。

　　　　小皇帝赵昺、陆秀夫、张世杰都死了。

　　　　厓山海战给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960年），到陆秀夫负幼帝蹈海（1279年），宋朝存活了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以靖康之变为分界，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开国时气吞万里如虎，亡国时悲壮而苍凉，这也是封建王朝不可改变的宿命。

　　　　俱往矣，往事越千年。只是在发黄的史册中，我们依稀看到厓山谢幕的那一刻，波涛怒吼，风雨苍茫。

第55章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1）（）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上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文，这份誓文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第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第56章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2）（）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