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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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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家损失了多少？190万石，按照2011年米价算，就是190万x140x3元=7。98亿元人民币！贪污受贿一般都是这样，以个人之小得，国家之大失而告终。那么我们顺带算一下，明朝洪武时的年财政收入，2940万x140x3元=123。48亿元人民币。
郭桓等造成的亏空是2400万x40x3元=100。8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怎不令人心惊肉跳。
郭桓一案中的2400万石的所谓亏空，就是这帮胆大妄为之人浮夸出来的。朱元璋在事后也只是无奈地认下缺额为700万石，其他1700万石只是浮云。既然是浮云那就不曾真的存在过，如果非要『逼』问那些数字从何而来？那么就让它存在于户部的糊涂帐上吧。既然郭桓、王志、麦志德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那么地方官科敛也是罪责难逃，苏州粮长们滥收费用更是板上钉钉。至于地方上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他也知道，如果非要一查到底，那么最后自取其辱的只会是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而已。
等到郭桓案尘埃落定，中央各部机关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一幕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们经常会羡慕那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认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什么好处，领导会第一时间考虑到你。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近水楼台固然可以先得月，但同样也要承担月亮惹的祸。
郭桓案中，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央官员最先倒在了朱元璋掀起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索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这条线索其实就是帝国官场的灰『色』生存线，每条线又有若干分支，从京官、地方官，直至粮长。
最终的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级官员涉入郭桓案，而这却是帝国的全部省级官员。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朱元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再一次举起了那把令所有帝国官员都为之胆寒的血腥屠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被这个案子『逼』至绝境，直至破产。
朱元璋列出的这张人头订单酷烈到如此地步，其中受冤枉的官员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到这个事情，但朱元璋不以为然。
按照朱元璋的说法：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那些帝国蛀虫们在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这种权力上的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什么冤枉可喊的？
朱元璋的话虽然说得漂亮，可他处罚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方式过于极端，。
第24章 贪和不贪都是大问题（1）（）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将整个帝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朱元璋借着郭桓案，将自己的帝国来了一次上上下下的大清洗。在他看来，制度这种东西要保持它的新鲜度，越洗越健康。尽管每一次清洗，朱元璋都要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些案子也确确实实损害到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同时伤害到了全国士子阶层们的心。辛辛苦苦捞个一官半职，最后还是受到牵连身首异处。
他们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却表现得群情汹涌，议论鼎沸。朱元璋也发觉到了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所以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这次进入朱元璋黑名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于是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吴庸，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到这里已经结束，以后不再追究。
朱元璋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可事情还远没到它应该结束的时候。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极为感慨，他说：“朕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享受过个中滋味的人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哪里想得到，康名远这帮人，尽管肢体已经残破，命也只剩下半条，却仍然作恶不止，还在私自盗卖我的官粮！”
连朱元璋自己也纳闷，他说，这等凶恶顽固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该用什么刑罚来惩治他们呢？
当然诸如此类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朱元璋最后还是会归结到官吏们、百姓们的思想觉悟太低这个结论上去。作为一个『性』格刚强、自信力极强的人，朱元璋平生极少怀疑问题的根源是出在自己身上。能力超强的自己怎么会有错？
对于做官不要贪污，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经常对那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官员们唠叨：“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灾。这时候，你的那些赃款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这段话被记录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系列丛书里，后来被好事的史学家们美其名曰“守井哲学”。
“守井哲学”本身是没有错。问题在于：这口井的流量必须要足够大，再怎么着，也得能够保证守在井边的人不至于渴死才行。
朱元璋的“井”，说实在话，流量小得有点离谱。例如：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工资标准，一位县太爷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大约每个月也有2000…3000块钱的样子。朱元璋是不承认一切官场潜规则的，他觉得这个工资水平，县太爷一家吃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县太爷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头不比现在，县太爷不光是县长、县委书记那么简单，同时他还是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财政局长，县税务局长，县工商局长……这么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点下面的小吏们，不打点，谁会卖力给你做事呢？县太爷还得聘请跟班、聘请师爷等等，这些开支国家都不报销，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此外，上级路过，逢年过节什么的，招待、送礼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没法在官场混，这些也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
这样一路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等同于让县太爷去喝西北风。
此外，还有一笔重要的“损耗”没算进来。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偶尔才发银子。官员们的工资多少，是用大米来衡量的，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经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面的官员们玩猫腻。《典故记闻》里有记载：户部曾将市价不过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当时的市场上，至少可以卖20两银子。这就等于是说，如果拿布匹当工资发给县太爷，一位县太爷每年只能领到3匹粗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县太爷全家这一年，就只能出去挖野菜，就着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总是不断地在抱怨，官员们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开始贪污。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结果还是没能阻止官吏们贪污，是因为官吏们没法不贪污。当年因为吃不上反而起来造反的朱元璋，对于人民群众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情深有体会。可是作为帝王的朱元璋在频出重拳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地主豪强时，往往打出为小民解除疾苦的旗号。他痛斥腐败官吏和作恶豪强“靠损小民”，标榜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便于细民”。这使得自己的政权看起来好像是凌驾于两大对抗阶级之上的起着仲裁作用的机关，很容易对被剥削阶级产生麻痹作用，使他们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这个皇帝身上，不要动不动就要反抗斗争，或者在斗争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第25章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1）（）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曾经颁布过一份官员接受反腐教育的小册子，叫做《醒贪简要录》。在这份小册子里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作为一把手，朱元璋不可能盲目蛮干。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在明代，正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总理一级，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理，年薪32万元也算不得高。
就是这样一个工资标准，《醒贪简要录》给出的算法却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没有低到传说中的那个份上：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如果按照一个人种15亩田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上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需要走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样一份工资算低吗？
在这本小册子里，还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进行了一番计算。七品县令的月薪在当时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行情来看，官员的工资与其劳动付出是成正比的。明清时期的官员之所以一直在哭穷，不仅仅是因为工资，更多是因为官员“灰『色』生存”的成本价过高。当时官员为官不同于其它职业者，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一部分要用来生活，一部分还要拿出来作为官场升迁的投资成本。对于那些贪欲旺盛的官员，他们能够做到收支两相宜，装进腰包的要远远大于所付出的；而对于那些尚存廉耻之心的官员就难免会捉襟见肘，他们既要养家，又要想办法去迎合灰『色』生存的需要，不哭穷就不正常了。
朱元璋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在地方官上任之前，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
谈话内容无非两点，一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事业，恪尽职守；二是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做个清官。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对自己是毫无益处的。
表面上看朱元璋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来算这笔账的，但实际上朱元璋是用臣子们的算计来倒推自己的算计。一句话，就是通过这种算计把臣子们装进口袋里的污款掏出来，进行重新分肥。但是臣子们一个个精明得像猴似的，又岂能轻易被说动，更何况真金白银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单调乏味的说教。
朱元璋治国初期，编写了《大诰三编》。这个三编“大诰”的内容或者是洪武帝自己写的，或者是由他监督官员们写出的。里面就传递出了一个信息：皇帝反腐很用力，在表明反腐决心的同时，还例举出了各种治贪的办法。在这些办法中间，朱元璋赋予那些被贪官污吏盘剥的急了眼的老百姓一项特权，那就是“旁入公门”。老百姓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那些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朱元璋为老百姓打开的这扇“旁入公门”的门，是只通污吏，不达贪官。
中国封建帝国的权力结构通常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如果抛开那些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混在基层的胥吏。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一辈子很难见上皇帝一面，也鲜少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见的最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那些披着权力马甲的胥吏。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些游走在基层，数目庞大的胥吏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这些胥吏肚里的墨水通常不多，由于体制的原因，他们也没办法去走科举之路，而且出身卑微，只能依靠在官府衙门混日子来养家糊口。另外他们没有国家发的工资，只有官府衙门给的聘用金（薪水）。
一句话概括就是，胥吏上受官僚分派，下受百姓敌视，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伸手向老百姓不断地去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草根朱重八的时候，那些来他家收钱的就是这类人，所以朱元璋对胥吏的痛恨可想而知。造成明朝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其实还是来自于元代。元代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便大量雇佣胥吏治国，到了明初胥吏仍旧跋扈异常，国家经常发生胥吏殴打上司的例子。虽然说朱元璋对跟他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一直无可奈何。
朱元璋为了对付胥吏创新了一种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旁人公门”。就是放在今天看，“旁人公门”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允许老百姓从衙门的小门冲进去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直接扭送到京城法办，且沿途官员不许拦截。不但不能拦截，还要做好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朱元璋的支持下，大明帝国很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
在朱元璋亲自用口语化风格编写的那部《大诰三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本来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自己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当然县吏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一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
他本来以为老实巴交的农民都是修炼过忍术的，很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并不会翻起多大的浪。但是这一次他错了，因为他遇上了自己的克星陈寿六。顾英点起的这把火憋在陈寿六胸中，烧得难受。终于有一天，陈寿六爆发了。爆发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六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僭越当时的法律。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是按照国家颁发的正式章程在办事。所谓正式章程也就是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份正式章程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帝国一把手朱元璋。
在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联名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
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到京后，朱元璋立即将顾英打进大牢。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陈寿六等以下犯上的罪过，还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锭（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又专门发布谕令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类似于陈寿六者打击报复者，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朱元璋在谕旨里，将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号召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要学习这种敢与官场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皇帝开了金口，陈寿六似的农民，就成了耀眼的明星，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御用农民。这种风气一开，洪武十八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见这样一幅景象：乡民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几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立刻会收起平日里的威风，毕恭毕敬，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当然这些官员不是畏惧于这些手无寸权的乡民，而是对陈寿六手中握着的《大诰》的畏惧，准确地说是百姓对于皇权的畏惧。
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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