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甲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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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蚕丝业改良运动的前奏曲，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出现了我国第一批近代缫丝工厂，但它们最初的命运蒙上了几分苦楚，当第一批丝厂在广东南海创办时，乡间以旧法缫丝者、抱残守缺之士“咸非笑制”，指责男女在同一厂房工作有伤风化，高耸的烟囱有伤风水，汽笛响声如鬼叫，等等，不一而足。70年代末，南海竟然发生了数千乡民捣毁丝厂、哄抢丝货的事件，并酿成人命血案。地方当局在处理该案件时，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方面追究杀人越货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谕令受害者――南海各丝厂“克日齐停工作”＇36＇。10多年以后，当有人禀请开设丝厂时，地方当局仍以“商民设立机器，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37＇。80―90年代上海出现的几家丝厂，因位于通商都市，没像南海那样遭到守旧势力的直接干涉，但最初由于尚未建立稳固的原料市场，技术不熟练，以及受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影响，步履维艰，连年亏损、经营困难。曾为近代蚕丝业教育和改良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浙江蚕学馆，创办之初也是历经磨难，在夹缝中求生机。杭州太守林迪臣抱着振兴蚕业的宏愿而创办蚕学馆，然而他本人则因戊戌维新的失败而忧愤成疾，尚未见到第一届学生毕业便抱恨而逝。1902年，浙抚任道？为给刚刚故去的李鸿章立专祠，竟满口胡言：“浙本蚕桑，农民素习蚕桑，蚕学馆无甚作用”，拟下令停办蚕学馆改进李祠。1906年，冯汝？抚浙时，“蚕学馆成就卓著，正应扩充”，他却借口经费短绌，打算缩小其规模＇38＇。上述两议虽应浙省士绅的抗议、抵制而未果，但说明振兴与改良蚕丝业在这两位巡抚大人的心目中根本就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即使是在步履艰难的情况下，晚清蚕丝业改良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其主要成绩可以按行业分别叙述如次。

　　　　一、制种业。蚕种制造是整个蚕丝业生产的第一个环节，蚕种的优劣不仅决定着蚕茧的收成，而且影响到缫丝的质量乃至华丝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长期以来，各地农民均采用土种，“所含病毒，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39＇。即使在蚕丝业最发达的浙江省，“农民所育蚕种，历系余杭、新昌、乘县，及太湖一带的自制土种，品质既劣，病毒又多”＇40＇，蚕种的粗劣构成了蚕丝业发展的致命伤。有鉴于此，改良蚕种成为初期蚕丝业改良的中心议题，它以1897年浙江蚕学馆的创办为嚆矢。该馆“以考验蚕种分方做子为第一要义”＇41＇，引进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的方法，以显微镜检查病毒，研制成改良蚕种千余张，推广试育后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收效。1899，浙江省“蚕事甚劣，收量视丰岁十之四五尔，而蚕馆所制种则大率十得**”＇42＇。随后，蚕学馆研制的改良种逐渐推广到外省。1903年，山东开始引进改良种。1907年，四川蚕务总局为了改变当地主要生产土种黄丝的状况，曾从浙江蚕学馆运来了诸桂、新元、新昌及轰青等改良白茧种＇43＇；同年，新疆也采用了江南改良种＇44＇。与此同时，广东开始研制改良蚕种，1909年广东农林试验场“试验第一次饲育广东蚕种，共分二法。一用框制蚕种试验，一用普通蚕种试验。框制之种，系用显微镜检查蚕蛾留其无毒者；普通之种，系普通养家蚕寻常制法未经检查者。今比较成绩，当以框制者为优。记框制之种，病茧甚少，节茧颇美；普通之种，惟微粒子病颇多，其茧质亦稍薄”。在同年进行的第3次试验中，改良种不仅产量高，而且“其茧质之厚，丝质之白，为广东轮月种（按：即广东传统的多化性蚕种）所罕见。”＇45＇

　　　　二、栽桑养蚕业。栽桑养蚕是中国古老的行业，由于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墨守旧法，生产技术长期没有得到改进，有些地区则由于闭塞落后，一直鲜知蚕桑之利。鸦片战争以后，栽桑养蚕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提倡和各地官府的重视与推广，并在技术上有一定的改进。直隶蚕桑局1892―1897年间，从山东、四川采购蚕桑苗，劝民领种2千余万株，推广后蚕桑之利由原来的3州扩大到50余州县。河南蚕桑局1880年成立时，通饬41余州县领发桑苗近30余万株＇46＇。江苏丹徒、江浦、丹阳等县往昔蚕桑之利微薄，同治年间经地方官员的提倡，一时蚕桑大兴。光绪年间，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许多州县，推广蚕桑已成为当地官员的重要职责。即使在边陲地区，推广蚕桑也为社会各界所注重。新疆自古虽为丝绸之路的要道，但栽桑育蚕极为罕见，1874年“左宗棠在天山以南，提倡蚕桑，设蚕桑局于疏勒，教民育种、饲蚕、压条、采叶等法，更栽桑秧数十万株，给民领种，耗费巨万”＇47＇。台湾巡抚刘铭传，曾派人“赴江浙安徽等省，搜集蚕桑之种，及其栽饲之法，编印成书，颁与人民，大为奖励，··········以筹蚕桑之业，一时颇盛”＇48＇。广西过去从无蚕桑，1879年马丕瑶任巡抚时；“派员赴粤购买蚕苗，分发恭城、平乐、平南、桂平诸县农民栽植，并购入粤省蚕种，教民育蚕”，1881年，“以事创伊始，为使农民得育蚕之方，于平南、恭城二县，同时设置蚕丝局，由马抚台亲董其事，广聘粤中技士，分负技术指导之责，是为推广蚕桑事业之嚆矢。”＇49＇

　　　　甲午战争之后，各地在继续推广蚕桑事业的同时，侧重于新品种的引进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浙江蚕桑学馆除了研制和改良新品种以外，还大力考究伺育方法，如：蚕具消毒、调剂育蚕温湿度、切叶饲育、定时给桑、除沙防蝇。＇50＇山东常山县1903年从南方引进户桑和改良种，是为山东引进外省蚕桑品种的开端，随后还引入了新法催青＇51＇。新品种的引进和技术的改进带来了明显的效果。1898年江苏如皋蚕桑公社“所育日本及绍兴新昌县澄潭镇种蚕，案新法育之，大丰捻，成茧洁白精密，每八百两得丝百两耳”＇52＇。山东长山蚕丝分为南丝、北丝两种，“南丝光匀”，系引进江南蚕桑新品种的“同利公司所出，四乡亦渐推广。北丝即县境之丝，色暗质硬。现在农村亦渐改良。”＇53＇福建桑棉局在光绪末年派遣官费学生赴日留学研究蚕业，归国后采用日本新法，“所出之蚕丝蚕茧丝绵等，品质色泽均有可观”＇54＇。

　　　　三、缫丝业。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工厂，标志着我国有数千年传统的生丝生产技术开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甲午战争以前，两地丝厂的总数约有80―90家。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设厂制造、兴办实业浪潮的涌现以及蚕丝业改良运动的深化，缫丝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广东在1894年共有丝厂75家，丝车26356部＇55＇；到1911年左右，丝厂增为109家，丝车增为42100部＇56＇。上海在1894年共有丝厂12家，丝车4076部＇57＇；到1911年，丝厂增为48家，丝车增为13738架＇58＇，其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广东。与此同时，缫丝工厂开始出现于全国其他地区，星罗棋布，给当地传统的缫丝业带来了新的气息。到1911年，浙江创办或申请创办的丝厂约有10余家＇60＇。此外，在四川、山东、湖北、广西等省也有一些机器缫丝厂零星地出现。

　　　　这时期，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批虽然尚未使用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设备，但在生产技术上大有改观的手工缫丝工场。这类手工工场生产的生丝洁白光亮，条件均匀，其品质大大地超过了传统土法缫制的生丝而与近代机器缫丝大体一致，可供出口之用，因而人们在习惯上将这类生丝亦称为厂丝，以区别于土丝。到1911年，广东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0家，四川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家，山东烟台有手工柞丝工场43家，辽宁有手工柞丝工场数家＇61＇。这类手工工场的出现，对于当地缫丝生产技术的改进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际市场的需求是近代中国蚕丝业发展与改良的杠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欧美国家丝织业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与提高，对生丝原料日益考究，要求生丝条分高、匀度好、拉力强，传统土丝难以达到上述标准，应运而生的厂丝则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要，备受海外用户的青睐，出口量逐年上升。1890年，土丝出口量为47847担，厂丝出口量为12575担；1900年，土丝出口量为43063担，厂丝出口量为35277担；1910年，土丝出口量为46215担，厂丝出口量为63969担＇62＇。在晚清这20年当中，土丝出口量徘徊不前，甚至略有下降，而厂丝出口量则增长了四倍多，总量超过了土丝。这表明，缫丝工业在近代中国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厂丝在生丝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总的说来，晚清蚕丝业改良尚处于一个较浅的层次，其自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改进生丝外贸体制一直未加重视。中国近代蚕丝业与国际市场息息相连，长期以来，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运销和品级检验，使得华丝从国内生产到运往国外用户织造数易其手，不仅造成了华丝在国际市场转手价格层层加码，销路受限，而且还导致国内厂家与海外用户之间相互隔膜，供需双方信息不通，从而影响了中国蚕丝业的发展与改进。产供销一条龙这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晚清各地却没出现专门的生丝外销机构，缺乏蚕丝业走向世界的龙头行业，这无疑是晚清蚕丝业改良的一大缺陷。同时，在晚清蚕丝业改良运动中，各部门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则时兴时废，这也限制了其自身的效果。然而，坚冰已经打破，与蚕丝业有关的教育体系、研究部门、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的初步建立，制种、栽桑、养蚕、缫丝等领域新气象的呈现，表明晚清蚕丝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由传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为民国初期蚕丝业的进一步改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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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的经济方面的文章　，看忽略不看（）　
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充字数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刘淼

　　　　中国晚清时代正处在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及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以棉纺织业转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在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近代生产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传统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三大体系向机器生产体系转型的阶段。本文拟从棉货贸易体系入手，探求与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体系形成过程中地域性经济分工与发展程度变化关系问题。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

　　　　棉纺织的早期工业体系中，其引起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在于洋纱的进口，其次是机器设备的进口与纺织机器制造业，华商中采用外国棉纱的织布技术，并且利用进口机器生产制作洋布，并在市场进行销售。而在社会层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传统的旧有的行会制度，新办工厂的制度。

　　　　关于棉货进口国的结构问题，则是中国地域性棉纺织业生产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货为中国进口货物之大宗。”（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进口棉纺织品的大致情形》，《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国向我国输入棉货，以英国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年间，英国棉货，几独占中国市场。”（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继英国之后，“美货进口渐多，主以粗布粗纱销售于北方诸省。日俄战争方息后，美国布匹在东三省一带销售尤盛。据美国出口统计，一九○五、一九○六两年，美国布匹输出于中国及香港，几达五千万金圆。”这里所说的“金圆”，当是时人按美金计算的。当时对此贸易额的说明，“中国海关册仅载由美国直接输入数目，由香港入口者，作为香港输入，不能辨为何国货，故用美金统计。”当时的汇率为“一九○五年海关银一两，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美国棉布棉纱在华销售的萎缩时间，大体上是在1907年以后。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描述，美国棉布棉纱的输入，“自一九○七年后受日货之竞争，顿见减色。”这里所说的情况，自然仅限于当时的报告之编者的看法，其具体的进口额数，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印度棉布对华贸易，至19世纪末成为大宗进口。“十九世纪末，印度纺纱工业既见发达，亦输入粗纱于长江一带及闽粤沿海诸口，英国粗布粗纱之销路，颇为美印所夺渐趋重于细纱细布。”（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当然，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其最大的进口国当系后起之日本。关于日本棉布及棉纱在中国的销售时间，大体上与印度同时。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记载，当印度棉纱棉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时，“日本棉纱棉布亦渐现于中国市面，在南方与英印竞，在北方与英美竞，以其距离较近，运费较廉，销路渐广。”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独占优势的形成，则在“日俄战后”，当时“日本势力既伸张于东三省，其棉货销售，得转运与金融之便，渐排逐英美货物，成独占之势。”就全国总的销售情形看，日本在“其他北方诸省，日货销数，亦见多于他国。其在南方，虽不如在北方之得势，然进口数目亦逐年增多。”（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通过文献的描述，大体上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外国棉纺织资本已形成在华的投资与进出口的地域分割的状况。

　　　　如果对进口国进行地域性比较，就有必要按照通商口岸的分布对各地输入的棉布棉纱情况进行长时段考察。首先关于上海、宁波、芜湖、九江、宜昌等华中五大通商口岸进口棉纱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华中五大口岸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这里所用计量单位为“担”，每担为100市斤。下同。

　　　　在华南地区，其通商口岸主要是广州和汕头两地，其外国棉纱输入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华南广州、汕头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附图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华北地区的天津、烟台及胶州三港的外国棉纱进口贸易情况见表3。

　　　　表3华北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附图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东北地区，则是外国棉纱进口的主要港口（见表4）。其港口包括大连、牛庄、大东沟及安东港。

　　　　表4东北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附图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棉纱的进口统计中（表5），如果可以将上述统计作为分析英国、印度、日本三国宝在华棉纱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在1900－1913年间，英国的棉纱在华销售份额显著减少，而印度、日本则成为对华输出棉纱的大国。而在印度与日本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印度棉纱进口对中国传统棉纱生产的冲击为最大。对于日本而言，其棉纱在中国的销售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表5英国、印度、日本三国棉纱输入中国年度统计（1900－1913年，单位：担）

　　　　*关于日本棉纱进口年度统计中，其在华南广州、汕头港进口统计数据不详，姑以华中、华北地区、东北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2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印度、日本在20世纪初对华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反映其对中国区域性棉布生产体系所产生的作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贸易港口地区，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棉布棉纱纺织生产基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将中国棉纺织业作为区域经济体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外国棉纱进口的格局中，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棉布棉纱生产格局。】按照中国棉布棉纱区域性生产基地进行分析，在华南及东北地区，英国逐渐推出其棉布棉纱的生产领域。而在华南地区，日本的棉布与棉纱的对华贸易量并不大，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印度及英国而言，自然要小得多。关于此，可以从各通商口岸的进口数量关系中反映出来（见表6）。

　　　　表6各通商口岸输入洋纱的统计及比重分析（1867－1892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统计与报告。其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第二辑第197页。

　　　　关于表6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华南八港，主要包括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华中九港，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华北二港是烟台、天津；东北一港是牛庄。

　　　　二、所占比重的统计，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计。每项统计为5年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关于中国纱与洋纱的比例关系，则是研究该时期经济总量变化及经济关系调整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产棉纱与洋纱市场占有率的分析，这里以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港及华北地区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表7）。

　　　　表71899－1913年洋纱、国产纱进入通商口岸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5页。关于长江中上游七港及华北地区四港的分别统计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57页。关于表中的“担”的计量单位为每担100斤。表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5年进行计算的。

　　　　关于棉布的进口情况，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其种类包括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和标布五种。棉布进口，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为大宗。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表8英国、美国、日本三国棉布对华贸易比重（1900－1913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外国棉纺织资本的贸易格局形成后，中国形成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棉纺织生产基地，传统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扩散、延伸的态势，这对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纺织机器工业生产体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棉布棉纱生产体系的转型

　　　　在早期棉布机器生产体系中，以其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南、华北地区、四川及东北地区。

　　　　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布生产体系。江南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光绪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商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上海县续志》卷八。）由于有机器生产棉布的出现，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纱布”、“杜纱布”的划分。（注：《上海县续志》卷八。所谓“洋纱布”，是指“机器纱织成者”，而“杜纱布”，则是“手纺纱织成之布”。在这里，所谓的“杜纱布”之“杜”字，当为“土”字之谐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洋纱布生产中，不仅是以机器织成之故，恐有用洋纱为经者，这自然成为洋纱布畅销的原因。而在市场销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注：《上海县续志》卷八；《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时代，上海棉布的生产具有独占性质。“中国之织布局，仅在上海一隅，设机四百张，每年约出布二十四万匹。其定章载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张。”（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因此而“拟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组建的机器织布业得到大的发展。（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截止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机器织布等局，现查上海、宁波、长江一带，相继仿行，集股创设，计已成者及将成者，共十五处。大约明年（1895年）各局，统有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