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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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登场。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非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的消息。

　　　　消息的来源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将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名声。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王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王广洋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王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勇气可嘉。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王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令人遗憾的是王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练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练，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的游戏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渐行渐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就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二字。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

　　　　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样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第17章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4）（）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

　　　　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下诏将其赐毒而死。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因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但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

　　　　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最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想要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案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逃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时，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颁布的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摊给原来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地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拨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大重组能够得以和平实现。

　　　　这项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出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执政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制以来最为特殊的日子。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现在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百无禁忌的巅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生存底线就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将近有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拍板才能施行。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注水文下来，真正能够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

　　　　史料记载，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结果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却注水成了万言，这在当时像茹太素那样动辄上万言的奏章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的阅读量达到上百万字，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崩溃的事。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朱元璋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一肩扛。从医学上来分析，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的高度紧张，引发情绪病，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人，长期置于这种工作状态下，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就会落下一个行政不作为的恶名，会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第18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1）（）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是李善长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帝国权力中枢的大部分官员还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他们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寻求权力庇护。

　　　　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官员们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重判断标准。朱元璋明白，自己要想实现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就要想办法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形成抱团势力。

　　　　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也是朱元璋最为不安的地方。

　　　　对于朱元璋来说，淮西集团虽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了重创，但是只要他们的带头大哥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一天不会消失。事实也的确如此，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也多是文官集团的人，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最让朱元璋信任的人，莫过于身边那些检校。

　　　　检校从建制之初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朱元璋夺权，弹压官员立下过汗马功劳。检校只是个职务名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虽然检校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并入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只会让他们拘束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无法做到任意妄为。

　　　　朱元璋要找到清洗大臣的理由，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要向天下人证明一个死人谋反并飞多么难的事，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虽然朝堂上仍有不少淮西集团的官员，可面对栽赃于死人这件事，他们也有口莫辩。

　　　　朱元璋要的就是他们有口莫辩的态度，不辨就等于默认。默认就意味着，他们都是胡惟庸的同党，一个也不能少。

　　　　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罪『性』质也从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被胡惟庸案牵扯进去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的最后一滴血，正是李善长的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天，注定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上。

　　　　一月，李善长定远老家的一段老房子的墙体倒塌，惊吓了这位年近八旬的古稀老人。他只想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子里安度余生，他不忍心惊扰乡里，便给自己曾经的战友汤和写了一封信，要求借三百名士兵修缮房屋。

　　　　就在三百名士兵到来的第二天，在他家十五里外的濠塘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如果说朱元璋对这个案子还有一点家丑不愿外扬的顾忌在里面，那么汤和那块落井的石头却砸中了朱元璋的脚。就在汤和借兵给李善长的同时，他的告密信也向京城出发了。有人说汤和太过无情，可是对于权力斗争而言，无情要别人的命，有情却有可能会要了自己的命。毕竟他要年轻许多，还想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他更不想让自己的妻儿也跟他一起上断头台。他在目睹了身边战友们被朱元璋一个一个收拾掉，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么多年的权力斗争，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主人不会将自己豢养的所有猎犬一网打尽，最后肯定会留下一条，用来看家护院、装点门面。当他发现朱元璋的杀气再次出现后，为了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那条看家犬，汤和不得不出卖昔日的鹰奴。

　　　　汤和借出的三百名士兵使朱元璋很容易就联想到了刺杀太子的数百名刺客，按照朱元璋以往的脾『性』，他根本不会在这件事上多做周旋，肯定会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里下旨捉拿李善长归案。不过这一次朱元璋欺骗了所有人的直觉，他居然忍住了。刺杀太子的罪名虽然很重，但是并不符合他心中的权力布局。朱元璋没有利用这个事件对胡惟庸案进行收官，是因为这桩刺杀案对他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在其中。

　　　　朱元璋决定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他相信李善长还会祭出更加愚蠢的昏招。他已经等了十一年，也不在乎再多等这几个月时间。

　　　　李善长就仿佛一个走在布满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他毫无知觉的走过第一个陷阱，却再也逃不过第二个陷阱。

　　　　这一年的三月，李善长的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丁斌犯事被判流放，丁夫人在李善长面前痛哭一番，晓之以理、哀之以情，讲述丁斌如何对李善长心存孝敬。或许真是人一老，耳朵根就会变软，丁夫人的痛哭让李善长拉不下这个面子，他第二天给朱元璋上了一封信，‘恳求陛下看在老臣当年的微末之功上，给丁斌一个改过从新的机会吧！’

　　　　只可惜朱元璋的耳朵根却不软，他从这封信中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丁斌为突破口。

　　　　朱元璋当即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务时，并没有将事情挑明了说。可是詹徽却在朱元璋只言片语的交代中揣摩到了圣意，他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出卖他，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这里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机之巧，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维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之弟，同时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

　　　　果然，在继续追查李存义后，他终于供出了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不许，胡惟庸亲自来说，李善长终于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这个‘汝等自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笔，它符合李善长的身份，轻一点说是知情不报，但往深处想就是默许胡惟庸造反，虽然他没有参与，但他已有此心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作案动机。

　　　　即使是造反未遂也是重罪，詹徽随即大规模网络罪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跳起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才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