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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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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殖民者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则如此写道：“中国当局表面上禁止鸦片的进口和吸食，但从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去终结鸦片贸易。相反，中国各级官员都鼓励这种交易并从每箱鸦片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抽成，虽然他们有时会发布公告表示反对鸦片贸易。”
西方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在东方大行其道的吸食鸦片的恶俗。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解释是对鸦片贸易进行的辩护，还是纯粹的学术探讨。1840年12月1日，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从土耳其到中国，鸦片的使用几乎是普遍的……鸦片的使用似乎与东方人的习惯相一致。他们一点也不喜欢交际的乐趣，宁可选择独醉也不愿意大家一起畅饮……土耳其与中国使用鸦片的方式有些不同。土耳其的方式是吞食一定数量的鸦片『药』丸……中国的方式则是先将鸦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提炼、晾干，再放入烟管中，就像我们吸烟一样。
这篇文章还试图让人相信，吸食鸦片就像饮酒一样，只要不过量，对身体不会有太大伤害，有些人甚至大量吸食鸦片也不会有事：
有人谈到过一个土耳其人的例子，他每天喝30杯咖啡，抽60管烟草，吸食3打兰鸦片，而他的固体食物只有4盎司的米饭。琼斯博士（dr。jones）在他写的《揭开鸦片的奥秘》一书中说，他知道在英格兰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每天都习惯吸食2～6打兰鸦片，他还听说有个人一天要吸食2盎司鸦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未被超越的记录。
这篇文章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认识到鸦片的危害：
清朝『政府』充分认识到鸦片贸易的巨大危害……不同的官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他们对所有这些事实都了然于胸……他们的伦理学家著述反对它，它成为了画家们的题材。《中国丛报》刊登了一位中国画家画的系列画，这些画作展示了吸食鸦片者从健康走向贫穷和死亡的过程。这些作品中的想法以及绘画方式与荷加斯的《堕落的过程》惊人的相似。
第14章 禁烟纪事（）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日益加剧，中英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似乎无法避免。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成为了导火索。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今福州）。《清史稿》说他“少警敏，有异才”。嘉庆十六年（1811年），26岁的林则徐中了进士。他历任杭嘉湖道、淮海道、浙江盐运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务。主持禁烟运动之前，他在湖广总督任上。
1838年12月27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实堪痛恨！屡经降旨，饬令中外严拿惩办，乃近来此种痼习，不但军民人等纷纷渐染，世职官员，竟亦相率玩法！节据步军统领衙门查获犯案之男爵特克慎、候补监大使春龄、伯爵贵明，均经刑部分别按律治罪……嗣后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倘仍不知悛改，一经查拿，定行严办，绝不宽待！
两日后，即12月29日，道光“命湖广总督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以表示对这位即将托付重任的臣子的恩宠。再两日后，即12月31日，降谕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禁烟运动正式开始。
较早报道禁烟运动的西方媒体是《新加坡言论自由报》。发表于1839年4月26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广州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发现，温和的举措无法实现他努力想实现的禁烟的目标。3月12日，他发布了停止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命令，所有停泊在黄埔的船只都被禁止开仓或者离港。3月18日，这位钦差大臣发布了一项特令，要求外国商人在三天之内交出停泊在伶仃洋及其他地方的船上藏有的所有鸦片，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服从，他将砍掉两位行商——浩官（howqua）与茂官（mowqua）——的脑袋。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关于3月18日的特令的内容并不完全准确。根据《悉尼论坛报》在1839年8月2日刊登的这纸特令的全文译文，林则徐要求英国人在三日内作出答复，并且准备好上交鸦片的文件。而据林则徐在3月18日发布的《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
综合西方媒体的报道，3月21日，即林则徐给出的3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广州英国总商会（thegeneralchamberofmerce）召开了会员大会。会上讨论了林则徐的公告，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深思熟虑后的意见上报给了总商会。总商会在作出决议后，立即将决议内容传达给了行商。
当晚10点，全体行商都来到商会。商会成员立即与他们开会。行商们说，在接到商会决议公函之后，他们立即亲自将它呈交给了钦差大臣。但钦差大臣表示，除了交出鸦片，别的事情都不能让他满意，并且决定要在次日早上审判行商。
根据林则徐《信及录》的记载，3月22日，林则徐发布了“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的命令。这份命令写道：
查颠第即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本大臣到省后，即欲委员前赴夷馆查拿究办，因该府县等面禀，夷馆中各国夷人畏法者尚多，非尽如颠地之『奸』猾，请先分别良莠，再行查拿，是以先令洋商赍谕前往开导，令将烟土呈缴，并具永不夹带甘结，尚可宽其既往，其不缴者立即惩办。去后，兹复据该府县等面称，“闻得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等语，是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法在必行，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职候审办。
文中提到的“颠地”，指的是英国大鸦片商邓特（mr。dent）。综合西方媒体的报道，3月22日，英国商会曾努力劝说邓特顺应钦差大臣的意愿，赶紧进入广州城。但邓特表示，除非钦差确保他的安全，否则他拒绝这么做。
次日，身着锁链的吴浩官与卢茂官与其他被脱下官服的行商一起去了邓特的家，并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入城并在钦差面前接受检查，其中两位行商在晚上之前肯定要掉脑袋。于是，商会又立即召集会议。在会上，外商们的普遍意见是，除非邓特的生命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否则，他不应该进入广州城。
24日下午6点到7点之间，英国驻华首席商务监督义律带着英国女王的权柄到达广州，并马上在英国领事馆召集所有外国人开会。义律说，他已经得到英国人被拘禁在广州的消息，他对广东省『政府』会公正并且温和地处理这件事已不再抱有信心，继续与中国进行安全、有尊严并且有利的交往已不再可能，他要求所有英国船只都驶向香港，并挂起英国国旗，准备抵抗清朝『政府』的每一次进攻。
当晚9点左右，中国员工接到『政府』下达的离开外国工厂并且禁止卖食物给外国人的命令。一队手握盾、矛、剑、棍的劳工以及一支清军在英国领事馆面前扎营，以阻止邓特逃走。25日，外商的几条船被中国人查封。
两天后，义律在对英国人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说，他正被广东省『政府』强行拘押，一起被拘押的还有所有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及其他外国商人。他们没有食物，并被切断与各自国家之间的联系，他还收到了钦差给他下达的要求英国人向上缴所有鸦片的命令。义律号召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为女王陛下的『政府』服务”，将各自名下的所有鸦片都交给他，再由他转交给清朝『政府』。他还呼吁英国人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船只都交给他支配，并且说，英国『政府』将对所有上缴的财产负责。
根据前述《新加坡言论自由报》的那篇文章，4月7日，在一支舰队以及两位行商的陪同下，义律的助理、负责向清朝『政府』转交鸦片的约翰逊（mr。johnson）抵达澳门，但被拘押了起来。不过，这部分内容与林则徐《信及录》一书中的内容不太相符。根据《信及录》的记载，4月2日，林则徐即“派委文武员弁带同参逊（即约翰逊）下澳，并将三板（即舢板）放行矣”。
根据西方媒体的记录，从4月10日开始，英国商人按照规定上交第一批鸦片。而《信及录》提及的日子是4月12日。至于上交鸦片的数量，西媒的报道与《信及录》的记载都是20283箱。据西媒报道，这批鸦片价值200万英镑，相当于每箱仅为98英镑。这个价格远比1832年的价格（每箱647英镑）要低。而我们不难从中得出判断，在禁烟运动的前夕，充斥国内市场的鸦片的数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至于邓特的命运，据《信及录》的记载，林则徐念及“该夷自谕缴烟之后，即能归并义律，迅速缴清，尚知畏法，本大臣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宽其既往，不加深究……饬原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夷颠地，当此禁令森严之际，愿回该国，即出具永不再来甘结缴案，并于结内声明‘嗣后冒混来粤，一经查出，愿甘从重治罪’字样”。大概在5月24日左右，邓特与其他15名大鸦片商一起离开了中国。
根据1841年4月26日的《利物浦商报》的报道，被中国人抓获并烧毁的250万英镑的鸦片主要是印度本地富商的财产，只有不到110是大不列颠的英国人的财产。
另据《新加坡殖民者报》的报道，英国人表示上交了所有鸦片之后，林则徐觉得数目不对，因而拘押了义律，直到后者补足了相应的鸦片款项——大概在3。5万英镑到4万英镑——之后，才将这位商务监督释放。
但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事端。大概是1839年7月，一伙英国人（或美国人）与当地中国人进行斗殴，结果一位林姓中国人（linweike）被打死。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偿命，但是，义律找不到凶手，因而没有向林则徐交差。于是，一艘英国商船遭到中国官船的袭击，几位英国水手丧生。而后，英国的两艘战舰——volage和hyacinth——与一队中国战帆发生遭遇战，结果英国战舰大胜。中国损失了几艘战帆，多名水手死伤。在此之后，英国『政府』与清朝『政府』之间的交流中断。随着双方敌意的升级，战争已不可避免。
第15章 林则徐给英国女王的书信（）
在禁烟运动期间，钦差大臣、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林则徐，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邓廷桢，以及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怡良一起联名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书信，时间是道光十九年二月（1839年3月左右）。这封信写道：
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远，孰非恶杀而好生。贵国虽在重洋二万里外，然而同此人情，未有不明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覆；即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
广东自开海禁以来，通流贸易，凡内地民人与外国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有数十年于兹矣。且于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卖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前吸食者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繁昌，虽有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其生，亦属孽由自取，何必为爱惜也。
然一大统之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有使海内生灵甘心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禁流传。
惟思此等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辖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但各国之中，亦只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又闻贵国亦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惩。自系知其害人，故特为厉禁。
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贩卖，并禁其制造，乃为清源之道。若自不食，而仍敢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是欲己之生，而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贻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
以天朝力振华夷，何难立制其命？面仰体圣明宽大，自宜告诫于先。且从前未用公文移会贵国王，一旦严禁，则犹得诿为不知。
今与贵国王约，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尔协属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造作者，贵国立即须令行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此种毒物。非独内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并造作尚禁之，则该国亦不受其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灾，协乎人情，而圣人亦必嘉许。
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使吸食，即使该国制造，终亦无处可卖，无利可图。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别业？况内地搜出鸦片，尽行付火油烧毁，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内所载他货，难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
天朝所以平服外国者，正有不测之神威，毋谓言之不早也。贵国王接到此文，即将各海口断绝缘由，速行移复，幸勿谎饰支延，贮切盼切！
我们暂且将上面引述的书信称为a版本，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林则徐等人写给英国女王的书信还有b版本。b版本以如下语句开篇：
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
以如下语句结尾：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显然，无论是在措辞技巧还是说服力方面，b版本都不如a版本。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这封书信在托人带往英国之前，林则徐等人先行将底稿上奏道光帝。
1839年8月27日，道光在下发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批阅，所议得体周到。着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其余各国，俱着先行谕知。在粤夷目夷商，倘须移知各该国王，着奏明再行酌发。
从国内史料上看，呈给道光帝的很可能是b版本。而刊登在西方媒体及书籍上的版本，则基本都是a版本。本书引用的a版本的全文内容引自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1842年编写的一本中文学习教材。
客观地说，林则徐等人所写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对鸦片屡禁不绝、祸国殃民的忧虑以及对鸦片商人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行为的愤慨情绪，他们显然希望英国国王会出于道义上的考量而予以有效的干涉。但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即便是已经对“夷情”颇为了解的林则徐，也不敢如实向皇帝汇报中外实力之差距，而继续让皇帝沉醉于“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迷』梦之中。
这封信的英文版最先刊登在1839年5月的《中国丛报》上，而后被其他西方媒体，包括在中国办的外文媒体广为转载，比如1839年7月15日的《广州新闻》、1840年2月3日的《悉尼商报》等。
《悉尼商报》对这封信评论如下：
这是一份古怪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一贯的傲慢与自豪。我们相信，它会在中国人中间广泛流传。中国人可能以为这封信已经送达。商务监督无疑会得悉此信内容，但是，他不会将这封信递交给维多利亚女王。我们相信他说过，如果钦差和总督会用与这封信同样的措辞致信他们自己的君主，他会非常乐意帮他们递交。无论如何，他们在信中的措辞是平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林则徐等人将英女王看作是与自己的身份相同的人，换句话说，在林则徐等人眼中，英女王的身份只是相当于大清国某属国的国王而已）。
根据《悉尼商报》的报道，英国首席商务监督义律曾说，如果这封信是写给女王的大臣们的，那它可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不会允许这封信被递交给女王本人。在184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商业及社会》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马汀（robertmartin）也推测说，这封信可能从未送达英国女王的手中。
而美国历史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艾琳（eileentamura）及琳达（lindak。menton）二人则在她们的著作《中国：了解其过去》一书中肯定无疑地说，英国女王从未收到这封书信。“一位英国茶商携带此信到了伦敦，但外交部拒绝接见他。这封信从未递交。”《泰晤士报》刊登了这封信，但只是为了嘲讽而已。“英国人显然觉得，他们一点也不惧怕天朝（thecelestialempire）”。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评论表达了《悉尼商报》编辑的感觉，那么，下面的评论则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
这封信在很多方面都是空洞的形式，毫无用处，但是，对中国人来讲，他们的『政府』十分讲究形式和细节，他们会将在空洞的形式上的胜利看成是一场最重要的胜利。
从我们的君主给中国的皇帝送礼物这个纯粹的形式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恭敬的并且是顺从的；从我们的大使所乘船只的桅顶飘着的某些小旗等纯粹的形式中，他们把英国看成是属国。如果允许这位钦差和总督将女王看作与他们平等的地位的人而致信，他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任何英国贵族——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贵族——都是他们的下人，因此可以轻视并侮辱他们。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之后，大清国仍然试图在形式上维持独尊的地位，直到圆明园被焚、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十年后，才不得不接受与其他国家平等的现实。
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写的这封书信，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素材。正如前文所言，卫三畏在1842年编写的中文教材中，甚至将它列为外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文章。
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人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清朝官员虽然对人『性』及中国传统十分精通，但对西方超级无知”。他认为，林的书信与他诉诸武力的禁烟运动一样，都是对“良心的呼唤”，但对林则徐来说，不幸的是，这两项举措都失败了，因为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很快就来到中国复仇。
在2000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代史导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萧邦齐（r。keithschoppa）写道，林则徐等人写的这封信，揭示了中国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以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对英国甚至在清楚吸食鸦片的悲惨后果之后还继续往中国走私鸦片的行为的失望与怀疑。
第16章 英伦战争总动员（）
1840年3月18日，英国《殖民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英国『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
报纸上以及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发出的私信中提到了对中国作战的大量准备工作。据说，从印度运兵至中国需要4万吨的船舶吨数。孟买的报刊上列出了一长串可怕的即将参与远征的战舰的名单。
文章写道，3月12日，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下院接受皮尔首相质询时说，将与中国进行一次沟通，“他谨慎地避免提到‘战争’这个词。这种虚伪的表达真意何在？强大而昂贵的武器正在准备；数万名军人已经集结；大量炸弹、炮弹以及其他毁灭『性』武器已经配备就绪。他们将尽快出发”。
同年3月28日，英国《观众》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帕默斯顿的文字游戏解释为对宣战程序的规避：
在通过“陈腐的”程序将信息传达给议会之前，部长们已经往中国派了远征军。确实，帕默斯顿勋爵声称，没有什么事情比与清朝『政府』进行一次沟通更有意义。但是，考虑到派了10个兵团和10艘战舰，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遭到攻击。如果他的话不是正式的宣战，那将是不宣而战的野蛮暴行。仅仅因为没有正式的宣战，帕默斯顿勋爵将这场昂贵的战争说成是一次沟通，他的企图是明显而不值得狡辩的，是为『政府』在不与议会商量就卷入对中国的战争而进行的辩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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