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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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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镏Ｎ仪懊嫣峒八猿卤鹨苍Ρ！Ａ硗庵档靡惶岬氖牵鋈沃绷プ芏剑钪纪萍鋈瞬牛泄桓�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三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第9章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2）（）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第10章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3）（）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四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9页）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五“我不是遗老”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围棋（或象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的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的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他当年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士绅酝酿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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