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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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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蒙边界则以恰克图、尼布楚为互市之地。高宗乾隆二年（1737）停北京互市，命专在恰克图。时贸易以皮『毛』为大宗，为俄官营，于财政颇有关系，故每遇交涉棘手，辄停互市以挟制之。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三年（1768）、四十四年（1779）、五十年（1785）皆曾停市，而五十年（1785）一次停闭最久，至五十七年（1792）乃复开焉。
以上为清乾隆以前与俄交涉，看似占胜，然其失策有二：一则《尼布楚条约》得地虽多，而不能守，仍视为边荒弃置之，遂启俄人觊觎之心；二则陆路许俄无税通商，当时以此为怀柔之策，亦启后日要索之端也。
第五章清代之盛衰
西力东渐，开数千年未有之局，此即以中国所谓盛世者当之，亦终不克于败绩失据，何者？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惟是西力东来，若值朝政清明之日，则所以应付之者必较得宜，不至如清末丧败之甚耳。外力深入，盖自道、咸以来，适值清代中衰之候，客强主弱，郑昭宋聋，丧败之端，遂至层见迭出，此亦我国民之不幸也。今先叙述五口通商以前清代盛衰之大略如下。
中国立国亚东，以内地十八省为根本，而东三省、蒙、新、海、藏以及东北之朝鲜、南方之后印度半岛等，实为之屏蔽。历代盛时，此诸地方或为兵威所及，或则声教所通，在当时仅等诸羁縻，然及西力东渐，则剥床及肤，情形与前此大异矣。明清间之蒙古，以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喀尔喀为大宗（元顺帝之北走也，五传而大汗之统绝。有阿鲁台者，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也，迎立元裔本雅失里。阿鲁台后为瓦剌部长马哈木所杀，其众走嫩江，依兀良哈，是为嫩江科尔沁部。瓦剌者，元世之斡亦剌，清时之卫拉特也。马哈木孙也先始替元裔自立，雄据漠南北，于是有土木之变。也先死，瓦剌复衰。鞑靼诸部相纷拏。至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成吉思汗之后巴图蒙克即汗位，乃复统一漠南北，是为达延汗。达延汗有四子，长子图鲁早死，次子乌鲁斯，三子巴尔苏，四子格垺森札赍尔。达延汗留第四子守漠北，是为喀尔喀部。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其后也。自与图鲁之子卜赤徙牧近长城，称『插』汉儿。『插』，蒙语近也，清人改译为察哈尔。乌鲁斯攻套部蒙古，为所杀，巴尔苏定之。巴尔苏二子，长曰衮必里克图，其后为鄂尔多斯；次曰阿勒坦汗，即明史之俺答，其后为土默特。衮必里克图早死，其众亦归俺答，故世宗时俺答最强，屡犯中国，又使其子宾兔、丙兔据青海。时黄教已行于青海，二子信之，遂由之化及漠南北。俺答曾躬迎三世达赖至漠南布教。后准部强，道阻，乃自奉黄教始祖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即后来库伦之活佛也。俺答即信喇嘛教，不复为边患而察哈尔独强）。而天山北路为卫拉特（凡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哈布图哈萨尔之后长之；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皆也先之后长之；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元臣翁罕之后长之。）所据，南路则自唐以来，为回纥种人所据，青海川边，自古为羌族所据，而后藏高原则为藏族栖息之地，唐初吐蕃王室来自印度（见《蒙古源流考》），始举海藏川边尽臣之。及喇嘛教盛行，政权亦渐入其手。明初喇嘛新派黄教起，旧派红教又渐失势。世宗时，蒙古袭据青海，黄教因之化及漠南北，于是蒙、新、海、藏皆为黄教盛行之区，而天山南路之回族，仍笃信伊斯兰教，此当时诸地方部族及神教之情形也。清之兴也，科尔沁首先归附，旋漠南诸部以苦察哈尔林丹汗之凌轹，亦来降。明思宗崇祯七年（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征诸部兵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漠南，蒙古皆平，漠北亦通贡，然未大定也。时卫拉特分四部，而和硕特、准噶尔二部为强。崇祯十六年（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西藏第巴（官名）桑结召和硕特固始汗袭杀红教护法拉藏汗，而奉班禅居札什伦布（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始此），和硕特遂徙牧青海，遥制西藏，桑结又恶之。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召准噶尔噶尔丹击杀固始汗之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逐土尔扈特，服杜尔伯特，及是遂并四部为一。时天山南路之伊斯兰教分白山、黑山两宗，互相轧轹。（白山为素尼宗，黑山为什叶宗，中伊思马哀耳一派，即元时之木剌夷也，可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报达木剌夷补传》）。白山酋亚巴克为黑山所败，辗转奔拉萨，噶尔丹既杀达颜汗，奉达赖命纳之（康熙十七年，1678）。遂尽拘元裔之长诸城者致诸伊犁（天山南路本成吉思汗三子察合台分地。清初叶尔羌汗阿布都拉伊木，成吉思汗十九世孙也，尝命诸弟分长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和阗、乌什、喀什喀尔八城）。别遣将督南路收其赋税，势益张。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喀尔喀，三汗溃走漠南。圣祖命科尔沁假以牧地，亲征击破噶尔丹，噶尔丹旧地又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外蒙自此为清不侵不叛之臣矣。（额驸策凌，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之后，愤喀尔喀之衰，自练精兵。雍正时，准噶尔来犯，大破之，世宗嘉之，使独立为三音诺颜部，不复隶土谢图。喀尔喀始有四部。）噶尔丹之侵扰，桑结实指使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固始汗曾孙拉藏汗杀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汗。五十五年（1716），复为策妄所袭杀，清发兵击却之。圣祖崩，固始汗孙罗卜藏丹津煽青海喇嘛以叛，亦为清所讨平（世宗雍正元年，1723）。高宗时，策妄阿布坦死，准部内『乱』，高宗乘机平之（乾隆二十年，1755）。先是策妄替白山宗羁其酋玛罕木特，及是其二子布罗尼特（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归南路自立，清又讨平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声威所播葱岭以西。若浩罕（亦作敖罕，所属有八城，而安集延之人来经商者最多，故清人又称其人为安集延）、若哈萨克（分三部：左曰鄂尔图玉斯，俄人称为大吉尔吉思，中曰齐齐玉斯，俄人称为中吉尔吉思，西曰乌拉玉斯，俄人称为小吉尔吉思）、若布鲁特（分二部，俄人称为喀剌吉尔吉思）、若乾竺特（亦作坎巨提，又作喀楚特）、若博罗尔（帕米尔）、若巴达克山、若克什米尔、若布哈尔、若阿富汗皆通贡市。西藏南之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十六年（1791）再犯西藏。高宗遣兵击破之，亦定五年一贡之制。东北边自《尼布楚条约》定后，全包有黑龙江，朝鲜自太宗以来久臣服。幅员之广，迈于汉唐矣。惟南方疆域则尚未逮明世。安南当明成祖时，曾隶中国，为布政司，后虽叛去，然黎莫二氏，仍为中国内臣（明宣宗弃安南，黎利有之。世宗初为莫氏所篡，明以为讨，莫氏请为内臣，乃削国号，立都统司，以莫氏为都统使。黎氏遗臣阮氏立黎氏之后于西京，万历时灭莫氏。明以莫氏为内臣，又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乃许其并立）。暹罗亦受封中国，缅甸尚为土司，其北平缅、麓川两司最强大。明太祖初，命平缅酋思氏兼长麓川，后又分其地置孟养、木邦、孟定、潞江、干崖、大候、湾甸诸司，思氏欲复故地，屡叛。英宗时，尝三发大兵讨之，卒不能克，仅定陇川而归，自此中国实力，西不越腾冲，南不逾普洱（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今伊洛瓦谛江流域及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阅《明史·土司传》可知）。而思氏亦破坏，缅甸遂坐大。清乾隆时，缅甸莽氏为木梳土司雍籍牙所并，犯边，遣兵击之，不利（乾隆三十三年，1768）。安南黎氏为阮氏所篡，遣兵征讨亦无功（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阮氏又有新旧之分。黎氏之复国也，以阮氏之力，既得国，任外戚郑氏，阮氏遂据顺化俨同独立，是为旧阮。阮氏自以子弟守西贡，是为新阮。乾隆时，新阮酋文惠与其兄文岳、弟文虑皆骁勇知兵，遂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废其主黎维祁。黎氏遣臣来告难，高宗使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败新阮于富良江，后立维祁，已而不设备，为新阮所袭破。新阮亦请和，高宗许之，而编维祁入旗籍）。然二国惧中国再讨，皆请和。暹罗事中国尤恭顺，虽实力不及，亦滇、黔、两粤之屏藩也。清代盛时，武功之略如此。
第4章 讲义（3）（）
清代内治可分数期：（一）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糁未蠡担裆挣荆唬ㄋ模┧熘聊谟峭饣挤字另忱矗巍⒌酪院螅杖胗诩枘阎酪印＝窬臀蹇谕ㄉ桃郧罢巍⒉普⒕盖樾温月壑约靖嫔淅从凶裕湓晃髁Χィ晡从兄渚郑唤袢账怨久衿吨劣诖思撸浠际涤兴苤病�
满洲部落，本极贫窘，太宗时稍有窥伺中原之志，仍岁兴师，加以赏赐中国降人，安置归附及掠取部落，财用尤见竭蹶。入关之后，以不逮三分有二之地，支持东南、西南两面之军费，更属捉襟见肘矣。然当时宫中用度，确较明代为节俭（圣祖曾言：“本朝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需与明略相等，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以三十六年计之，尚不及当时一年之数。”）。政治亦较清明，故能废除三饷，又定赋役全书，一以明万历以前为准。是时海宇未宁，用兵不息，苛派『骚』扰，自不能免，然圣祖励精图治，一以实事求是为归，度支渐见宽裕，屡免天下钱粮，蠲除灾欠。末年库储已有二千余万。世宗政尚严肃，财政尤所注意，盐课关税，则增加收数，陋规火耗，则化私为公，故虽承西北用兵之余，库储仍有2700万。高宗时继长增高，遂至7800万。历朝畜积，除隋文帝之世，盖无足与清比伦。然库藏之有余，未必即为财力之雄厚。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南征北讨，军费所耗逾1亿，河工所耗又数千万，此尚出诸府库，至于南巡之供赈，和扒螅ê瞳｜家产清单见薛福成《庸庵笔记》，估计其值在8亿两左右。近世论者谓甲午、庚子两次偿款，和蝗酥ブ杏嘣疲蚪约撇疚拚鳎咽翟督瞎揖盐蕖Ｓ谑巧瞎僦锴笾菹兀菹匕餍∶瘢糁位刀裆荆抑茼缴耍凇郝摇凰旖吁喽鹨印�
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敝亦极速。太宗崇德元年（1636）谕王大臣即谓“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可见清人尚未入关，其部落勇武之风，已非初兴时比矣。入关以后，江南川陕之戡定，皆恃降将偕行，西南之并吞，尤尽出降将之力，三藩之尾大不掉以此。吴三桂既叛，满洲兵顿荆州不能进者八年，且有谋举襄阳降敌者（见《啸亭杂录》）。三藩之终于覆亡，仍汉人之自相屠戮耳。川楚白莲教起，清兵以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旗兵居后。论者谓经三藩之变，而知旗兵之不足用，经川楚白莲教之变，而知绿营之不足用。其实清代兵力，入关以后，即不可以遇大敌，其戡定中国，开拓疆土，非适值天幸，则掩耳盗铃耳（西南之平，纯由汉将效力。永历本不能自振，吴三桂亦暮气已深也。准部适值内『乱』，回疆残破之余，皆非大敌。其征安南、缅甸、廓尔喀，则皆情见势绌矣。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盈五万，而用兵至五年，糜饷至7000万，尤为自古所未有。高宗顾以十全武功自夸，可谓颜之厚矣）。清以异族入主，镇压本专恃兵力，兵力衰则外若蒙业而安，而其基础实已动摇矣。
历代北族入主中国，无不以骄奢『淫』逸致败。清室初兴时，程度已较金、元为高，颇能预以为戒。太宗崇德元年（1636），即集诸王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读《金史·世宗本纪》，谕以保守旧俗，为子孙万世之计。历朝遵守此旨，未尝或渝（如乾隆时因胡中藻之狱戒满人毋得好『吟』咏，重汉文，荒骑『射』，忘满语。又定满人应试必先试弓马及格，然后许入场）。然其人之柔靡竟如此，而其不能勤事生业亦与金代之女真人同。清既不能泯除满汉之见，则恃为捍城者，厥惟满族，汉族兵力即强，亦不可终恃，况乎绿营、旗兵，其积弱又如出一辙邪。
然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又惩明代横议及门户水火之弊，遂专以大权独揽，挫折士气，猜防臣下为治法，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当其盛时，亦有言莫予违之乐，一朝变起，则环视皆巧言令『色』，全躯保妻子之徒，求一与之共患难者而不可得矣。明太祖以雄猜废宰相，然中叶以后阁权未尝不重，六部亦各有其权，而吏兵二部，权力尤大，其人不贤，贻误固巨，然得贤君良相，则亦足以有为。清代则内阁军机，皆不过书写谕旨，朋党如张廷玉、鄂尔泰，仅以营私，即炙手可热如和嗖还蚧酰馨殉殖呶抻幸病９仕渖坪蘸斩ブ子谡耖隆Ａ勘疽鸭梗疑惺探月翰⒅茫簟⒒А⒈坑钟泄懿看蟪迹诠偾ㄗ眩橇呤荒苤辽惺蹋懿坑治娌睿セ担磺刑驹倍选９势渲惺嘀兀纫巡徽瘢夤僭蚨礁镜溃悴阋盅梗菹夭荒苡形礁б辔薮笕ǎ荒芟狄环街匾病？涤呵砸悦鞑熳择嬗诔枷拢霞由赈粒⒁ⅲ钩家岳裰纾旱础谎梢跃。识嗟弥で擅闹浚涎烧撸嗖还┍甲呤沽睿泅嵴咔揖＃鲆园采琊⑽谜吆酰孔运持稳牍丶唇孔咏嵘纾罄次淖种荽焓科壬酰拷云料⒉桓页銎哒叨萦诳季荽钦拢胁脑虺聊缣ǎ卵烧咴蚬肚笪卤ィ蚜食埽匏晃选＜巍⒌蓝担本秩涨骶＜还俜奖郑菀爸恳辔从薪嵊Ю苦危灰怨σ底云谡摺Ｖ笆枪室玻品蚬芡灾玻唬骸懊髦贝蟪甲ㄈǎ裨蚋蟆⒉俊⒍健⒏В什还钚汹幻髦毖怨僬海裨蚋掠方圆坏么笥新哿校幻髦笔慷嘟惭В裨蚓弁浇嵘缯呙煅晌尬牛幻髦笔砍智逡椋裨蛞皇故驴凭伲∥莶呤恐募笆闭呓圆宦肌４蟮置髦祝俸岫拷荆抑浔侄磺薪弥且园偈辏煜路追滓喽嗍乱印９似淠呀云鹩谔镆爸杭椤汇滔镏溃Ｖ洌睬揖惨病Ｈ怀家晕魉妆忠樱涑跻庠蛑饔谘科钊瞬拧＝穹蚣按撸淠┝鞫毓燮涑跻猓且匀ネ跸嗉蹋溆谇笆澜杂懈镉幸颍涣俣”渲玻俣”渲蛴诶聿坏闷淦剑鹚觥！保ā赌庋苑缢资椤罚┢溆谇宕俜街担肯爸郑捌渌灾麓酥桑晌窖灾巳缰刚疲源顺形髁Χナ晡从兄渚郑虬驳枚槐趾酰�
第六章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借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冈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冈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挟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贷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1731），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惟葡船25止纳船钞，货许入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
清开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郑氏亡后两岁时，仍严南洋诸国之禁。至雍正七年〈1729〉乃弛。安南、广南港口等，乃相率偕来。其华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安南为限，西南洋皆不许往。雍正五年〈1727〉，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许其入海，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几及百人。今广东船许出外国，何独于闽而靳之？廷议许之。世宗尝谕闽督，闻小吕宋有中国『奸』民二万人，宜留心察访。是年又谕廷臣，康熙未许噶罗巴小吕宋华民附洋船回内地，而回者甚少。今后出国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许回国，庶几不敢稽迟。当时不独畏忌外人，即华人留外国者，亦未尝不畏忌之，实缘不知海面情形，故于海盗恐怖殊深也）。设榷关四：曰粤海，在澳门；曰闽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宁波；曰江海，在云台山。二十七年（1688），以舟山为定海县（改旧定海县曰镇海），浙海关移设焉。特建红『毛』夷馆一区（明时称荷兰曰红『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称之），为西人住居之所。时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在广东均已立有商馆（俗称洋行，唯荷兰商馆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设立），而浙海税则较粤海为轻，于是诸国麇至。乾隆二十年（1755），英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收泊定海而运货至宁波，亦许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议，于是中英交涉起矣。
第5章 讲义（4）（）
当时广东商馆势力以英人为最大，然不能径与人民交易，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买卖皆然。其事约起于康熙四十年（1701）顷，后因官商资力不足，且利为一人所专，亦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有所谓公行者。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入行者十余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万，故其取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屡以为言，然中国官吏委以收税，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责之，故虽暂废，亦必旋复（当时外货估价之权全在公行，公行之估价也，合税项、规费、礼物等并计之。价既定，乃抽取若干以为行用。初，银每两抽三分，后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债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额外之需索，尚不在内。公行垄断亦出意外，如当时输出以茶叶为大宗，茶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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