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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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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同年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自己亥年（1899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之六七，域多利（维多利亚）则殆过半，纽约威士绵士打（威斯敏斯特）几无一不入会者”。
海外中国维新会成立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保皇维新运动之中。1900年7月23日，《悉尼先驱晨报》转述了一条来自温哥华的消息说：
针对中国当下的摄政制度，海外中国维新会已经吁请皇帝重新亲政，并且任命新的大臣。他们呼吁通过皇帝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还进一步呼吁要另寻一地作为首都，让新『政府』控制海关、邮局和电报局，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调整税制，确保信仰自由。总部设在温哥华的这个组织正努力让那些对东方事务感兴趣的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这件事。
根据这条报道，1900年6月21日，海外中国维新会公布了一项决议，即依照光绪帝的意思，请求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摄政，以阻止中国的瓦解。但是，这项决议非但无法阻止“中国的瓦解”，相反，它进一步激化了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速了瓦解的过程。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列强在中国角逐势力范围的竞争，导致中外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19世纪末，华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而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则随列强攻势的强弱而变化，主剿、主抚莫衷一是。1900年6月10日，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同日，列强在天津组建八国联军。于形势所迫，6月21日，即海外中国维新会达成请求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摄政的决议之日，慈禧下令对列强“宣战”。
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之中，是否需要在中国扶持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成为很多西方人关注的话题。《悉尼先驱晨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
6月22日从上海发出的一条消息说，在这个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商人和居民所持的观点是，清朝『政府』已经破败不堪，无法补救，终止当下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出路是，由文明国家建立一个新『政府』。慈禧太后的执政只能让外国人的处境更糟。一个受欢迎的计划是，让皇帝——如果他还活着——重新亲政，辅之以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顾问。皇帝可以被置于一个由列强的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之下。
在海外中国维新会看来，既然皇帝上台需要列强的帮助，而义和团又以“灭洋”为宗旨，那么，反对义和团自然成为海外中国维新会的选择。
发起海外华人捐款以资镇压义和团，同时通过媒体报道宣传他们的主张，是海外中国维新会的具体『操』作方式。
我们或许可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悉尼分会的做法。这个分会的成立时间，大概是1900年1月至2月间。1900年7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引述悉尼分会会长易兴（yeehing，音译）的话说：
绝大多数杰出的同胞都入了会。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现代形式的『政府』。我们渴望废除旧王朝，将慈禧太后赶下台，然后采用某种有限制的君主制。我们强烈反对中国被列强分割……如果『政府』没有向义和团提供武器和军火，他们的暴行本来已经被镇压。毫无疑问，慈禧太后跟他们是一伙，因为她害怕维新派。这里的华人团体正热切地尽一切力量帮助扑灭这场运动。几天前，分会募集了1000英镑，并汇给了澳门分部，为镇压运动出一份力……我们将在下周再汇500英镑。
众所周知，在列强与清『政府』的联合剿杀之下，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底以失败告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1901年2月14日），已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命光绪帝在一份下发给内阁的“自责之诏”上盖下玉玺。诏书曰：
本年夏间，义和团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叠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或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匪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扶掖而出，于枪林弹雨中仓皇西狩……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甿庶。
这份“自责之诏”将义和团运动的根由归结为地方官在处理“民教争讼”时有所偏倚，“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归结为地方军队“漫无纪律，戕虐良民”；归结为王公大臣迂谬无知，竟然听信“该匪妖言邪说”，“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归结为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以为词，究之临事张惶，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
诏书还特别交代全权大臣奕劻等在与列强“止兵议款”、“结与国之欢心”时应当注意的原则：
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奕劻、李鸿章等人与以“信义为重”的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们“婉商力辩”的结果是，在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款的规定，清国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按年息4厘，以1902年正月初一至1940年终止为赔款期限分期支付。此即所谓“庚子赔款”。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赔款，清国以新关各进款、所有常关各进款、所有盐政各进项为抵押——清国财政几乎尽被列强掌握。
在西方媒体对海外中国维新会的报道中，最有趣的内容之一，是关于这个组织在美国训练自己的军队的传闻。
比如，新西兰《纳尔逊晚邮报》引述一名海外中国维新会成员的话说：“我们组织的数千名成员现正在全世界游历，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有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陆军和一支海军。然后我们希望拿回日本从我们手中夺取的那部分国土。”
再比如，《洛杉矶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写道：“报刊上刊载了不少关于中国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参与到对年轻中国的管理——训练军队的故事。其中一条报道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群山之中训练了一支陆军。对于所有这些传言，康有为仅仅是一笑带过：‘那将是相当笨拙的方式了，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190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报道康有为纽约之行的文章中也提到，在美国陆军第69师团少校马科维卡（mcvickar）的训练下，海外维新会组织起了一支70人的队伍。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比迪在一本介绍美国1727年至1925年间独立院校历史的著作中也提到：
1900年，梁启超抵达美国之后，就开始有建立军校的想法。他想通过军校教授中国人军事技术与英文。梁启超和康有为都一致劝说华人社团捐助这一事业。在保皇会之下，帝国改革军（theimperialreformarmy）建立了起来。为了培训这支帝国改革军，多所军校也开设了起来。
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海外中国维新会在美国设立的第一所军校位于洛杉矶，学校名称是“西方军校”（westernmilitaryacademy），时间是在1902年，但是，学校的执照直到1904年11月28日才得以注册。这所军校开设后不久，海外中国维新会就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区创办了分校。仅加州就有在旧金山、弗雷斯诺等地开设的9所分校。但这些学校的规模都不大。“西方军校”一开始也只有60名学生，1904年发展到了120名学生。弗雷斯诺分校的学生们“每天晚上8点之后要军训数个小时”。
围绕保皇维新这一目标，海外中国维新会开展了很多事业。比如，开设学校，教授成员们如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教授成员们以谋生技能，使他们更加自信，更有民族尊严。这个组织还创办了报刊、出版公司、翻译公司，乃至逐渐在纽约、墨西哥、香港等地创建了地产公司和银行，在巴西开设了矿厂，在巴拿马和墨西哥开设了电车厂。至于餐馆，更是比比皆是。成员们还资助国内学生去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留洋。
除了保皇维新这一目标之外，海外中国维新会还致力于维护华人的移民权益，并为此还倡导过抵制美国货的行动。
19世纪80年代之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表现让美国人日益不安。我们可以从1894年10月9日《夏威夷公报》刊登的一篇由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撰写的文章中感受到这种不安：
无论中国劳工在哪里竞争，他们都会胜出。中国人征服了每个工业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奉行公平竞争。他们从低级的洗衣业开始，然后往上走，进入到雪茄商店、葡萄园、渔场、花圃等行业，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会计业和银行业。
中国人“节俭、安静、有耐『性』”。他们不会在劳动时间问题上与人争论。因为只有把工作做完了，工作才是工作。他们习『性』简朴，严控支出，举止也不怪异。富人也不渴望奢侈或作秀。他们只进不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主导太平洋沿岸的商业，就像他在暹罗和东南亚做生意一样。
因此，美国不得不立法限制中国人。美国被迫推翻蒲安臣的政策。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劳工对抗中国劳工。
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1882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排华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而后又在1888、1892、1893、1894、1898和1902年通过类似法案，限制中国劳工入境，限制中国人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1905年，在中美于1894年签署的以限制劳工为内容的《格雷沙姆…杨条约》（gresham…yangtreaty）的10年有效期届满之后，两国重新进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海外中国维新会呼吁全世界华人抵制美国货。1905年6月22日，新西兰《星报》（star）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报道：
海外中国维新会悉尼分会已经收到发自美国的具体指示，这项指示导致了天津的抵制美国货的行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后者提出要制定一项法律，禁止中国商人在美国做生意。因此，中方代表拒绝签字。美方已向北京派出一个特别使团，以使条约得以签署。其结果是，中国人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敦促其『政府』不要签署条约。
根据苏西·卡塞尔所著《在美国的中国人》一书的记录，抵制美国货的具体章程是梁启超所写。在1905年6月，康有为曾两次拜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抵制美货与排华政策进行讨论。“罗斯福试图缓和保皇会关于彻底废除排华政策的要求，康有为则提醒罗斯福排华法案及该法案的执行有苛刻且不公平的”。
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1906年，在抵制美国货的压力以及商业机构、教会机构以及学术机构的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曾试图说服国会废除排华法案，但没有成功。因此，罗斯福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安抚中国人，比如，用“庚子赔款”（boxerindemnietyfunds）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人去美国、日本或欧洲留学。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行动从1905年6月一直持续到了1906年5月。至于美国的排华法案，则直到1943年中国成为美国盟友时，美国国会才予以废除。
海外中国维新会或保皇会的命运，在1906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因为在这一年的9月1日（七月戊申），作为保皇会死敌的慈禧太后下发懿旨，预备立宪。懿旨原文如下：
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思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著各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尽管这道懿旨的实质，在于通过对官制的改革使“大权统于朝廷”，呼吁士庶人等“各明忠君爱国之义”，旨在分化国内蠢蠢欲动的革命势力，但对于海外中国维新会而言，慈禧太后此举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因此，维新会再无存在必要。于是，1907年，康有为将海外中国维新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以推动宪政的实现。
第60章 南国反清（）
慈禧太后“预备立宪”懿旨的发布，主要是对两个政治现实的反应。第一个政治现实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日益削弱。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薛斐尔所谓的“政治分裂”。故而懿旨有所谓“大权统于朝廷”之论。第二个政治现实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满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反满起义愈演愈烈。故而懿旨有所谓“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语。
相对于北方省份，清朝中央『政府』对南方省份的统治效能更为萎缩。这是孙中山最先选择在南方省份发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1900年的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山东、直隶等北部省份，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拳运动，而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南方省份，则爆发了反清起义。
伦敦《中央新闻社》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广东、云南等地之所以频发反清起义，与南方省份的秘密会社的盛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写道：
广东和云南都是秘密会社的集聚之地。哥老会（koloawhai）在这里盛行。哥老会在中国各地都有分会，甚至在北京皇宫里都有关系，但它的总部和灵魂人物都在南方。
无论是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南方的反清起义，西方媒体都特别关注，因为前者直接关系到西方人的身家『性』命，让西方人忧心忡忡，而后者表现出来的对西方人的态度，则让西方人看到一种希望。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媒体对惠州反清革命的报道。这场革命发生于1900年10月8日。根据国内史料，这场革命由孙中山策划并组织，由兴中会成员、三合会首脑之一郑士良直接指挥。西方媒体的报道则记录了另外一些细节。比如，10月17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
来自香港的报道表明，反清起义正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
最近一直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已经回到中国，并且已经加入了起义军。他和孙中山是起义军的领袖。秘密会社三合会正与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以推翻清朝在中国南方的统治。
数千名起义军正在围攻惠州。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敌意。
10月18日，澳大利亚《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反满运动》的报道说：“起义者在直指大清王朝的同时，避免了劫掠及所有排外行为。他们希望能调和村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整个运动都组织有序。”
同日，《西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在广州，暴力抢劫与海盗行为与日俱增，“根据代理总督的报告，与义和拳起义不同，九龙北部的起义军与这些劫掠行为及排外暴行无关”。
根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快报》的记录，列强并未与反清革命军为难，英属香港当局作出的反应仅仅是“命令九龙东面的大鹏湾（mirsbay）以及深水湾（deepbay）加强警戒”。
再看看西方媒体对广西反清起义的报道。1900年10月13日，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引述广西提督苏元春（generalsu）的话说，反清起义在广西西南部迅速蔓延，其威力比太平天国起义还要大。“在云南和广西交界处，所有不满的汉人都支持起义军。苏将军说，他指挥的那支3万人的队伍不足以镇压叛『乱』，他请求增兵7万”。
两天之后，另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写道，广西反清起义军攻陷了6座城池，但没有发生劫掠事件，“因为他们声称，他们一心只想推翻中国现在的满洲『政府』（themanchudynasty）”。
不难从这些报道中看到一些共『性』：其一，反清革命军与一般农民起义军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组织『性』；其二，革命军不愿意与外国人为敌。
毫无疑问，1900年10月的反清起义，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利用了这个机会的不仅仅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军，还有伺机“反清复明”的政治力量。
1909年7月12日，美国华盛顿州的《塔克马时报》（thetaatimes），刊登了一则颇为有趣的消息：
因为道家祭司们（taoistspriests）让他相信，他年仅12岁的儿子将登上皇帝宝座，中国一位朱姓贵族率领着“未来的皇帝”以及他的大批追随者走向了朝云南首府昆明进发的不归路。他们在昆明附近遭到了云贵总督军队的袭击。
这位朱姓贵族的2500名追随者装备了破旧的枪支。他的儿子走在队列的前面。他们的昆明之行是进行反清远征。
因为实力悬殊，这些反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对孙中山来说，这些反清革命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第61章 绑架孙中山！（）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西方媒体普遍称他为孙逸仙（sunyat…sen）。为避免称呼混『乱』，西方媒体的报道中的“孙逸仙”之名，在本书中统一替代为“孙中山”。
《清史稿》仅有两处提及这位革命家。一处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1898年9月25日），命逮文廷式，捕孙文”。另一处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1904年6月21日），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这两处都将孙中山与“戊戌变法”人士相提并论。
于这两处，《清实录·德宗实录》都有相应记载，而且内容更有意思，特摘录如下。
1898年9月25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上谕刘坤一等：“孙文一犯，行踪诡秘，久经饬拿，迄无消息。著刘坤一、边宝泉、谭钟麟、黄槐森赶紧设法购线密拿。务期必获，毋任漏网，致滋隐患。”
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懿旨：“本年七旬万寿，叠经降旨施恩，京外臣民无不均沾辏г蟆Ｒ蛩即忧盎褡锶嗽保蹦媪⒒嶂涤形⒘浩舫⑺镂娜福凳糇锎蠖窦蘅缮饷馔猓溆辔煨绨改诟髟保砥浼韧枰宰孕隆！�
西方媒体对孙中山的报道颇多。最早的报道始于1896年10月。当时，孙在伦敦遭清『政府』间谍绑架。这起事件引起西方媒体极大关注。孙中山则充分利用了媒体关注的机会，向西方人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89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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