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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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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正义”共识：鸦片贸易是把双刃剑（）
在鸦片战争之前，不少西方人已经在反思鸦片贸易。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鸦片贸易就像是金庸笔下的“七伤拳”，在伤害敌人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840年11月9日，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悉尼商报》刊登了一篇以《鸦片贸易》为题写的文章。作者是英国的茶商威廉·弗莱。这篇文章是他在议院中发言的节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将给出一些证据……如果文中观点被认为是正确的，我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干预。”他给出的证据如下：
其一，将鸦片卖到中国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违反了那个帝国的法律，并公开蔑视清朝『政府』；
其二，英属印度『政府』在我们的东印度属地垄断鸦片生产，为中国市场种植、预备并且销售鸦片，丝毫不尊重那里的法律；
其三，在日益邪恶和残忍的背景下，在不列颠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不列颠的国民坚持将鸦片运入中国出售；
其四，作为刺激物或奢侈品，鸦片会对身心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
其五，在我们的东印度领土属地上，鸦片的种植和垄断伴随有严重的罪恶和压迫；
其六，这种交易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损害这个国家的合法商业，威胁到我们收入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最后，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它对基督教在东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干扰。
简言之，弗莱从法律、道德、经济和宗教层面分析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当『性』，以及它对欧洲利益带来的损害。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对鸦片贸易利弊的讨论仍在继续。
1843年5月30日，《悉尼先驱晨报》转载了一篇原刊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基于前文提到的英国首相皮尔在1842年7月收到的那份调查报告而撰写的。确切地说，这份调查报告是一份联名文件，署名者是英国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比如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布拉德福等地的名门望族的家长们，包括利物浦的约翰·格拉德斯通（johngladston）、利兹的杰姆士·布朗（jamesbrown），以及曼彻斯特的威廉·格兰特（williamgrant）等。
无论是从报告本身的内容，还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英国工商界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鸦片贸易损害了正当贸易的利益。
根据这份报告，从1803年到1808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出口额，仅『毛』织品一项，每年平均达到1128557英镑。虽然在1808年至1839年间，大不列颠在工艺、财富、企业等诸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并且从1834年开始用自由贸易体制取代了垄断，然而，在1839年，英国各项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有851966英镑，回到了1800年的水平。在1834年至1839年期间，年均出口额不到100万英镑。而在同样的年度区间，鸦片贸易却在大幅增长，从1816年的3000箱左右增长到1839年的3万箱以上，增幅超过10倍。文章作者评论道：
的确，这就相当于瘦黄牛吞了肥黄牛，发了霉的玉米腐蚀掉了好玉米。它就像是贸易肌体上的脓包或者浮肿，而且它的胃口贪得无厌，吃得越来越多，但是，相对于通过系统循环摄取的有益养分的数量，它对肌体的损耗越来越大。
伦敦《泰晤士报》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中国在条约中承诺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对英国工商界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商机，因此，文章作者呼吁英国『政府』：“我们现在正处于与中国进行更广泛交流的前夜，希望在印度的不列颠『政府』停止卷入鸦片贸易。”
但是，因为《南京条约》并未禁止鸦片贸易，因为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不道德的交易比战前更为恐怖。
1853年1月出版的《美国『药』学杂志》写道：“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人。这个岛落入胜利者手中之后，岛上的鸦片贸易就合法化了，很快就有20家商店得到售卖鸦片的牌照。这些商店处于中华帝国的『射』程之内，在那里，这样的挑衅要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场战争并没有终止或约束鸦片贸易制度，相反，英国人的贪婪，导致为这种营生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便利。”
1857年2月出版的《北英评论》杂志引述在厦门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伯尔曼（mr。pohlman）的话说：“仅在这个城市，就有1000家鸦片馆，那里除了提供鸦片，还提供烟具。”
这份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开放通商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所有城镇，都可能见到这样一幕：
吸毒的父亲和丈夫让家人陷入不幸的窘境，甚至以乞讨为生。很多人失去房子和家庭，在大街上、田野中、河岸边奄奄一息，垂死挣扎，没有一个陌生人会去照顾他们。他们死去之后，曝尸荒野之中。
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结束4年之后，即1846年，《广州通闻》（thecantoncircular）发表评论说：“考虑到孟加拉鸦片的原始成本每箱为250卢比左右，现在的售价是1200或1600卢比，我们无需再问谁是这场鸦片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鸦片贸易确定无疑是一个大魔鬼，现在，它对其他商品的销售造成了间接伤害。”
1847年4月20日，英国议员诺顿（w。norton）在下议院作证时说，在1846年，英国（包括英属印度）对中国出口额为232万英镑，进口额为449万英镑，中国实现的贸易顺差为217万英镑，“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英国工业品贸易将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因为购买鸦片的支出达到540万英镑，中国最终出现了232万英镑的赤字……将中国『逼』迫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最终使他们放弃对工业品的购买”。
两年之后，已卸任的香港第一任财政司长、英国商人蒙哥马利·马汀发出感叹：“自北部开港之后，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妨害发展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马汀举了一个生丝的例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上海运往大不列颠的生丝，每年是3000～5000包，到了1848年，增长到了17000包，“生丝出口量的大量增加，本来应该有利于对英国制成品的进口。但是，不幸的是，鸦片交易使进口减少了……没有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鸦片贸易稳步增加。大不列颠对茶叶和生丝消费的增加，只能导致鸦片贸易的增加。大不列颠制造业在中国毫无希望”。
马汀曾询问在上海的道台，怎样才能让中国多进口外国的工业产品，“他给我的答案是，‘别再卖给我们这么多的鸦片，我们就有钱买你们的产品了’。我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英国领事巴尔弗（captainbalfour）也在场”。
马汀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和商人。18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报道说，马汀在香港财政司长任上时，曾建议英国『政府』放弃香港岛，与清『政府』交换浙江舟山，因为“现在发现舟山比香港更适合于贸易的目的，它比香港更富裕，无疑也更具生产力。香港只是一个贫瘠的船坞。舟山则相反，它出产的大米足以支撑大量人口”。
1850年1月，美国外交家、收藏家、在东印度与中国做贸易生意的美国商人基甸·奈伊（gideonnye）在纽约《商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茶叶与茶叶贸易》的文章引述另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西方商人的话说：“中国不能同时接受商品和毒品，因此，就英国而言，哪个工业应该受到鼓励？”
到了1856年，这场论争甚至吸引了英国军界高层的注意。在这年出版的一本论述鸦片走私弊端的著作中，陆军少将亚历山大（r。alexander）引述了一组广州商会（thecantonchamberofmerce）披『露』的数据：
1837年，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是320万英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86万英镑，二者——全都是合法贸易——合起来是406万英镑。同等水平的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到1852年。但是，这些贸易顺差都被鸦片贸易给吞噬了。鸦片贸易每年从中国人那里提走了400万英镑……据估计，中国用于支付鸦片的资金在本世纪已经达到9000万英镑左右。
亚历山大写道，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鸦片价格维持或者上涨的同时，西方工业品的价格却逐渐下降，降幅达到13甚至是12，在很多情况下，价格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包括运输成本的纯制造成本。比如，在1836至1837年，上等棉布价格为每匹1英镑，而到了1851年，最低降到了7至11先令（1英镑=20先令）；同期，鸦片的交易量翻了一倍，而售价却基本维持原有水平。
尽管鸦片贸易影响到英国商人的合法贸易，取缔鸦片贸易却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这会严重影响英属印度『政府』的收入，从而影响到英国在印度的控制力。在印度宗教复兴、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正如《美国『药』学杂志》的评论：“没有来自鸦片贸易的巨额收入，英属印度『政府』将无法维继。”
鸦片对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性』，可以用《商人杂志》披『露』的一组数据予以说明：1845年，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40000箱，英属印度『政府』获得了476。65万英镑的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占总收入的20％左右。
既然一方面合法商人不断叫屈，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必须维持，英国『政府』和议会只剩下一个选项：继续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是英国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蒙哥马利·马汀在1849年的《中国之友》杂志上已道出玄机：“关于我们不完善的对华贸易，真正的补救方式不在于削减100万或200万英镑的茶叶关税，而在于与中国进行完美的自由贸易，在于深入那个庞大的国家的内陆市场。”
第23章 法国王子瓜分中国的最早建言（）
法国王子约恩维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了解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政治家的眼里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英法等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略考虑。
约恩维利是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第三个儿子。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法国人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这个王朝是君主立宪制王朝，存续期是1830年～1848年。菲利普是这个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却同时也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国王。
约恩维利的军事才华在“七月王朝”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现。1844年，26岁的约恩维利就指挥了法国海军入侵北非国家摩洛哥。他的军队炮轰丹吉尔，成功占领莫加多尔。他也因此而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法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菲利普国王逃亡英国，约恩维利及其兄弟们则逃亡阿尔及利亚。
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4年。1852年，拿破仑三世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渴望完成他的叔叔拿破仑的野心，征服欧洲，乃至征服世界。在第二帝国的存续期内，即1852年～1870年，他发动或参与了一系列的战争，比如克里米亚战争、征服塞内加尔的战争、法奥战争、法墨战争、普法战争、法越战争等，当然，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出现，以及她奉行的侵略与扩张政策，意味着帝国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
在第二共和国与第二帝国时期，约恩维利的政治生命几近结束，但是，通过撰写论述法国海军建设及国际时局的文章，他仍然将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出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前后，他写了一篇论述欧洲对华政策的文章。1857年6月份的《两个世界的评论》杂志（revuedesdeuxmondes）以及1859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都对这篇文章有隆重介绍。
在文章中，约恩维利把中国称做“腐朽的帝国”（adecadentempire），并列出了中国走向腐朽的许多迹象：日益严重的腐败；唯利是图的政治与行政体系；宗教分裂及军事叛『乱』——太平天国起义；巨量鸦片进口——虽然法律禁止，但实际上允许进口；垄断体制；虚假的『政府』——内阁形同虚设。
他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纯粹的英国人的战争”，“纯粹的贸易战争”，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牵涉到欧洲的利益，因而是欧洲人的战争。
这位王子的理由是，如果英国独力征服中国，那么，出于对英国独大的担心，欧洲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英国。而且，英国具有极大的商业优势，没有必要通过彻底征服中国来获得市场，让中国保持独立对英国更有好处。他建议组成一个欧洲联盟（europeancoalition），以防俄国或英国独占中国的利益：
联盟国家要承诺对中国采取道德和物质上的行动，使欧洲人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享有交易、居住、财产各方面的权利，都享有传教的特权，使我们在中国获得的领土以及在这些领土上生活的国民在原则上保持独立。中国的社会及政治组织，应该在西方的习俗、思想及宗教的影响下被逐渐重组，不让给鼓吹东方至上的两个敌对势力（伊斯兰教和儒教）中的任何一个以机会，使中国在伟大的基督教家庭的自治成员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这或许是有关瓜分中国的最早的建议。
第24章 美国人埋地雷！（）
无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本质如何，它与前次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如约恩维利所言，它反映的是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而不只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至于西方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也如约恩维利所言，是要让西方人在中国每个地方都享有贸易、居住等在他们看来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同时实现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宗教理想。
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人已经有联合瓜分中国的迹象。继英国与中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1843年）之后，1844年，美国人和法国人先后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却赔款、割让领土诸条款之外，法美两国获得的权益与英国基本相同，比如，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贸易、居住等权利，关税优惠的权利，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等权利等。
中美《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份条约的第34款，也就是最后一款规定：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1856年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因为英法两国都享有最惠国待遇，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可以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
纯粹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这个条款极富有政治智慧。它是美国特使迦勒·库欣（calebcushing）的杰作。
1800年，库欣生于美国麻省，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造船专家和商人。他13岁就进入哈佛大学念书。而后，他的人生几乎四年一变。17岁大学毕业之后，他留校教授数学。4年之后，他进入司法领域。再4年之后，他当选麻省众议员。再4年之后，即29岁时，他去了欧洲。在33岁时，他当上了国会议员。
他的国会议员身份一直持续到1843年。在第27届国会期间（1841年3月～1843年3月），他是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提名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1844年2月，经过208天的航程之后，库欣抵达了澳门。4个月后，他与谈判对手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见了面。
纵观耆英之生平，其学无专长，凭祖荫出仕，仕途之路颇为杂『乱』无章，宗人府、兵部、内务府、理藩院、工部、户部、礼部等中央各部走了个遍。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实在算不得奇怪。这些人大都以人情世故为专业，能力止步于欺上瞒下，根本就难堪大用。在受到皇帝宠幸时，这些人一般总是哪里有空缺去哪里，哪里有需要去哪里。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颇有事出无奈之感。
国难当头之际，耆英遇上像库欣这样的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只能甘拜下风。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谈判，1844年7月3日，双方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条约。对耆英来说，既然条约大事已定，留下“12年之后再议”这样的口子根本不是问题，列强环伺，国势羸弱，谁能知道12年之后的事情呢？
而对库欣来说，这个条约足以成就他的美名。
在1845年出版的《历史文库》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蒙德写道：“此次与中国签订条约是本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有一些人曾很有把握地预言他出使期间将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库欣先生完成了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情，整个出使过程出奇地成功。”
第25章 重臣权谋：英法美共同施压！（）
因为“12年之后再议”条款的存在，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12年之后，英国『政府』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认为自己也享有与中国再议条约的权利，于是委派约翰·包令（sirjohnbowring）与清朝『政府』商谈此事。
根据《英国立法年鉴》的记载，1854年2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致信包令，大意如下：
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权益，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指“12年之后再议”条款）。在这些权益之中，我要提到的是与中国当局自由地、无限制地沟通，自由进入一些中国城市，尤其是广州。但是，处理这些问题要十分谨慎。因为如果通过威胁的语言施压却不能奏效，国家荣誉将要求我们诉诸武力。而诉诸武力的实际好处却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可能将已经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巨大商业利益置于危险之中。通过良好而温和的方式进行处理，我们获得的实际好处将极大扩展。
包令出身于商人家庭，极有商业与外交天赋，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语言天才之一，据说，他懂得200种语言，并能说100种语言。他的才华使他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法理学家边沁的忘年交。他曾在边沁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他致力于提倡自由贸易、议会改革及普及教育。1829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835年，43岁的包令开始涉足政坛，成为了一名议员。
184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任命包令为驻广州领事。四年之后，他从广州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一本货币学著作。在接到克拉伦登伯爵的指令后，作为英国的全权大使及香港总督，包令再次出使中国。
与此同时，美法两国也援引最惠国待遇的权利，要求与清『政府』重新议定和约。因为目的一致，英法美三国决定共同施压。
《清实录·文宗实录》的记载了咸丰帝对此事的态度。1854年6月23日（五月丙寅），咸丰帝在上谕中说：
其美酋麦莲、英酋包令同时更易。据该督（指两广总督叶名琛）探知，系因前在江南定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之语。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
至于具体如何防范，如何应对，咸丰帝并未交代，因为“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由于圣旨语焉不详，对于英国大使包令、美国大使麦莲（库欣前任）提出的很多次会晤及修约要求，叶名琛只能以“拖”字诀应对。晚清学者、外交官薛福成曾如此总结这名粤海重臣的外交策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而如果我们能了解咸丰帝对与英国人擅自修约的耆英的态度，则能进一步理解叶名琛的无奈。
1850年正月，道光帝驾崩之后，19岁的咸丰即位。同年12月1日，咸丰即“颁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令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耆英之无耻丧良，（与穆彰阿）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伊酋（指英国人）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至若耆英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为诧异。伊前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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