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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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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流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去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要让我就此背负道德恶名则不可。
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铁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动之前，建文集团存在着从谁身上先下手的问题。实事求是，齐泰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最终建文君臣还是认同了留下巨大后患的黄子澄方案——吃柿子专挑软的捏，首削最大敌人——燕王的弟弟。在发出信号后，并没有马上对朱棣动手，给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终至灾难降临。这是建文朝削藩开始时两个最大的失误。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没办法绕过这道坎，一次次削夺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惊蛇，毒蛇在草丛里蛰伏着，也在暗中涌动着，建文帝与蛰伏的朱棣接着就要开始更多的较量了。
第42章 疯子用暗器（1）（）
其实在连续削废五藩时，建文君臣的主要心思一直都放在燕王朱棣的身上。当燕王朱棣为周王议罪书的“回答”上书送达南京时，建文君臣还为此展开了一番热烈地讨论。讨论其实并无新意，无非是揣测其有无不良居心。
依照齐、黄二人的意思，对燕王朱棣下手要立足于快，着眼于狠，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不然就会越来越难以应付。
建文帝并不是傻子，他当然也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骨子里的文弱和儒生的『性』格局限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与那些臣子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毕竟是向自己的亲叔叔动手。于情于理，都难以说服天下人心，他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齐、黄毕竟年长于建文帝，社会阅历也相对丰富，所以他们不停地催促建文帝早早动手。
建文帝被催『逼』急了，也只能无可奈何道：“我一直叫人密切注意北平燕王的动态，可实在找不出任何破绽，我能够以什么罪名来削废他？”
齐、黄二人真是被自己的皇帝『逼』急了，都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还在那里不知进退。堂堂帝国的皇帝要给藩王按个罪名，是难事吗？显然不是。先帝朱元璋在这方面不是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吗？有样学样就可以了。
按照齐、黄二人的意思：拿燕王给周王议罪书的“回执”来做文章，虽说那份“回执”写得毫无破绽，可文字里还是透出了为周王求情的意思。既然周王有罪，为其求情的燕王又怎能独善其身？就以燕王与周王“连谋”的罪名将二人一并拿下。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对或者错并没有真正的标准与界限，话语权往往是掌控在那些嘴巴大、拳头硬的位高权重者手中。大臣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建文帝却还在犹豫之中。当齐、黄二人提出将燕王与周王一并拿下，朱允炆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碰到建文帝这样优柔寡断的领导，就是上天赐予再好的机会也是白搭。事实上当时齐、黄的建议如果能够被建文帝立即采纳的话，局势对建文朝廷还是很有利的。当时朱棣正在“养病”，建文朝此时动手正好打得朱棣措手不及。
当齐、黄向建文帝建议发兵时，朱允炆是这样回答的：“燕王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即使他现在在生病，恐怕朝廷也难以将其拿下（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这真是猛虎虽病，也能吓退活猫。建文帝对燕王朱棣的忌惮到了令自己深感恐惧的程度。忌惮归忌惮，朱允炆还是对燕王大本营北平进行一系列防范『性』的布防。一是将其困在北京城动弹不得，二是想办法削弱朱棣的兵力。从军事层面上来看，建文君臣对燕王朱棣的防范做得还是很到位的，中央军将整个北平城里三层外三层都控制起来。同时建文君臣以帝国安全的名义，将燕王府的主要兵力抽调出去防范蒙古；按照正常推理，这时候燕王府的兵力是不足为虑的，三个多月后，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手里也只有区区八百人。
军事人才的严重匮乏，是削藩战争的最大问题。建文帝新任命的张昺、谢贵和张信三位封疆大吏中前两位无能，最后一个张信后来成了叛徒。建文帝对此人缺乏了解，只是听信大臣的推荐才重用于他。
经过洪武时期的血腥清洗，朱元璋留下的武将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位侯爷。耿、郭二人戎马一生，能够在朱元璋的铁血酷律之下逃生，可见他们的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在军事的人士安排与布防上多向两位侯爷请教，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虽然朱棣起兵时只有800人，可等到他打出旗号，已经被朝廷调拨给别人指挥的原先他的部下纷纷阵前倒戈，燕王军队由800人直接就发展到几万。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军队的长期上下级隶属关系所积淀的“效应”，决非是一时军队人事调动所能奏效的。所以说，北平布防实际上是等于在向朱棣下宣战书。
朱棣见到建文帝对北平城进行层层布防，心中还是有所恐慌的。朱棣身边虽然没有“三驾马车”，却也笼络了一批高人。其中有和尚道衍（俗名姚广孝）、算命先生袁珙、金忠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都是来自于江湖，可他们的智谋却丝毫不逊『色』于建文帝身边那“三驾马车”。
北平城的局势对朱棣十分不利，城内城外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朱棣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可是双方实力上的悬殊，让他有想法却没办法。和尚道衍等人的建议是，先放下皇叔的架子，学会低调做人。对外规规矩矩遵纪守法，暗地里厉兵秣马伺机而动。
北京城里刀已出鞘马也上鞍，虽然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可生活在南京城里的建文皇帝还是知晓了一切。原因是有人告密。告密者是朱棣的小舅子，明朝开国大将中山王徐达的大儿子徐辉祖。徐辉祖以探亲的名义去过几趟北京城，他觉察出了燕王府里弥漫着的杀气。他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提醒皇帝要有防范之心，应对之策。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来南京奏事。建文帝将其拉拢，并让他返回燕王身边作为朝廷的内应。建文帝加强对北平和燕王府的侦查、监视等类的谍报工作，内部有葛诚内应，外面又命刑部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人作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建文帝的间谍战和巡视，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燕王朱棣能够感觉到刀锋掠过脖颈的丝丝寒意，这种寒意让他不敢存有丝毫的懈怠。
这是一场紧张又激烈的政治场上的心理战和谍报战，谁将笑到最后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心理素质、个人『性』格和时间等诸多因素。
对于朱棣来说，从北京到南京，千里之外也挡不住权力路径之上的步步惊心，危险无处不在。他如果一味地采取守势，那么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考虑了很长时间，朱棣决定以攻为守。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一趟，『摸』『摸』对方的底细。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地方藩王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离开自己藩地的。朱元璋在他的遗嘱中曾经立下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就连朱元璋驾鹤西去时，藩王们也不能前去送行，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尽孝举哀。
第43章 疯子用暗器（2）（）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正式改元，各地藩王以此为由纷纷前往南京朝贺，朱棣也趁此机会随行前往。燕王府的文武官员们百般劝阻，认为燕王此去京师无异于狼入虎口。但是朱棣还是一意孤行，其勇气可嘉。
这一年的三月，朱棣来到皇城南京。朱允炆在奉天殿接见了他，叔侄二人相见，并无多少真情流『露』的唏嘘感叹。燕王朱棣叉着腿傲慢地站在大殿上，向着端坐御座上的侄皇帝拱手致敬，作为君臣见面的礼节，双方的寒暄也只是点到为止。
朝中大臣们无法接受朱棣这种藐视建文帝的做派，从燕王踏入皇城的第一步，这些人就横竖看其不顺眼。朱棣从洪武门进入皇城，以君王的威仪走过皇帝专用御道。他站在奉天殿上向建文帝拱手示意，不行叩拜之礼。这哪里是君臣见面？简直就是江湖男女平辈人。
监察御史曾凤韶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呈奏疏：按照大明高皇帝祖训规定，亲王来朝在大殿之上要行君臣之礼，回到皇宫里才行长幼尊卑之礼。燕王目无君皇，违反祖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为严肃纲纪，臣奏请皇帝治燕王以“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是封建制度下的“十恶”大罪之一。一旦罪名坐实，就可能会落得满门抄斩。从朱棣南京觐见的整个过程来看，他的“大不敬”是板上钉钉的事，满朝文武官员都可以站出来做目击证人，以这个理由除掉燕王易如反掌。可建文帝并不这么想，他在读完曾凤韶的弹劾奏疏后，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燕王是我的亲叔叔，无需深究。”
既然建文帝不想借此机会除掉朱棣，那就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户部侍郎卓敬给皇帝朱允炆上了一道密奏，提醒建文帝不要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提议将燕王从他长期盘踞的北平调离，将其迁徙到南昌一带。
密奏里的原话是这样的：“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南昌以绝祸本。”就是说，燕王和先帝朱元璋很像，胸中韬略远胜于他人。将此人放在北平这样的龙兴之地，就等于为大明帝国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卓敬的密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一个一石三鸟之计。既可以避免以“大不敬”罪名整治燕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免除建文帝背上迫害皇叔的恶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消除燕王之患。就是这样一个一石三鸟之计，还是没有得到建文帝的支持。建文帝在看了密奏后，对卓敬说：“四叔燕王是朕的至亲，我不能这么做。”
卓敬还不死心，继续规劝道：“陛下与燕王虽是叔侄关系，但是叔侄关系怎得上父子关系。隋朝皇帝杨坚与杨广是父子关系。杨坚年老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您的皇太子杨广在调戏你的爱妾，杨坚就动了杀杨广的念头，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杨广已经获悉了这个信息，先下手为强，将亲生父亲杨坚给杀了。父子关系尚且靠不住，更何况你们之间的叔侄关系！”
建文帝听后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卿休矣。”言下之意，你们大臣们不要再『逼』我做不伦之事，我意已决。
等到朱棣平安回到北平后，建文帝才意识到，曾经有一份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摆在面前，可自己不懂得珍惜。虽然他又是派官员到北平去巡视民情，监视燕王动态；又是想办法削弱燕王的兵力，但是除掉燕王的最好机会已经流失。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朱元璋周年祭奠。按照皇家的规定，皇子皇孙都要前往南京参加祭祀大典。朱棣刚刚从建文帝眼皮子底下逃过一劫，他没有勇气再去冒一次险。而南京方向这时候也不断传来风声，建文君臣因为放走他正后悔着。
朱棣自己不愿再去一趟南京，可先皇的周年祭总要有人代表自己前往。自己不愿到场，那么他的儿子们就必须去参加，不然事情就闹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子朱高炽就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南京参加朱元璋的祭祀大典。
儿子们前脚刚跨出北平，朱棣这边就对外称病。等到朱元璋祭祀大典结束，燕王的病情传得越发严重。朱高炽三兄弟到了南京后不久，朱棣的奏疏也送达建文帝的手上：燕王病重，恳求建文帝能够恩准三个儿子回北平见其最后一面。
朱棣这一招用得极为巧妙，既可以弥补先前决策上的失误；又可以『摸』清建文君臣的底数。如果建文帝扣押了他的儿子们，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的主动权；如果朝廷放人，那么朱棣也就达到了保全儿子的目的。
建文君臣在面对这样一份乞子回藩的奏书，也是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将朱高炽三人扣下来，留作人质，以此来挟制朱棣。黄子澄认为，将朱高炽三兄弟扣留，反而会授予燕王把柄，如果对方以此为藉口起兵，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上的主动权。不如先放三人回去，借以打消燕王的顾虑，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
黄子澄以遣归其子的方式来稳定朱棣，当然这也正中朱棣的下怀。朱棣父子相聚，大喜道：“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矣！”
建文帝听从了黄子澄的意见，放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护卫有个小军官百户倪琼向建文帝上奏，告发燕王朱棣属下的两个官校于琼和周铎在暗中为朱棣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建文帝立即下令将于琼和周铎火速逮捕，并押送到京师南京来进行审讯。审讯结果，两个官校交代出燕王朱棣私下招兵买马意图不轨。
为了获得实情，建文帝去向左都督徐增寿求证。徐增寿是徐达的二儿子，即为朱棣的二舅子，又是朱棣的铁哥儿们。徐增寿在听建文帝讲已经有人供出朱棣密谋造反的事实以后，他巧舌如簧地跟建文帝说：“燕王与先帝〈这里指朱标，朱允炆登基以后，将父亲朱标追尊为兴宗孝康皇帝〉是亲兄弟，他贵为亲王，已经富贵之极，又是你的亲叔叔，怎么可能还会起来造反！（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
建文帝也拿不定主意，最后下诏令将燕王朱棣严责一通。仅仅限于责备，并无实质『性』的举措。这样又一次白白地浪费了削藩的良机。
建文帝的诏令受到的唯一效果就是，燕王朱棣再也坐不住了。他的那些不轨行为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只所以没有大张旗鼓是因为他清楚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贸然起兵，只会自取灭亡。思量来思量去，朱棣决定在前面装病的基础上再做疯，以此来『迷』『惑』朝廷。
堂堂的藩王为了保全自己，也顾及不上颜面二字。他不再是个体面的藩王，俨然就是一个丐帮弟子，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有时倒地便睡，一睡就好几个小时，有时胡言『乱』语，大呼小叫，见到别人在吃东西，他就伸手去抢。甚至有史书记载，处于癫狂状态的朱棣居然当着女人的面撒『尿』，毫无羞耻之心。
建文元年六月的一天，北平布政使（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张昺和都指挥使（相当于北京市军区司令）谢贵亲自到燕王府里『摸』底。在燕王府中他们见到了疯疯癫癫的朱棣，当时北平正是炎热的夏季，朱棣披头散发，身披破布袄，抱着火炉正在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真冷啊！真冷啊！”朱棣见到二人，像见了陌生人。
他们将所见到的一幕奏报建文帝，燕王朱棣疯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不仅整个北平城的人都这么认为，就连建文帝也被蒙蔽了。就在满城都在流传燕王疯了的消息时，有人却提出了质疑，燕王不是真疯，而是在装疯。提出质疑的人是燕王府的长史葛诚，此人是建文帝安『插』在燕王身边的一个“线人”。
葛诚将自己收集到的证据秘密呈报建文帝，没等建文帝做出判断，装疯的朱棣就自动『露』出了马脚。
为了『摸』清建文帝和中央朝廷的态度，朱棣派遣护卫百户邓庸到南京奏事，以收集情报。真搞不清楚朱棣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毋庸置疑这是一招臭棋。邓庸刚进南京城，就被朱允炆抓了起来。抓他的理由很简单。夏天抱着火炉喊冷的朱棣还知道向皇帝奏事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燕王是在装疯。
一番刑讯之下，邓庸就全招了。建文帝这才意识到燕王已经在步步『逼』近，意欲不轨。自己不能再被当傻子蒙蔽，朱允炆发出密敕，令北平方面的张昺、谢贵抓捕燕王府官属；同时密令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燕王朱棣本人。燕王朱棣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对手，在北方边疆与蒙古人交手了十几年，从战火硝烟中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朱允炆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势力，他以为单凭北平那几个平庸的朝廷大员就能摆平一切。
第44章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1）（）
建文帝派往北平的三位官员就好像这场权力博弈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由三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决定了这场游戏的输赢结果。张昺、谢贵两人是建文帝手中的牌，不管他们是好牌烂牌，可他们并不具有致命『性』。而另一个人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人就是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最为致命的一张王牌。
张信在接到朝廷发来的密令后，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他的母亲说出的一番话在其内心深处起了化学反应。他的母亲说：“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帝王之气在燕王这边，你不要轻举妄动，搞不好就会遭灭族之灾（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
本来张信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犹豫不决，母亲的话更动摇了他对建文朝廷的信心。张信是这样考虑的：凭自己的本事想要抓捕燕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可不愿意这么白白去送死。既然不愿去送死，那就只有去送信。
主意拿定，张信就偷偷地跑去向朱棣告密。朱棣获知建文帝要对自己下手的消息后，内心惊惧万分，虽说他早有预料，但是内心还存有一份侥幸。如今听了张信的告密，他才真正意识到，该来的已经来到。张信的临阵变节，使得僵持不下的削藩攻坚战在最关键的地方掉了链子。
朱棣在送走告密者张信以后，既喜且惊。喜的是张信的告密来得正是时候，正如他对张信所说“生我一家者，子也！”；惊的是他没有想到优柔寡断的朱允炆果真要对自己动手。朱棣找到自己的谋臣道衍和尚，与其商议对策。最好的进攻才是防守，燕王朱棣已经别无退路，为了自己藩王利益，只有起兵对抗朝廷一条路可以选择。胜者为王败者寇。
作为建文朝廷派驻地方的军政长官张昺与谢贵调集城里的七卫士兵与屯田军，包围了整个燕王府，切断了燕王府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他们将北平的情况拟了一份奏疏送达南京，向建文帝报告情况。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在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最高权力衙门里却发生了一起改变战局命运的怪事。建文帝下达给张昺和谢贵的密诏被人窃取了。
经过调查发现，窃取密诏之人是张昺和谢贵手下的小吏，一个是北平布政司吏奈亨，另一个是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两人将密诏献于燕王朱棣，以图换取荣华。皇帝的密令居然被衙门里的小吏轻而易举地窃得，并送给了对手。由此可见，建文帝在北平的战略部署是多么的失败，既然建文君臣将朱棣视为最大的威胁，可是却安排了张昺与谢贵两个不靠谱的军政长官来掌控北平的局势，这是最为致命的地方。
从两人的阅历、能力和威望来看，二人其实是不适合被安排在北平这么一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龙兴之地。两人把持着北平的军政大权，一个是北平省省长，一个人是北平省军区司令。建文帝看重他们的并不是治军理政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忠心。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帝国的权力系统并无多少可用之才。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成为皇帝用人的一项重要参考值。其实说到底，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都是皇家血脉，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皇家内部的矛盾。作为帝国的官员们而言，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于建文帝与藩王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抱着无所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变得尤为重要。忠心往往决定自己所站的队伍，也决定着自己的枪口是冲着谁。
可忠心无法转换为能力，张昺与谢贵虽然全力对付燕王朱棣，却疏于对自身官府内部的管理与防备。北平军政衙门接二连三出现告密者，这让建文帝所下的密令毫无秘密可言。
当时有一个朝廷军队里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到处在找磨刀铺要磨刀。刚巧有个老婆婆看到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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