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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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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景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其救出。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大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
元军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消停，反而在失去外力的作用下愈演愈烈。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这『乱』世之中捞上一票，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找人？谁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朱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这二十四个人都是谁呢？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帝国的开国英雄。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
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朱元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但是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中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扯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要命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能够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在《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一个只唱高调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并不急于为自己争一时之长短，没有实力就算给你一个大哥当，你也罩不住；有了实力，就算是三把手，也有人拿你当大哥供着。
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只有朱元璋在那里埋头干活，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第4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1）（）
中国历史每一次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为什么说它换汤不换『药』，因为相比于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待到事成之后，那些领头造反者却很少有人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消灭封建贵族，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去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打造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之巅。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
所以我们在翻阅历史时，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机器模子倒出来的产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同的是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前朝的同样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所不同的是，在这场权力运动中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了大量的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像中六合彩一样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有幸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言而无信之讥。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样一个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随其自然的理由。
在这次受封人员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是来自于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式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的忠贞度不减，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栓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没顶的几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要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
在这些颁布的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们。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们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这些开国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生出异心，更不要想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很致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5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2）（）
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是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温良恭谦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
儒家推崇的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制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是一件让人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唯马首是瞻，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当然这是宰相的想法，可是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在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
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要稍逊一筹，只能算得上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了个罪名扫地出门。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
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一些不服气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没事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触及到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
可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于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了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于李善长之手。没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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