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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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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哪康木褪且笆谷四苌陨悦靼住保桓摹按笙媒悖好挝葱眩≌叽贡校健阂辉油丁钡幕住�1903年，他应夏瑞芳之邀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时，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相约（1901年他已成为股东）。1911年8月，他曾被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到1913年9月，他写信给正在组阁的维新同党熊希龄：“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财政固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
商务印书馆是个全新的事业，在一个早就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要说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张元济的介入，成为商务的一个新起点，他从设立编译所、编纂教科书入手，不仅要把商务办成“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近代出版机构，而且看作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这一年他36岁，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他在商务先是主持编译所，几年后担任经理，主持整个商务印书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商务。1932年，他在写给美国金恩出版公司普林顿（georgeplimpton）的信中表示，自己不在政界，“现唯从事补助教育、唤醒国民”，其中不无自豪。他与陈三立同辈，与康、梁、谭、严同为徐致靖推荐给光绪帝的才俊，戊戌之后转向教育、出版，他的事业确实是延伸最久，从晚清起始一直绵延至今。
1936年6月，为庆祝张元济70岁生日，蔡元培、胡适、王云五联名发出《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履虚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相隔20年，1956年10月，张元济90岁时，商务出身的茅盾祝辞中也有这样一句：“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
从1902年介入商务，张元济几乎把毕生的心血都注入了商务的事业。在他身后，当商务印书馆迎来百岁生日时，曾有一首叫做《千丈之松》的颂歌，歌词是由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诗词集句而成的，第一段歌词就是张元济当年为一位同事写的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第四段又是他的词：“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张元济初入商务，怀抱的正是“开通民智，教育救国”的志愿。自晚清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商务在他们的努力下，本着昌明教育、普及文化的宗旨，愣是在动『荡』的『乱』世夹缝中创造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严复翻译的学术名著，不懂外语的林纾以生花妙笔转译的外国小说，都曾风靡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乃至亲自编写的那些中小学教科书，启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在建构中国人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
商务被看作是“全国的文化总枢”（当时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义勇军拟定的许多抗日标语中就有一条：“毁坏我们全国的文化总枢——商务印书馆”）。梁漱溟、叶圣陶等都曾回忆起商务教科书和其他读物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作家冰心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深情地回忆：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有了商务印书馆，中国的出版业就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1930年5月，王云五代表商务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赞誉商务“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文化事业是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商务受到尊敬并不偶然。到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商务已出齐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教科书共375种、801册，完成了连清廷都难以办到的浩大文化工程。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约占有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
第26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2）（）
自晚清以来经历许多重大历史变动，商务始终屹立不倒，保持了勃勃生气。作为商务的保姆，张元济筚路蓝缕，创造了一个“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很多对近代历史进程有影响的译作都是商务首先出版的。商务在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率先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虽然比从商务出走、自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慢了一拍，还是很快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五四”新『潮』澎湃，当世人为“白话还是文言”争论不休时，商务已在大量印行白话文的课本，这个行动实际上给一场激烈的争论悄悄地画上了句号。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力，商务能急转航舵，显示了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能力，这里面张元济的作用是主要的。1920年初，商务高层曾商议过要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请“五四”风云人物胡适主持，每年经费拨3万元，另由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主持，推出一套“新知识丛书”、中学教科书等，商务拟垫付版税2万元。商务的众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大胆起用新人，进行革新。这些在他1916年到1921年的日记中都留下了痕迹。早在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就记着，那天晚上他约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到会议室，商务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
1921年，商务曾决意邀请胡适主持商务编译所，虽然胡适最终没有答应，而是另荐了早年的老师王云五，但他在日记中认为：“对几千万少年的知识思想有影响的商务，要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
从190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商务在“严译名著”、“林译丛书”之后推出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汉译文学名著丛书”等都为国人打开了眼界。张元济称自己生平宗旨是“喜新厌旧”，其实他“喜新”是真，“厌旧”未必，许多大部头的著名典籍《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续古逸从书》《涵芬楼秘籍》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也是在他的主持下或他亲自校订出版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保存古老文化传统的责任，他曾对顾廷龙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在他这里，知新与温故实际上是并重的，将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与引入新知一样重要。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点燃“一二八”的战火，商务总厂、著名的东方图书馆都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多珍贵的藏书顷刻变成了灰烬。东北风把纸灰从闸北一直吹到沪西他的家中，张元济不禁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他万念俱灰时写下的诗句。但他和王云五等人还是很快站了起来。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们要为苦难中的民族争一口气，不想给虎视眈眈的日本人看笑话。果然，不出一年商务就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敌人可以炸毁有形的商务大楼、工厂，却炸不掉数十年来在国人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无形的商务。然而，那么多珍贵的藏书从此永远消失，每一念及，他就“为之心痛”。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涵芬楼，张元济初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就开始尽力搜罗国内各家散出的藏书、欧美新书，仅地方志就积累了2600多种、25600多册，还有宋、元、明历代的珍贵善本。20年后，到1924年商务出资10多万，建造了一个新式大厦，将涵芬楼藏书全部移入，改名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服务社会，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誉。“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这是张元济的心愿。1932年3月5日，他给目录学家、商务编辑姚名达写信，想起以前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自己不太买书，“而今而后不可得矣，思之又不禁为之泫然。”6月22日，他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
自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对官场已了无兴趣。1906年（离戊戌变法8年），清廷下诏为他复职，他于3月18日入京，初在学部，后为外务部储才馆提调，6月14日他就离职南下，前后不足3个月，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和上司唐绍仪意见不合。1907年9月13日，清廷授他为邮传部左参议，他当即上书坚辞，请求“代奏开缺”。1909年7月31日，清廷批准度支部的奏请，派他和唐文治、张謇为度支部咨议官，他没有赴任。1910年1月28日，清廷命他任币制调查局顾问员，他也未接受。那时，他连许多民间社团的领导人职务也一再辞让。1907年他被选为“全浙教育总会会长”，当即辞了，虽然“浙人浙事于义本不容辞”，但他依然不愿接受。
辛亥革命中，汤寿潜任浙江都督，两次请他担任浙江“赴鄂代表”，他都辞谢了，理由是“欲建新事业，必得新人物”，“代表责任重，”“必从事于军『政府』或向来有功于革命事业者方可胜任。”同年12月8日，因为有人散发传单，指控他受袁世凯指使，运动报馆，造谣说汉阳失守，他在《民立报》刊出《张菊生启事》：“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官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1919年6月，他连“海盐旅沪同乡会会长”也不接受。1936年8月，他为章太炎写的挽联上联为：“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这又何尝不是他的自我写照呢。到1953年，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自己的从政生涯，说自己“戊戌参与变法，政变后遂遭禁锢。民国后却未入仕。”其中不无自得。
他虽不愿从政，但他对社会的关心从未一日少懈。1903年7月上海租界会审“苏报案”，他前往旁听，章太炎在庭上“侃侃直陈”，他甚感敬佩。1904年，他和张謇、汤寿潜、夏曾佑等连日会议，联名说贴敦请已经是军机大臣的老师瞿鸿禨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敦促朝廷年内颁布诏令。后来瞿果然力主派人出洋，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19年11月22日瞿在杭州去世后，他曾亲到杭州送葬，第二天巡视商务杭州分馆，当晚回上海。）
他对《新月》杂志一直关心，胡适1929年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向国民党当局开火，他写信给胡适，称誉“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并提醒不要打狗反被疯狗咬。他对罗隆基等人的被捕萦怀于心。1932年3月，他得知胡适等人要在北平办《独立评论》，制造言论，以图改革政治，闻之欣然，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说：“吾辈决不想与国民（党）争权，也不想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责其必须改过。”他从军政、财政、民政、实业、交通、教育等方面列数国民党的不是，“如此现象，成何国家？”他很看重《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这样的言论努力，1937年2月12日，他还写信给胡适，“《独立评论》至今未曾复版，痛恨无已。”
1932年4月4日，他与黄炎培等30人致电国民党当局，拒绝参加洛阳“国难会议”，要求国民党改革，实行宪政。1933年5月13日，他从杭州回到上海，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建筑公路鄙人认为毫无知识，不顾民力之建设，极不赞成。去岁在庐山曾为蒋君介石痛切言之。”同年9月，他在庐山见到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多方责难，屡有“开天窗”之事发生，他希望蒋能允许“开禁”，蒋答应调查。
1937年7月初，上海《大公报》报道涉及官场腐败的纱布投机案，并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5日他写信给《大公报》，表示“钦佩无极”，对全无心肝的贪官把持政局深表愤慨，认为被挖出的小人物吴盛不过一“窃钩之徒”，背后一定有人，他希望“为民喉舌，责无旁贷”的《大公报》能继续揭破事实真相。此信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公开发表。10日，《大公报》刊出胡适7月8日的来信：“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轻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当月，蔡元培在读了他给《大公报》的信后，也在《杂记》中写道：“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这一时期他亲手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大公报》发表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等都显示出他深重的忧患意识。
1947年，上海学『潮』澎湃，国民党当局逮捕许多大学生，他与唐文治、陈叔通等十老上书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要求释放学生。1948年6月，他再次和唐文治联名写信给吴国桢，为上海交大学生执言。
张元济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许多旧时读书人的优良品格：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有一种天然流『露』的浩然之气。这样的气节今天很难看到了。1920年6月10日，他发现花红名单上自己的名下有“另加三千元”条，马上约商务创办人之一鲍咸昌谈话，“吾辈在此决非专为钱计，去年已将我三人改为一律，今岁自不应再加，请将所加三千元即行勾去。”鲍说这是高凤池的意见，一定要他接受这次加红，才能将薪水照办（指他的薪水从350元减为200元），而他坚持要求划去加红，薪水则接受董事会规定。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回忆，父亲常戏称自己是制订规章制度的“专家”。商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他亲笔起草、亲手创建的。他总是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事事处处以自己的行为替商务立下严格的规矩：“凡是公司业务的需要宴请，总在杏花楼、小有天、多一处等餐馆举行，费用由公司支付。”如是私请，都是在家进行，费用自理，公私泾渭分明。曾在商务出过书的周越然回忆，商务的账务很严格，对作者的版税毫不作伪，毫不推宕。遭遇“一二八”劫难，商务停业几个月，他以为版税无着了。哪知商务一复业，不到一个月就将此前没有结清的版税1700多元送到他家。他感慨：“商务之诚实可靠，商务之顾全信用，真可令人佩服！”
1916、1917年间，张元济因体弱请假，要求停减薪水（他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说，写信要求这个月起领半薪），董事会还是照常支付，他拒绝接受，商务就把钱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上，归于他的名下，到1925年12月止，本息共有银币5158。14元。他坚决不受，全部捐赠给商务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
1926年9月，在他退休前夕，他只愿按照普通同人定额接受退休金，不愿董事会从优对待，所以一再议而不决。他的见解是，自己今日多得一钱，同人他日就少得一钱，自己在公司20多年，受薪不薄，略有积蓄，足以自给，如果商务一定要在普通定额外多给他分毫，他就要缴还公司。
商务最初是由一批基督教徒创办的，但张元济认为这毕竟是商业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用人进退方面一向都不问是否信基督教，“公司之于人材，不问其教与不教，只问其宜与不宜耳。”
他公正无私，目标只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早在1922年他就因坚持原则，与鲍咸昌发生冲突（因为鲍的儿子在印刷所），9月10日他在给鲍的信中恳切指出：
弟近来主张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一节，亦无非为公司大局起见。……吾兄手创商务印书馆，勤劳已二十五年，弟亦追随二十年，致今日有此成绩。吾兄极爱公司，弟亦不敢不爱公司，故于公司利害有关之事，不能不言。（今日王莲溪兄来言，亦反对弟之主张。谓鲍某某儿子可以进来，我的儿子亦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弟即告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公司，恐不成话。并驳其为争权利之见。莲兄点头许我。）
第27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3）（）
当然，长期以来商务几个创办人都是尊重张元济的意见（包括后来王云五的意见）。
1926年5月18日，张元济辞去商务监事时，指出：“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后来，他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来，有意到商务服务，他明确拒绝：“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的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商务，必然会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二是对他自己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他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会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企业。他最后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张树年从来没有在商务工作过。
1935年6月，张元济在写给王云五、李拔可等人信中说，当10年前他退居二线之时，本想安度余年，不料大局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竭尽全力，“一二八”以后，目睹王云五他们为复兴商务而辛劳『操』心，他更不忍心旁观。“区区之愿，倘能假我数年，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此报身殉公司之故人，亦即以报始终信我之股东也。”
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面临又一次重大考验，他已垂垂老矣，退而不休也有10多年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终于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商务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有私交，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1937年他的日记中还提及与汪的交往，但一旦汪与日本人合作，他就坚决不再与汪有任何来往，汪托人送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图章上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的，立马断然拒绝，退回支票。
如果说在张元济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出版业，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则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商务与北大在他们手里还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曾亲手签定过一份《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时在1919年2月26日，他们俩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签字，北大为著作人，商务为发行人。合同第五条规定，“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第八条规定，“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第九条规定，“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于年终后，由发行人寄交著作人。”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要坚守“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这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正是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初衷。这份出版合同，由他们两人签字，代表了一南一北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携手。根据当时的预算，月刊销路二千册大约可以保本，合同明确规定如果发行不到二千册，就由商务承担亏损，而一旦赢利，却由双方共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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