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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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诺曼、鲍比、布拉巴宗以及被俘的锡克骑兵团成员，在白天被暴晒在烈日之下，在晚上经受着严寒，锋利的皮带嵌入他们的手腕和脚踝。他们忍受着中国狱卒的踢打”。

　　　　在这些俘虏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鲍比——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不久之后，他的尸体也被找到。

　　　　鲍比的遭遇引起西方媒体同行的广泛关注和不满。如果说，在得知虐囚事件，尤其是鲍比遭遇酷刑乃至死亡的消息之前，西媒在报道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一事上还会考虑平衡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的话，那么，此后则基本只有一种声音——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摧毁圆明园的行为仍然遭到许多西媒的谴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支持入侵中国。

　　　　巴夏礼等人回营之后，额尔金与法国的格罗斯将军等人一起商议了报复的策略。额尔金主张踏平紫禁城，以警告中国人不要用绑架作为谈判的手段，格罗斯则主张烧毁圆明园，因为这样做不会危及条约的签订。格罗斯的主张得到了采纳。

　　　　10月6日至8日对圆明园的劫掠，并没有完全毁掉圆明园，但已经足以震慑清朝皇室。根据《雷诺报》的报道，10月13日早晨，清朝皇室再派恒祺与巴夏礼等人谈判。之所以派恒祺出马，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广东的“河伯”（hoppo），即广东海关监督，与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巴夏礼相熟。但是，在那个背景之下，这种交情显得有些讽刺，正如巴夏礼没有因为这种交情而免受虐待，恒祺也不会因为这种交情得到任何好处。

　　　　巴夏礼告诉恒祺，如果不在13日中午之前投降，英法联军就要炮轰北京城。巴夏礼说这番话的时候，攻城炮已经就位。“恒祺走出接待厅并且说，所有我们的要求都得到同意，他们会打开城门，不会有任何抵抗”。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英法联军进城之后，立即挂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套在城门旁边的高高的旗杆上，法国国旗则在城墙窗口外飘扬，表明北京城已经被英法联军占据，而北京城的无敌神话由此破灭……中国人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别让联军中的中国苦力进城。联军答应了这个条件”。

　　　　《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控制了北京的英法联军的前途表达了乐观情绪：“额尔金勋爵此时掌握着这个‘鞑子朝廷’（thetartardynasty）的命运。他可以让它继续下去，也可以消灭它；他可以恢复其官僚系统，也可以永久废除它，让这个国家改变其制度。”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认为完全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在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倾向于自我管理，或者如此迅速地养成自我保护的习惯。这种能力可能来自于这样一种从未停止的需要：他们从来不能指望他们的『政府』，也从来不能从强盗、造反者或贪污腐败的官僚那里得到保护，而且，因为强盗、造反者和贪官污吏总是威胁或劫掠他们，他们总是被迫联合起来。实际上总有一套系统使他们走到一起。因此，在中国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

　　　　文章作者写道，除掉“鞑子专制『政府』”（tartardespotism）并不会使中国面临任何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满族人的专制只是中国漫长的无『政府』状态的面具而已”。

　　　　这篇文章将咸丰皇帝称为“软弱且放纵的人”。文章写道，咸丰皇帝带着朝臣、家眷和军队现在已经出逃到热河，在那里的宫殿中的沉闷的亭台楼阁之中继续过着放纵的生活。长期以来，他“只是这个帝国的一尊被百姓蔑视的雕像而已”。

　　　　圆明园的厄运并没有因为北京投降而改变。10月18日，部分英法联军再向圆明园进军。英国《伊普斯维奇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他们的军队在向圆明园进军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为一个清兵也没有看见。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法国和英国士兵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挥舞着棍棒和斧头『乱』砍，屏风、壁橱，凡是太过笨重而无法移动的，都没有幸免。“很难为第二次加剧的复仇找到正当理由，因为幸存的战俘已经被释放回营，而且清朝『政府』已经答应支付赔款，这些赔款已经兑现。这是作为谋杀欧洲人的惩罚”。

　　　　最终，这个“万园之园”被付诸一炬。在摧毁圆明园的过程中，士兵们意外地发现1793年出使北京的马嘎尔尼勋爵送给中国皇帝的两件礼物：一辆典礼用的四轮大马车，以及两门榴弹炮。“这两件礼物都依然完整，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显然是得到了仔细地保管。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拥有了这些枪炮，却从未作出过任何努力去改善他们自己的野战炮车”。

　　　　根据《纽约时报》的记录，在法国出兵远征中国之前，法国考古学家乔马德曾恳求法国『政府』派一些训练有素的人跟随军队，以阻止他们对古迹、纪念品和艺术品的破坏。“他预见到了在10月犯下的这场暴行。但他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圆明园及园内珍品皆被摧毁……圆明园藏有的不仅有中国皇室的漂亮家具和无数奢侈用具，还有这个帝国的无价的档案材料，以及这片土地最珍贵的传统，这些传统从未与四千年的历史失去联系”。

　　　　文章引述乔马德以及巴黎大学汉学教授斯坦尼斯劳·朱利安的话说，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博物馆。“他们说，与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破坏相比，对卢浮宫或者大英博物馆的破坏显得无足轻重，因为法国和英国的馆藏主要来自其他地方，而圆明园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的宝库……乔马德把额尔金勋爵的行为称做‘对人类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找到抵抗这种恶行的人”。

第35章　签约求和（）　
根据《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记录，10月20日，焚烧圆明园之火尚未熄灭，恭亲王奕？履约派人将30万两白银送到北京城北的英法联军司令部，并附上一封书信，“热切地恳求尽早确定签署和约的日子”。

　　　　在收到恭亲王的书信和30万两白银的款项之后，英国人急于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以建立大使馆，他们还需要为签约仪式寻找一处足够宽敞的公共建筑，“确保签约仪式以能够让人们记住的方式进行”。

　　　　额尔金派巴夏礼和洛克探察北京所有的公共建筑，以初步选出那些最适合的地方。英军总司令格兰特则派军需长官罗斯中校为额尔金勋爵在京停留期间的护卫队寻找合适的住所。这篇文章写道：

　　　　北京的贫困以及公共建筑的破败状况十分可悲。巴夏礼率领着一个50人的护卫队前往北京城的北部探察。有三四名清朝官员全程陪同。在此之前，这些官员已经挑选出修缮最好的建筑。他们之所以也要跟着，是为了确保欧洲人可以进入他们想要探察的其他建筑。但是，这些建筑一栋比一栋破败和凄凉。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宽阔街道，他们从城北来到了城西。随着进一步地走近这座城市，他们发现街道更加拥挤，商业也更加繁荣。来到城南的时候，则发现街道变得狭窄和曲折。他们在这里参观了三到四处建筑，但无一适合居住……在紫禁城南门之外，是一个封闭的大广场。在紫禁城的东面，有『政府』各部的办公楼。礼部的办公楼很豪华，还有很好的庭院和礼堂。户部的办公楼则是一堆废墟。兵部等机构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最终，礼部被认为是最适合举行和约签字仪式的地方。

　　　　但巴夏礼没有找到适合设立大使馆的地方。因此，他们要求恭亲王立即准备一些私人住所用于接待额尔金勋爵。怡亲王载垣的私人住所被选中，“因为他的住所地理位置便利”。这是一个占地面积非常大的住所，“仅外屋就能轻轻松松地容纳3000名士兵。不过，宫殿与花园的条件并没有比之前参观过的其他建筑好太多。于是，300名中国工人被安排进行修缮……公共建筑和私人——甚至像怡亲王这样的帝国最大、最富的亲王之一——住所的破败情况，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签约之日确定在10月24日。在之前几天，沃德和巴夏礼忙于与清朝官员讨论和约的条款，安排这些条款以及《天津条约》生效之后的相应事宜。恒祺与一位王姓官员是参与讨论的清朝的官员中的两位。“在1858年，这位王姓官员曾与直隶总督谭廷襄一起阻止额尔金勋爵率兵前进。”

　　　　10月24日早晨，在600名护卫队成员以及100名驻京军官的陪同下，额尔金与英军总司令格兰特从安定门入城。格兰特带着司令部成员及其私人助手等骑马走在额尔金前面。额尔金身着大红『色』外套，坐在一顶由16名中国人抬着的典礼专用的轿子中。他的坐骑在后面跟着，两侧是骑着马的大使馆成员。

　　　　纳皮尔爵士率第二师团（the2ddivision）列队在街道两旁，占据了额尔金必经路线上的战略位置，“以防备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相当多的人在街道两旁围观。他们非常有秩序。这些人只不过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在这位‘伟大的野蛮人’（thegreatbarbarian）坐轿经过的时候一窥他的真面目”。

　　　　礼部与安定门相距约3。5英里。额尔金等人抵达礼部时，已经过了下午3点钟。在礼部入口处的周围，以及周围的街道和广场上，都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为了确保签字仪式顺利进行，礼部庭院的每一边都有卫兵把守。

　　　　此时，英法官员们自己列队站在设在庭院中的讲台的左边，讲台的右边则集合了很多清朝官员。在讲台的后面，已经安置了两张小桌子和几把椅子。根据安排，额尔金将在左边的桌子上签字，恭亲王将在右边的桌子上签字。在额尔金勋爵的座位旁边，挨着的是总司令的座位。各国高官们的座位位于讲台的两侧。

　　　　当额尔金的轿子进门时，军人们举枪致敬，乐队演奏英国国歌《上帝拯救女王》（godsavethequeen）。他的轿子一直被抬到讲台的前面，恭亲王奕？率所有在场清朝官员前去迎接。《泰晤士报》的文章写道：

　　　　额尔金勋爵冷淡地微鞠一躬，恭亲王予以回礼，神情略带不安。而后，两个人一左一右先后落座。在庭院的中间，已备好一张桌子，在桌子之前备有几个盒子，待签和约都装在盒子之中。

　　　　签约仪式很快就开始。额尔金请韦德将他的全权印信的译本交给恭亲王，同时要求查看恭亲王的全权印信。恭亲王说，他并不拥有全权印信，但他有等同于全权的权力，并将皇帝命他全权谈判与缔结和约的诏书以及用来批准条约的国玺（thegreatsealoftheempire）展示给额尔金看。

　　　　而后，恭亲王奕？分别与额尔金、格罗斯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中国答应了诸如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增加赔偿给英国和法国的军费等逐项要求。

　　　　《泰晤士报》的文章写道：

　　　　恭亲王的签字与盖章表明和约已经批准并正式生效。在和约上盖上国玺意味着皇帝接受条约中的所有条件和责任。而后，额尔金与恭亲王就和约的签署互相致以良好的祝愿，他们希望这件事有助于两国建立良好互谅。恭亲王说，在此之前，他们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犯下了很多错误，事情处理得非常糟糕，但是，他现在亲自管这件事情了，他希望事情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恭亲王大约28岁，但容貌偏老一些。他看上去不缺乏智慧，但脸『色』显得焦虑不安。他可能在抑制怒火。毫无疑问，他已经习惯了在『政府』高官面前颐指气使，可是现在，他所处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

第36章　北京是多么的脆弱（）　
西方媒体发表的几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西方人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将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泰晤士报》的文章写道：

　　　　我们已经了解并且已经告诉全世界，北京是多么的脆弱……从僧格林沁抓住手握休战旗帜来到他面前的欧洲人开始，额尔金勋爵抛开了所有谨慎的政策，立即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我们已经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只要军队仍然停留在大沽，只要这些城市中仍然张贴着中国胜利的公告，那么，我们得到的任何条约都是无效的……当额尔金勋爵拒绝谈判并向这座城市推进时，中国人似乎已经放弃了用战俘进行勒索的希望。如果我们没有等待缓慢的法国步兵，我们很可能可以救回安德森和诺曼的『性』命。可以肯定，在军队向北京推进的同时，虐囚停止了，而当圆明园被占领时，战俘立即被释放。

　　　　……

　　　　（毁掉圆明园）这种特殊的适当措施也是对清朝皇室罪行的惩罚。皇帝回京之后，如果询问为何英法联军要毁掉他的宫殿，却不破坏他的子民的居所，我们要让他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不是联军，而是那些残忍而不忠实的清朝官吏。他们拷打了联军的同胞。如果他们在此前应我们的要求将战俘送回，本可以重新谈判，他的宫殿本不会被摧毁，他的首都也不会被占领。而另一方面，如果战俘没有被归还，位于北京城中央的皇宫将面临与那些没有城墙保护的宫殿同样的命运。如果皇帝将这件事情深深地记在脑子里，我们可能让皇帝去惩罚那些拷打欧洲战俘的冒失的官员。但是，虽然额尔金不该因此而受指责或受褒奖，他在此之后的几天的政策却值得表扬。我们希望公众想一想这场战争的细节。这场长时间的战争足以表明，最终还是额尔金勋爵采用强硬的政策，才在三周之内结束了在中国的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影响中国皇帝和官吏是一个既伟大又困难的目标，这个目标只能通过采取一些让中国的统治阶级绝对想象不到的措施才能达到。“而这些措施将使我们成为北京的主人。这些措施将使清朝『政府』不那么傲慢自大，让他们认识到『奸』诈而残忍的行为所引发的责任。让皇帝接受由环境和他所处的时代施加在他身上的现实的唯一希望，在于打击他的威信，长期以来，这种威信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使他无法察觉环绕其宝座四周的危险和威胁……似乎有两个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结果：一个办法是攻占北京的皇城；另一个办法是摧毁圆明园——皇帝最喜欢的宫殿，也是战俘们最初受刑的地方”。

　　　　美国康萨斯州的《独立报》不仅将英法联军对中国的入侵描述成一场世俗的战争，还把它描述成一场圣战。刊登于1861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写道：

　　　　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占领以及清朝皇帝的逃亡，是现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以及惊人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来说就像是一本天书（asealedbook）。她的排外政策使4亿人不能沐浴欧美文明之光，不能感受上帝之子的福音的仁慈和神圣。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个帝国的征服，及其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将打开渠道，文明之光将注入这个“天朝”。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人民将熟悉《圣经》中展示的宗教体系。因为耶稣之名在他们面前唱响，中国的异教偶像（paganidols）将走下神坛。蒸汽机和轧车将遍布那块广袤大地的宽广而人口稠密的平原。这道闪电将把信息传递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不可能冷静地想象很快就会在那里发生的快速而重大的变化。

　　　　这个惊人的时代真实地降临在我们头上。上帝似乎已经出现，用他威严的力量去“鞭笞这些国家”，展示他的权力。

　　　　如果英法联军得到的这纸和约不能让他们各自的国家满意，他们将使这个国家置于他们的武力统治之下，或者使其成为欧洲列强的一个省。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将向世界开放，西方人将逐渐熟悉其人民、习俗和历史。

　　　　因为此战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对中国战争的胜利，还被用来鼓励南部各州脱离南部联邦。这篇文章写道：“这件事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贸易非常广泛。她向整个世界供应茶叶，她的水稻非常有名。现在，这些是整个文明世界日常消费的产品。如果美国种植水稻各州与南部邦联划清界限，中国可能开辟一个购买这种主食的新市场。中国的广州和其他海港的水稻价格，将通过穿越白令海峡的电报从北京传递到纽约和其他城市。我们将准确地了解水稻的种植情况及价格，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信息。我们的西部城市——旧金山和其他海港城市——将直接与中国贸易。太平洋铁路将把进口产品运往这块大陆的各处。”

　　　　文章写道，这些很快就要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对文明世界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这是“当前局势的几乎确定无疑的后果”。

　　　　宗教好感，世俗利益，到底孰轻孰重？西方人作出了选择。

第37章　探访李秀成（）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北京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与太平天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人的重商主义。

　　　　1860年12月16日，英国《雷诺报》刊登了一封美国传教士罗伯茨（mr。roberts）写的书信，写信的日期是当年的9月26日。香港的《中国邮报》也刊载了这封书信。它讲述了“忠王”李秀成对外国人的态度。

　　　　1823年，李秀成出生于广西藤县。他26岁加入“拜上帝教”，10年之后被封为“忠王”。他与“英王”陈玉成、“翼王”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最为有勇有谋的将军。作为天京（南京）保卫战的一部分，1860年5月至6月间，李秀成率军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他与罗伯茨在苏州见面时，这座城市才攻克不久。

　　　　根据罗伯茨的说法，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前，他已经与李秀成相熟。因此，当他抵达苏州之后，“‘忠王’以极大的善意和谦逊接待了我，并且可能在几天后陪我去南京”。

　　　　罗伯茨在书信中向西方人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忠王”想过攻占上海，但他不想和在那里的外国人作战……他没有与外国人作战的部署。正相反，他希望在商业和宗教这两个方面保持最大程度的友好与热诚。他对信仰同一位伟大的上帝的国家——比如西方国家、英国和法国以及太平天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感到十分困『惑』。他不想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之中。他希望与西方国家的国王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我受邀向“忠王”和他的幕僚以及差不多一百名高级官员传了一次福音。

　　　　但是，李秀成表达的这种“友好与热诚”，并不足以打消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疑虑。诚如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在西方人的感觉之中，太平天国似乎更具有破坏和毁灭的倾向，而不是巩固中华帝国的建设，“这是欧洲列强对太平天国的遏制比北京的满族皇帝对它的遏制还要多的原因”。

　　　　西方人考虑过中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大清政权与太平天国政权——的可能『性』。《都柏林大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英国军官林赛·布莱恩的话说，太平天国起义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国两分天下，太平天国统治着江南地区。“林赛·布莱恩提醒我们，西方人所持的‘中华帝国长久不变地一直处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存在两个皇帝，他们划江而治”。

　　　　基于这种划江而治的可能『性』，英国人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泰晤士报》的一位编辑写道：“到底是满族人还是明朝后裔坐江山与我们无关。我们从已知的事实中作出的判断是，这与普通百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额尔金勋爵给出一个暗示，表明除了曾经反对过他的满族军队，英国人在中国没有别的敌人，并且将在任何内战中保持中立，那么，南京将很快派出另一支部队去征服直隶。只要南京与它的欧洲盟友保持良好关系，已经逃往深山的满族朝廷和满族军队将不会再回来。”

　　　　1863年7月6日，理查德·伯克勋爵在英国下院说的一番话，道出了英国坚守中立的深层原因。大意如下：

　　　　乍看之下，太平天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似乎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将会发现，他们的宗教是纯粹的骗局……而且，他们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可以创造一个朝代或『政府』的能力。他们已经统治了中国的大片土地达15年，包括南京和其他大城市，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任何有组织的『政府』形式。

　　　　清『政府』也不能寄予希望。太平天国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