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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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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竟派出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1944年9月，他缺席当选民盟常委。1946年1月他成为出席“政协会议”的38个代表之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天，他以“调人”身份，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与蒋介石、司徒雷登等人会晤，斡旋和平。
1949年初，他为攻、守双方所倚重，介入北平和平斡旋，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他本人在1950年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实不抵此一行也”。『毛』泽东也在颐和园的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这个“张先生”就是张东荪（1886—1973）。他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是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华北总支部主委，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文弱的背影。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自序中说：“我自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起，即直接间接多多少少与所有几件政治上的大事都有关系。虽未直接干政治，却从未远离。”他多次有机会做北大校长，乃至做大官，但他对地位、官职从无兴趣。
他说，“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周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文中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同年，熟知他的《时事新报》老同事俞颂华说得更清楚：“只要中国国内和平之局一旦实现，我相信他便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党派生活，而要完全埋头于研究和著述的文化工作，做一个太平世界的学者。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宜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至其报国的重心则仍然是放在教育上与学问的研究工作上。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成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我相信，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教育与著述上，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较他在政治上、政党上的贡献更大。”
他在民盟的助手叶笃义回忆，他对人事“不感兴趣”，1949年的时代转换之际，在民盟领导层中，除他之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而他当了中央『政府』委员心满意足，把政协委员都让出来了。
他向来主张“教书的要与闻政治”，反对天塌不管，但他同时强调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认为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他在20世纪前半叶疾风暴雨中的种种选择，几乎都来自他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这是张东荪执笔的《学灯宣言》。当年他33岁。小小的“学灯”，在“五四”的浪涛中大放异彩。一灯如炬，照亮过一代青年，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合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也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继他之后，多少受到他影响的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等先后主编这个副刊，关注教育、社会、劳动、『妇』女、产业组合和其他社会改良问题，力图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他们认为有了新的，旧的自然会消亡，这是新陈代谢的道理。为此，他与年轻气锐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笔战。
也是在这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在上海和他、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南下上海，策划倒袁，他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从此往来密切，引为同党。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他们以“新学会”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打出“改造社会”的旗帜，评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成立于4月的“共学社”，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但比“新学会”的基础要广泛，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董事会，评议会中则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还有穆藕初、聂云台等实业家的支持，各方面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除了办刊，“共学社”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绩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出版40多种，总计大约有100多种，引入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潮』。
俞颂华在1947年写的《论张东荪》中说：“他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代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因为他转向思想文化的努力，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看做是“主张不谈政治”的学界代表之一。1921年初，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将梁启超和他称为改良派代表。
张东荪是杭州人，但他的出生地在直隶内邱县，他父亲是当地知县。1893年1月，母亲病故时他只有7岁，父亲带着他和哥哥扶棺回杭州，将他母亲葬在西湖边的丁家山，他家的祖坟地上。《张东荪传》作者左玉河说，他们两兄弟很可能就没有随父亲回北方任所，而是留在杭州读书，比他大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952年他在自我检讨稿中说：“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犟就是有气节。”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序论中，他说，16岁就对哲学发生兴趣，读到一些佛教书籍，不禁手舞足蹈。
（晚清思想史上大放光华的人大多与佛学产生过强烈的共鸣，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无不如此，佛学成为那个过渡时代的显学。不过他们信仰的佛学是入世的、积极的，而非出世的、消极的。）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他在留学时期就显示出“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自由主义，并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喜欢自由散漫、独往独来，爱自己随便作主张”。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字：《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辛亥革命后，他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做过秘书，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许多人北上参加袁『政府』工作，他不愿去。“我本身虽始终是一个独立思想者，但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愿在行为方面无故与人立异。”在同时代的人中他很早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走办报办刊、书生议政的道路。
1912年4月起，他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编辑，同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在天津问世，他成为重要撰稿人，对国会、总统、宪法、教育、财政、道德、行政权和行政裁判等当时最热门的问题几乎都发表了看法。他赞同章士钊等人倡议的“毁党造党”说，提出“在野主义”，认为政党初创，正在“养气时代”，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的政治常识和道德，而不是急于掌握政权、进入议会。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合组国民党，把南京临时『政府』任职过的人一律作为党员，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但他从未承认过。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该党重要成员，但他没有入党，也向来不参与他们的党的活动。他在思想上倾向于立宪派，这一点是没有可疑的。多年后，他在《理『性』与民主》的序论中说：“革命派外表上新而内里旧，立宪派外表旧而内里新，两者都是为当时的情势所支配，只是为时代所产而不能产生时代。但是时代的轮子走得却比他们快”。
1914年1月，他和谷钟秀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一共出了9期，到1915年6月停刊。1914年4月，他与丁佛言在北京办《中华杂志》，到1915年1月停刊，共出了13期。这个时期，他主张“多数政治”、“以议代政”、“社会与政治分离”，反对人治，建设“法治国”。他进一步发挥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对抗论”，阐述“对抗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认同西方的两党制，对抗的两势力应该互相对峙、互相监督，在宪法之下和平竞争、轮流执政，而不得诉诸武力。这是他理想的现代政治模式。1914年春，章士钊提出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政本”论，与他的“对抗论”相辅相成，他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撰文呼应。他认为中国命运的改变，靠的不是万能的『政府』，而是健全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靠的是国民的人格。当年有一种说法“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其实他的言论很温和，只是不容于当权者罢了。
第23章 “应笑书生不自量”： （2）（）
当古德诺关于中国适合君主制的文章出笼时，他就发表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此前，他和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有过幻想，“迫之使入正轨”，也就是幻想把强悍的袁氏带上宪政的轨道。一度他被袁『政府』通缉，避居租界。所以，他自称“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915年10月，他与李剑农、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联邦立国论》等一系列有关联邦制的文章，认为联邦制的精神就是自治与分权，他还计划就具体的省制、中央政制、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分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袁氏亡后，出于对地方军阀割据的忧虑，他对联邦制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时候他希望孙中山、梁启超合作，到晚年写诗还认为“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1916年初，他发表《国本》一文首倡“贤人政治”，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3万多字的长文《贤人政治》，这是他思考10年的思想产物，此文标志着他第一次书生议政时代的结束。
从1917年初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到1924年辞职，他一干就是8年，期间他亲自主持时评、论说栏目，点亮了副刊“学灯”，将《时事新报》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的大报之一，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南北呼应。
1920年，梁启超让他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1922年春由张君劢接替）。1924年，他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学长，主持大学部，有心办成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俞颂华说，他办中国公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二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1927年，国民党势力抵达上海，张东荪的名字出现在通缉的“学阀”名单上。“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他从此彻底脱离报界，转向哲学研究，先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30年秋应司徒雷登邀请前往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教授在教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放言高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俞颂华说他处于当年中国最优越的讲学环境。他在大学讲坛上介绍西方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述相继问世。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说的这句话：“我主张哲学就是政治思想。”
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书中说，“我自知本人是有一个缺点，即往往欢喜超前来说话。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的时代我即反对一党训政制度。顾当时自英美民主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习于民主气氛，而对此竟不重视。”正是他的这个“缺点”，“九一八”事变不久，受民族危机的刺激，1931年10月，他才会和张君劢发起政治团体“再生社”。1932年初，由他执笔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及98条政纲，公开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倡导“混合经济”，试图折衷、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就是将他心目中苏联式的经济平等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融于一炉。此后，他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
接着，他们又创办《再生》月刊，并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组织民主党派。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他们俩相约：“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他说，“我对于这个誓言是始终留在心上。”还有一个意图他没有明说，他们想在国、共之外再造一个新势力，即第三种力量。
1935年11月，他和梁实秋、冰心等人另办独立的《自由评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及其内外政策，主张抗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一文：
所谓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这亦就是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的标语。同时亦就是取消“党国”二字。因为党国是“国为党所有”的意思。
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以公民资格问政，他的职业还是哲学教授。到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1936年，他在《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说：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他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244—245、246页）
那一刻，他确实为『共产』党《八一宣言》的联合抗日主张打动了。细究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也不无关系。
早在1919年9月1日，他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长文，不过他信仰的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筹备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了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持续一年多。
他从来不讲唯心、唯物，但1931年以来，因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人。光是论战双方的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返回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这个“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包括他和许多教授、司徒雷登在内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4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他被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叶笃义为私人代表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定“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内容共三条，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从“五四”时代他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赞同“联合『政府』”，倾向与『共产』党合作。1946年10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他到南京劝蒋介石缓开“国大”，原本说好个人会谈，结果变成了茶会。蒋虽到场与他握话，并劝他不必回北平，但因人多，不方便交换重要意见。他非常失望，次日即悄然回北平，拒绝出席“国大”，为此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劢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对于蒋的电催，他以“燕京课忙，不克分身”予以回绝。
1946年12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之后，董必武仍留下在南京，张东荪觉得和平还留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先做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原载1947年6月出版的《现代新闻》第五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回忆：“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
……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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