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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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第一九四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察巡。

　　　　李世民缘何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唯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状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毕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虞世南说厚葬是“亲之累”，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有这样充分的理由，所以对自己的尊亲厚葬，是不可采用的。

　　　　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作出决断。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无疑，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

　　　　此时，唐陵还没有完整的陵墓制度。

　　　　一年以后，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根据皇后遗言“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命匠人在九嵕山建筑昭陵，从而最终确定下唐代的陵寝建制——两种情形：一是继承和发展魏晋、南朝因山为陵的制度，即在风水佳好的雄巍山峰中部开凿墓室建造大气非凡的山陵；再就是承袭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长孙皇后的安葬，没想到成了李唐王朝反盗墓与后来盗墓风『潮』不断“对话”的焦点。

　　　　长孙皇后（公元601~公元636年），长孙皇后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女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女人。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其“仁孝俭素，好读书”。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出生于长安，长孙皇后是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皇族后裔，名臣高士廉之妹。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

　　　　作为李世民的皇后，对李世民的政绩有很大的贡献，她一方面做李世民的好妻子，另一方面，非常好学，她曾利用闲暇专门收集历代著名女『性』的业绩，编写得《女则》三十卷。她崇尚节俭，一次，有人对她说太子宫中器物太少，显不出皇家富贵气象，请皇后开恩给增拨一些，她不但不同意，而且亲自前去教导太子：“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耶！”最终使太子打消了添置金银器皿的念头。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

第34章　盗墓风潮第三波：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3）（）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恩爱有加。她自己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她不幸患病，弥留之际遗言：“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在她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诏告天下：“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亲命匠人筑造昭陵。他当着百官的面，对负责昭陵营建的侍臣说，昭陵的规模“足容一棺矣，务从俭约”，并在筑陵完工后令史官记载：“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

　　　　从字面看，造昭陵并没有铺张，昭陵的规模并不大。然而，李世民在此只不过是与后人，确切地说是与盗墓贼绕弯子，捉『迷』藏。他在按自己的意愿施放烟幕弹。

　　　　为了使天下人对他主张薄葬深信不疑，葬完长孙皇后的第二年，即贞观十一年春（公元637年），他又向天下发布诏书：生是天地的大德大恩，寿是或长或短的一个期限。生有七尺的身躯，寿以百岁为限度，包藏灵『性』、禀受天地之气的人类，无不一样。生与寿都得之于自然，是不能够分外企求的。所以《礼记》说：君主即位就制作棺木。庄周说：躯体使我劳累，死亡使我休息。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通大事理的贤人的深识？……天下得到安定，这是朕平素的志向，现在已经实现。但朕仍怕死后的日子，子子孙孙习惯于流行的风俗，仍然遵循通常的礼仪，加四层的棺材，砍伐百年的巨木，『骚』扰百姓，增高增大陵园。现在，朕预先写下这一诏令，丧事务必遵从俭省的原则，陵园在九嵕山，地宫不过足以容纳棺木而已。岁月积累，逐渐齐备。葬具有木马泥车，瓦制的鼓，芦苇截成的笛，这样做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

　　　　……从今以后，功臣近亲和德行、事业有助于当世的人，如果逝世，应当赐给坟地一处及所用的棺木，使埋葬的时候，丧事完满。有关主管部门照此筹措准备，就合朕的心意了。

　　　　这些看似凿凿的言辞，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当盗墓者钻进九嵕山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自己的地宫中的时候，后世人便知道了李世民当初不敢公开的秘密，以及他撒播的、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的弥天大谎。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与长孙皇后的安葬之地。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二十多公里的九嵕山上，东北距离贞陵19公里。九嵕山海拔1188米，孤耸回绝，气势雄伟，树木葱茏，风景绮丽，是渭北山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山。昭陵因山而置，封域120里，总面积达30万亩，是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陵园始建于636年，是由著名建筑学家阎立德设计的。当年昭陵有富丽堂皇的地面建筑和地下宫殿，高大的朱雀门，雄伟的献殿和庄严的祭坛，构成地面建筑的主体。

　　　　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由于玄宫前面山势陡峭，来往不便，就顺山旁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千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罴（pi）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十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呈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呈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

　　　　在主峰地宫山的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

　　　　20世纪初，陵区陵园的地面建筑大都已经塌毁，正南面山下朱雀门的门阙和献殿，以及山北的玄武门、祭祀坛等墙基还能辨识，依稀可见昭陵的宏大气势。

　　　　六骏被盗现裂痕

　　　　如果把昭陵比作一顶美仑美奂的皇冠，那么昭陵六骏浮雕就是上面最耀眼的一颗宝石。这些浮雕原来置放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与历代一些帝陵陈陈相因的一般『性』的石人石马布局不同；这是唐太宗为了纪念他开国的武功所立。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大唐帝业时所乘过的六匹骏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在削平群雄而纵横驰骋的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性』命。它们的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特勒骠、青骓（zhui）和什伐赤。相传六骏诸形出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由技艺高超的名匠依照图形一一刻在青石屏上，每件石屏刻一匹马。石屏高约米，宽近2米，左上角或右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书写，不过，如今字迹已无从辨认了。

　　　　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诏令画家阎立本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后由工艺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置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唐太宗还为每一匹战马赐名作诗，记述它们的战功和风采。史传唐太宗还令大书法家欧阳询将每一匹战马的名字和御制颂词誊写于纸上，令工匠镌刻于石雕之上。虽然每一幅石雕上都留有一尺见方的空白供凿刻，但如今却是看不出一个字样。一千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打霜浸对石灰岩石雕的侵蚀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昭陵六骏”采用高浮雕表现手法雕刻而成，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人马侧面像凿入巨石达15厘米之深。因年代久远，平坦背景上是否还有图案已是无法辨认了。石雕四周由凸起高边围护。护边表面和石雕侧面上的祥云花枝纹仍依稀可辨。“昭陵六骏”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中华文物的稀世珍宝，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它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献中得知，排列在东侧第一的为“特勒骠”，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特勒骠”是一匹『毛』『色』黄里泛白的战马。李世民在公元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史载：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在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为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白蹄乌”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为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据《全唐文》（卷十）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与“白蹄乌”是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改马势不可挡的造型再现了当年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内）大战之时，该马势若凌云，所向披靡的无畏气概。“飒『露』紫”是石刻六骏中唯一一匹兼刻人物图像的战马，艺术家们紧紧抓住该马胸部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其拔箭时欲拔不忍的瞬间动作，真实地表现出一种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青骓”和“什伐赤”都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势力在武牢关大战时的坐骑，二马各中五箭，一役俱损。“拳『毛』”是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时的战马，该马身中九箭而亡，充分显示了李世民连年征战，浴血疆场的艰辛。

　　　　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ji），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中日：“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照“中国古代以右为上，左为下”的传统礼仪依次排列，昭陵祭坛西侧（即右侧）为上，首位便是丘行恭为之拔箭的“飒『露』紫”，“拳『毛』騧”位居第二，下面是“白蹄乌”；祭坛东侧（即左侧）依次是“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

　　　　大概由于六骏的战斗经历，再加上石雕艺术的魅力，这组浮雕在民间的传说中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据说安史之『乱』时，唐军和安禄山手下将领崔干佑在潼关展开大战。战斗中，叛军的一队白旗军冲杀悍勇，攻势凌厉，唐军一时难以招架，眼看要败下阵来。突然黄旗招展，不知从何处杀出一队人马冲向白旗军。两个回合的恶战下来，黄旗军杀得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因寡不敌众，被白旗军团团围在核心，难以突围。就在这危急之时，忽然阴云四起，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转眼间黄旗军踪影全无，惊得叛军呆若木鸡，仓皇倒退了几十里。后来，昭陵的守陵官员奏报朝廷说，潼关大战那天，昭陵前的六骏个个汗湿欲滴。人们纷纷传说：那队勇猛神奇的黄旗军就是由昭陵六骏和墓前的石人石马组成的。

　　　　“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在昭陵六骏中最为出彩，诞生的背景和故事最为奇特，千年以来演变成广为流传的神话，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珍贵的稀世国宝。

　　　　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拔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纔特别将他的英雄形象雕刻在昭陵上。

　　　　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拔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愚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tà）时所乘。

　　　　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后来也被李世民击溃败走。

　　　　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騧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

　　　　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时至今日，如若再度矗立于昭陵之前，我们却只能看见经过修整和复制以后的六骏了。原来，在1914年，美国文化侵略分子勾结陕西军阀，把“六骏”全部打碎，并盗去其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现陈列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余四骏被复原、被盗之两骏也被复制，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昭陵六骏了。

　　　　就这样，从1914年5月至今90多年来，“两骏”一直流失在海外，国宝六骏被天隔一方。与留在西安的四骏相比，二骏身上似乎有更多岁月和时代的痕迹——现在留在这两块巨石浮雕上的纵横裂痕是当年为搬运方便，凿碎石雕而留下来的。战马和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细致到马儿腿『毛』清晰可见的惊人工艺，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千五百年前的工匠之手。而石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裂痕和无法弥补的残缺，则向人们昭示一百年前战争与掠夺的罪恶。

　　　　在另外四骏即“特勒骠”、“青骓”、“白蹄乌”、“什伐赤”，古董商又勾通美国商人将其打成块企图装箱盗卖运往国外，后被爱国民众发现追回。在2002年8～12月的昭陵北司马门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清理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六骏中“青骓”的后腿关节浮雕残块和“特勒骠”中的蹄腕浮雕残块，使这两件稀世珍宝的部分残缺得以弥补。同时还确定了六骏坐落的原始位置并发现了六骏的坐落底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昭陵六骏的四骏被移交给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永久收藏。历经磨难，“四骏”在辗转盗运中马蹄断裂，造成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重新嵌合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骏”，在向人们展示中国的高超雕刻艺术的同时，也带着斑斑的历史伤痕，向世人诉说着它们遭受的磨难和至今仍被天各一方分离的痛苦。

　　　　而历史上的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