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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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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基这样的文人看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有心无力。
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他们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作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必需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
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
上面这句话正是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社会新旧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去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
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是听别人描述的。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朱元璋就算在此前不一定听闻刘基的大名，但是对于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自己的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捞取一个政治家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依我看，我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无奈刘基确实不想留下来，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朱元璋并不甘心。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他的另外一员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这时候的身份是处州总制官。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精神，他一次又一次派人促请刘基能够复出为大明效力，自己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刘基屡辞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宋濂是了解自己这个朋友的，刘基是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那么就羞于再去做大明的官。
第9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6）（）
其实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还是有一番纠结的。
作为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刘基所思考或决定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转换对于个人来说显然是困难的事。
帝国建立后，有人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说的是刘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中，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庆云，准备分韵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得远远的，抱怨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
等到十年之后，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向他抛出橄榄枝。临行之际，刘基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盛情之邀辅佐朱元璋。
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刘基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这时候已经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他还无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锁。可是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道德只是挂出去用来忽悠人的羊头。
此时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逼』迫着刘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参与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直『逼』应天。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
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神化之人，在战争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制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做到高枕无忧。
其实对刘基这样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是怀有戒备之心的。他在南京时，朱元璋虽然优礼甚厚，但并不信任；虽然授于他们不同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论功行赏，刘基的功劳并不在这三十六人之下。事隔半月之后，朱元璋只是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基只不过是做一些虚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已，始终没有将其引为肱股，更没有像对待淮西集团李善长等党人那样倚重。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朱元璋似乎很希望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一出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朱元璋之所以会抱着看戏的心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朱元璋对帝国官僚除了有乡土之情外，还渗杂着他的驭臣之术，以及在使用人才方面，亦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以皇帝为靠山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单枪匹马同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要知道，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势力政治集团作为依托，又没有『操』有生杀予夺拥有至高无尚权力的皇帝的支持，单凭一己之力，去争取斗争的胜利，那简直是权力世界的天方夜谭。
洪武元年（1368年），算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
当时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其实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引发双方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件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因为犯了贪纵罪被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处死他。李善长连忙上门说情，可刘基还是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心中愤怒却也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生编硬造了一个理由。他以为只要自己说出这出口，刘基应该会卖自己一个面子。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
李善长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索『性』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基给出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
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就这样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是这一次刘基的运气实在不好，过了很长时间天也不见一滴雨。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的小宇宙开始爆发。他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长还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毋庸置疑其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横行无忌的淮西集团的官员们而言，刘基就是他们捞取权力资本最大的障碍。这帮人对刘基是既惧且怕，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就是以自己的黯然退离为代价。刘基在其时朝野上下，名望遐迩，如果他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官员，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个浙东人的小圈子或小山头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李元璋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第10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7）（）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完美时刻。
立于大明官僚机构的权力巅峰，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
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待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天，朱元璋就会多一天的猜忌。
随着刘基的黯然离去，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其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么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皇帝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就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则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李善长精明过头，却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它就像一张大网无处不在。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退休）回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赐土地若干顷，并赏给150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1500家，仪仗卫士20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来得重要，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还是觉得丢人丢到了家。
年仅58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世事变迁，让人唏嘘不已？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可谁又能料到转眼就要退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之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
李善长病休在家，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检校的主要职能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己任，包括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类似于权力系统内的狗仔队，其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官员的隐私和民间的苗头『性』信息。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杨宪、高见贤、夏煜和凌说，这四个人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朱元璋曾经洋洋得意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没有扣押处罚犯人的权力。朱元璋犹嫌不足，又专门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由于杨宪是检校出身，所以他只对朱元璋负责，只听从朱元璋一个人的指挥。
第11章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1）（）
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
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的退出，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
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又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得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的大作为。如此以来，帝国的权力翘翘板岂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法，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弄不好有可能会要人命。明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帝国的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就这样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去反思己过。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份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人士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的发展，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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