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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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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已年满21周岁的李朝高宗开始亲政，李罡应停止摄政，但是，大权旁落于闵妃——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后——外戚集团。
闵妃集团不如李罡应集团那般保守。1876年，在日本的军事施压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岛条约》。条约中规定了两国互派大使、朝鲜开放两个港口、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类似“领事裁判权”的特权等诸项内容。这是朝鲜对外开港的第一份条约。此后，朝鲜国内亲日势力逐渐发展。
在朝鲜对外开放之初，李朝政权对欧美国家仍持排斥态度，但它毕竟显现了开明的迹象。1880年，前文提到过的美国海军将军薛斐尔率舰队经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再由香港出发抵达日本长崎。因为与李朝的直接接触并不顺利，他想到借助日本及中国的帮助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年的7月，他与李鸿章建立起了联系。
薛斐尔与李鸿章是在天津会面的。自1870年之后，直隶总督多驻天津。二人的初次会面颇为愉快。李鸿章想借美国之力牵制日俄，因而答应尽力为其周旋。正如他在这年10月7日呈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言：“美国尚无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作为感谢，薛斐尔留下一名海军中尉军官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官。8月，薛斐尔回国述职。
次年7月，薛斐尔再次来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对他说，朝鲜国内新旧两派分歧严重，一时难有结果，需要耐心等待。但是，薛斐尔认为李鸿章并未尽力，因为他并不相信朝鲜“内政外交皆自主”的事实，也不了解朝鲜国内新旧两派间的斗争有多么严重，他以为清廷可以命令朝鲜对外开放。
在李鸿章、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外交官黄遵宪等人的周旋之下，1882年，朝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据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分析，在这几个人中间，黄遵宪起的作用可能最大。1880年10月，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经朝鲜特使金宏集呈给朝鲜高宗，在朝鲜朝野引起轰动。在此文中，黄遵宪将俄国列为朝鲜最危险的敌人，并以此为基点，提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策略。
在朝美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李鸿章坚持要加入一条写明朝鲜是清朝“属邦”的条款，以“取悦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可借朝美条约，为其他列强继续与朝鲜立约的蓝本”。但是，李鸿章的这个要求被薛斐尔拒绝，因为后者认为签订条约的双方应该都具有平等地位。双方达成的妥协是，这一事实确定在此条约的附属条款之中。伊原泽周评论说：“李鸿章一心一意所坚持的属邦问题，除维持了封建的大清王朝的‘面子’之外，确无任何的实际意义可言。”没过多久，这一条款就因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而被推翻。
1882年7月，“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发动兵变，且兵分两路，一路攻入皇宫，另一路攻打日本使馆，结果闵妃逃往忠州，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在闵妃的请求之下，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也在花房义质的请求下出兵。最终的结果是，叛『乱』被镇压，李罡应投降并被押往天津，后来被软禁于保定旧清河道署，闵妃则重掌政权。
8月30日，日朝两国签署了《济物浦条约》。这项条约除规定赔款、开港等条件之外，尚规定有“日本公使署兵员若干备警事”，也就是说，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中日在朝鲜皆有驻兵。同年，中国亦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1884年，经日本策划，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等人为首的亲日的“开化派”（《清史稿》称之为“维新党”）推翻闵妃一派支持的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政府』，控制高宗，组建了新『政府』。三天之后，年仅25岁的“朝鲜总督”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帮助闵妃夺回了政权。洪英植被处斩，金玉均逃往日本。此后十年，朝鲜政局虽然变『乱』频频，政局却无根本动摇，直至1894年。
第45章 战略无奈（）
对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的西方媒体多有分析，其中不少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那段不堪的历史。我们将看到，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多么的不同。我们更将看到，如果失去了战略制高点，国家将处于何等可悲的被动境地。这场战争过去一百多年之后，所有有关它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引人深思。
1894年8月16日，中日正式宣战后半个月，美国肯塔基州的《黑泽尔格林先驱报》刊登了一篇分析战争原因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来自理查德·哈伯德（richardb。hubbard）。在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cleveland）担任第22任美国总统期间（1885…1889年），哈伯德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哈伯德如此讲述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
战争的根源可上溯到15和16世纪。日本曾数次入侵朝鲜，双方有过数次血战，然后中日之间、中朝之间也多次交战，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都宣称对朝鲜有宗主权（suzerainty）……弱小而无助的朝鲜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向北京和京都（或东京）承认其附庸国的地位，每年向这两个国家进贡大米或金钱。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肯让步，直到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签署。这份条约是在台湾问题发生之后签署的。根据这份条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妥协，他们互相承认宗主权，并且规定，如果两国要往朝鲜派兵或屯兵朝鲜，以保护在朝鲜通商口岸的各自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商业安全，应该先行知会对方。而且这些军事行动只能用于这些目的。这个条约承认朝鲜的世袭君主制。
在此期间，日本的发展十分迅速，超越了作为其竞争对手的邻国中国，在朝鲜获得最大商业利益，并夺取了内海，而朝鲜则优待中国，不喜欢迫使其屈服的日本。在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上，朝鲜先前是债务国。后来，朝鲜和中国都内『乱』频仍，毁坏了日本的商业，并且导致了谋杀，不仅谋杀多位其本国朝廷官员，还谋杀了日本商人和官员。中国建议朝鲜赔偿日本数百万，因此避免了战争。随后就是日本的入侵。
可以说，中国的善意行动让中朝之间的关系更为友好。但是，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商业实力，中国越来越眼红，这是很自然的。在此期间，曾经是朝鲜内阁成员之一的金玉均（kimokim）卷入了一起推翻朝鲜『政府』、谋杀国王的阴谋，导致了朝鲜的无『政府』状态。金玉均逃亡日本，并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
日本拒绝了朝鲜引渡金玉均的要求。中国则同情这个“隐士王国”（hermitkingdom）。后来，金玉均在上海被朝鲜人和中国人下毒暗杀。中日之间的恶感开始加剧。最近，朝鲜又爆发反抗国王及其朝廷的起义。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中，日本人的商业又遭到掠夺和破坏，一些日本人在租界中被谋害。
日本对此很愤慨，在没有知会中国的前提下增兵朝鲜。这对中国和朝鲜是个打击。在与朝鲜士兵发生几场小冲突之后，日本军队包围了皇宫，并在实际上使朝鲜国王成为战俘。针对日本的这些行动，中国也不顾天津条约的规定，也没有知会日本，就从海路和陆路往朝鲜增兵数千人。日本的巡洋舰拦截了中国船只，命令他们不要增兵朝鲜……日本向这些船只开火了。其中一艘船还悬挂了英国国旗。上千人死亡。战争出现了。
哈伯德提到的《中日天津条约》，指的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1885年4月18日就朝鲜问题在天津签署的条约，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这份条约主要有三项内容：其一，中日两国在条约签订后4个月内从朝鲜撤兵；其二，建议朝鲜国王从第三国聘用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其三，在朝鲜发生变『乱』等重大事件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知会另一方，事情解决之后要马上撤兵。
在中方看来，这份条约仅仅是对某些事项的具体规定，而在日本人和西方人看来，这些内容等同于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中日两国在朝鲜政策上的不同高度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不难从哈伯德的评论中看出，在他看来，相对于中国，日本在朝鲜有更多的利益。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保护日本人在朝鲜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中国的程序而已。而中国出兵朝鲜，既没有正当的目的，又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义务。当然，哈伯德所谓两国没有履行知会义务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对此，后文将另有补充。
哈伯德出使日本的经历多少使他的言论更加偏袒日本。但是，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上看，哈伯德的思路是典型的西方人的思路。
比如，1895年1月15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中日两国都宣称对朝鲜有宗主权，但是，归因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关系，日本有更多的理由宣称其宗主权……日本致力于发展其贸易，并增加其在朝鲜的重要『性』，而中国则是朝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朝鲜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在朝鲜的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外国人都要多，因此，日本被迫采取行动保护其国民。”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日本对朝鲜的正面作用要比中国大得多。这些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对朝鲜的改革措施上，而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对日本有利，也有利于西方国家，而清国一直坚守的保守政策给朝鲜带来的只有愚昧和落后。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朝鲜：
朝鲜的八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滋养着大约八百万人口，他们与中国在血统、语言、法律和宗教方面紧密相连……朝鲜人——统治阶级除外——十分贫穷。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一块天然的富庶之地能被邪恶且腐败的『政府』糟践成凄凉的荒野。人民苟活在重压之下，承担苛捐杂税以奉养堕落的官僚阶级。
在理论上，官职授予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精英。而实际上，考试只是一个空样子，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朝鲜有官僚无数，从国王的近臣到各省总督，还有各村庄的要人。他们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向普通百姓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这些钱的大部分都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作为他们购买官职的回报。尽管对百姓征收重税，『政府』国库却仍然虚空。
尽管在征税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见一致，但是，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却不同。朝鲜统治阶级派系纷杂，上流社会的人数比官职要多。在当下，正努力争夺官职的最大派别是国王父亲（指兴宣大院君李罡应）领导下的那一派。他是一位不友好的老绅士，在他儿子年幼的时候，他曾摄政，以铁腕统治这个国家。他对基督徒和所有外国人的迫害，最终使西方战舰突入朝鲜港口，迫使其签订通商条约。
他们憎恨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占据优势的日本人。两个月前，秘密特务（thesecretagents）打出了两个口号：“打倒压迫人民的税务官”，“赶走外国人，他们挣走所有的钱，而我们仍然受穷。”朝鲜农民是急『性』子，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狡猾的政客正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利用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十五年中已经发生三次。这一次，起义发生在首都周围地区，当然，外国人、随和的『政府』以及总体上善意的国王的大部分利益都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国王向中国提出出兵请求。
任何读了这篇文章的西方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若清朝继续控制并影响朝鲜，朝鲜毫无前途，对西方国家毫无好处。
文章中提到的“这一次起义”，指的是全奉准领导下的“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东学党起义”。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894年2月。他们提出了“诛灭倭夷，澄清世道”、“驱兵入京，灭尽权贵”等口号。因不敌起义军，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
6月6日，清朝『政府』将出兵朝鲜一事通知日本『政府』，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随后率军约两千四百名进入朝鲜。两天之后，日本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派出陆军约四千、水军约五百从仁川登陆朝鲜。6月11日，朝鲜『政府』与起义军达成停战协议。13日，朝鲜请求清军撤兵。清军同意退兵，同时要求日军撤兵。同日，日本『政府』电告驻朝日军司令官大鸟圭介（otorikeisuke）继续留在朝鲜。日本还向清朝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建议。最终，因清朝『政府』不愿妥协，日本诉诸武力，挑起了战争。
1894年11月21日出版的美国肯塔基州《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一组中日『政府』在6月7日至7月14日之间发生的9次公文往来。
第一份公文是中国驻日大使汪凤藻将中国应邀出兵朝鲜的事情知会日本。汪凤藻在公文中将朝鲜称为“我们的属国”（ourtributarystate）。第二份公文是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给汪凤藻的回信。陆奥在书信中写道：“我谨此声明，虽然‘属国’之词出现在你的信中，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
第三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将出兵朝鲜之事通知中国。第四份公文是总理衙门写给日本驻北京大使的，大意如下：
贵国派兵的唯一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在朝鲜的公使馆、领事馆和商人，因此，贵国方面派大量的兵力可能没有必要。根据条约，朝鲜没有作出请求，就不能派兵去朝鲜，因为这可能让朝鲜人民惊慌。而且中国方面担心，两国士兵如果在路上相遇，因为语言和军事礼节不同，很可能会引起意外事件。中方希望大使将中国的意思通知日本『政府』。
第五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对总理衙门的回复，大意如下：
关于派多少兵力去朝鲜，日本『政府』有自己的判断……日本不会派兵去他们没有必要去的地方。日军处于严明的纪律之下。日本『政府』相信，他们不会贸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希望中国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
第六份公文是日本『政府』提议与中国一起对朝鲜进行现代化改革。第七份公文是中国对日本提议的拒绝：“主意可能非常好，但是，改革措施必须由朝鲜自己确定。”
第八份公文是日本表示不再忽视“自我保护法则”（thelawofself…preservation），并以这个法则作为改革朝鲜的理由。第九份公文仍是日本所写，大意是，中国拒绝参与对朝鲜的改革将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讲述战争本身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日本对朝鲜的改革建议。正是因为这些建议，日本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
1894年7月22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之前，美国《奥马哈星期日蜜蜂报》刊登了一篇介绍日本改革建议的文章。文章写道：
针对朝鲜同意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的声明，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官员表示，希望这件事可以结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他们说，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赞同并允许被提议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
日本公使官员说，在制定朝鲜渴望的改革政策方面，中国已经三次拒绝与日本合作。现在，朝鲜已经同意改革，这意味着在朝鲜的协助下，日本可以采取措施纠正现在的局面。
日本驻华盛顿使馆还没有收到改革声明的细节，但是，其要旨已经知悉，包括改变税制，去除现有的对贸易的限制『性』规定。使馆官员说，现在，朝鲜的农业和工业利益要绝对服从当地官员的需要，这些官员有权任意制定规章，而这些规章导致麻烦，导致民众频繁起义。朝鲜的财政制度需要根本改革。日本掌控着朝鲜的银行业务。朝鲜『政府』欠了日本的钱，因而经常『逼』迫朝鲜人交税。而日本人则称，朝鲜『政府』应该能轻轻松松地收税。
日本还希望改革朝鲜的司法制度，因为朝鲜严苛的司法制度，损害了日本商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性』。日本人希望在朝鲜境内享受更多的自由，得到能够安全旅行等方面的保证。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论坛周刊》于同年8月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
日本要求中国跟它一起迫使朝鲜进行财政改革，以纠正政治权力的滥用，肃清让朝鲜举国不安并威胁在朝外国人利益的叛『乱』。这似乎是一个进步的、值得赞美的想法。但是，保守且疑虑重重的中国拒绝了日本的提议。中国的回答是，不对其附庸国的内政加强干涉是其传统政策。于是，日本回答说，如果中国不帮助它改革朝鲜，它将独自承担这项任务。朝鲜事务的这个新阶段可能导致了复杂的局面，使东亚在近期成为所有国家关注的目标。
《旧金山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日本战前在朝鲜推动的改革“符合朝鲜本身以及所有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文明国家的利益”。
日本向李朝高宗提出改革建议的时间，是1894年6月26日，但遭到了后者拒绝。7月23日，日军攻入汉城，俘虏了高宗，并建立了亲日『政府』。两天后，日军统帅大鸟圭介与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kininshoku）签署了两国结盟的和约。1894年9月26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了这份盟约的英文版。译文大意如下：
鉴于朝鲜『政府』在1894年7月25日委托日本驻朝鲜汉城大使承担驱逐中国人的任务，日本和朝鲜『政府』的军队已经处于为了共同对付中国而互相援助、共同进退的状态。为了更清楚地确定这一事实，完成这一目的，两国应该协同行动。授命全权处理此事的署名部长已经达成了下列共识：
条款一，此次结盟的目的是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边境，加强朝鲜的独立和自治，促进日本和朝鲜的利益。
条款二，当日本与中国交战，在进攻和防守时，朝鲜将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一切便利，并为日军准备补给。
条款三，一旦与中国实现和平，此条约立即无效。
同日的《旧金山早报》还报道说，盟约签订之后，朝鲜皇后接待了访问朝鲜的日本天皇的私人信使、未来的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在此之前，皇后从未会见过任何外国人。在日本大使为西园寺公望举办的舞会上，朝鲜中央朝廷官员全部到场。除英格兰驻朝大使外，其他外国驻朝大使也全部出席。”
与日本达成盟约之后，朝鲜『政府』对日本之前提出的改革建议持支持态度。朝鲜『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进一步让中国陷入了被动局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中国在战略上已经输了。
朝鲜于中国的战略意义，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东方安危，大局所系”。用1894年7月15日下发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中的话说，朝鲜之事关乎“保护利权”以及“上国体制”。
然而，因为清朝『政府』实力有限，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维护此“利权”及“上国体制”，同时又因本国体制之保守而无法促进朝鲜的改革，以满足与英美等国结盟对抗俄日的需要，故而主动权最终由日本掌握。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曾致书李鸿章：
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其国『奸』党（指亲日的“维新党”）久怀二心，饮鸩自甘，已成难治之症。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此上策也。其次则约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朝鲜亦可幸存。
对于刘瑞芬提出的两个策略，即完全占领朝鲜，使之变成中国的行省的上策，以及联同英、美、俄诸国瓜分朝鲜以对抗日本的下策，李鸿章本人颇为认可，“上之总署（即总理衙门），不可，议遂寝”。显然，探讨刘瑞芬的策略具体被何人否决毫无意义（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是庆郡王奕劻），因为以当时的国情而言，它们基本没有实施的可能。
第46章 英国的意外反应（）
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光绪二十年秋七月乙亥日，也就是1894年8月1日，光绪对内阁下发一道上谕，原文如下：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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