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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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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奏请许其要求，以资笼络。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自此教禁遂算解除。然尚无外国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而法国神甫马赖（augustechapdelaine）遽往广西西林传教。咸丰六年（1856）为知县张鸣凤所杀，成为法国用兵的一因，已见第二节。八年（1858）条约，既许各国传教。法约补遗条款中，又规定张鸣凤革职，革职后须照会法使。并须将革职事由，载明京报。是为中国因教案处分官吏之始。十年法约，又规定赔还前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往内地传教才有条约上的根据，并且得置产业（教会在内地置产，同治四年，即1865年，总署与法使议定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续有厘定，其中主要的条件，为内地的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以后欧洲来华的教士，遂都由法国保护。往内地的执照，亦由法公使发给，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德人谋破坏法国保护教士之权，才照会总署，说德国在华教士，由德国自行保护。旋因教案启衅，占据胶州湾。中国人说外人的传教，带有侵略『性』质，也无怪其然了。
教禁甫开，而教案即起。其事在同治元年（1862）。是时法国人分遣教士，游行各省，将至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教民，相与夸耀，以为扬眉吐气，复见天日。因此激动湖南士绅的公愤，撰成公檄，流传入赣。赣省的士绅，又从而传布之。遂至酿成两省的教案。其事详见《中西纪事》的《江楚黜教》篇中。他省亦时有教案，连绵不绝，至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其严重达于极点。
此案因当时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国教士，在天津的三叉河，建立教堂，谓之仁祠堂。其中的女教士，出钱收养贫儿。及是，拐匪武兰珍被捕，供称教民王三将『迷』『药』给他。而是时仁祠堂孩童适患疫病，死的颇多。民间遂谣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义冢上尸骸暴『露』的，亦指为教堂所弃。崇厚时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foutanier）带武兰珍到堂调查。兰珍语多支离，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崇厚允即出示辟谣。而其回署时，人民观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语龃龉，互把砖石相击，人民遂集众围困教堂，势将滋事。丰大业跑到崇厚署中，咆哮忿詈。崇厚抚慰他，不听，拔枪『射』击崇厚，不中，把器物毁坏。崇厚初时避去，后因丰大业要走，又自己出来留他，劝他不必冒险。丰大业不听，走出，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拔枪『射』击，把刘杰的仆人打伤。人民见之，大怒，将丰大业打死。又鸣锣聚众，把教堂焚毁，教民教士，死者数十人。其时江苏等省，亦有教案。外使遂认津案为外人全体的安全问题，共同提出抗议，形势严重。清朝命署理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要求将刘杰和天津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议抵。法国调兵船到津。中国亦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带兵驰赴京畿。起刘铭传统带铭军，并命沿海沿江督抚戒备。添派丁日昌赴津会办。未到时，先令兵部尚书『毛』昶熙赴津（旋崇厚使法，即以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未几，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曾国藩回两江本任，仍命将津案奏结后起行。当国藩到津时，士大夫间议论蜂起。有劝其劾崇厚以伸民气的。有要鼓励天津人民，驱除洋人的。有要联英俄以攻法的。国藩力持镇定，奏称“自道光庚子以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时如其开战，“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乃将张光藻、刘杰，按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弹压镇抚例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的人民，正法的15人，定军流之罪的4人，徒刑的17人，共出赔偿抚恤之费46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作为了结（曾国藩办理此案，在当时很为舆论所不满。然其气概自有足多的。当其疏劾天津府县时，都中士大夫，多诒书相责。国藩惟自引咎而已。其致总署书，自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其实当时的情势，何能因此与法国开衅？他写给朋友的信，说“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诒忧于君父”，这正是他忍辱负重之处。他虽看似软弱，然崇厚要徇外人的要求，将府县议抵，他却坚持不可，说“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如其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亦可见其审慎之自有限度。当他到天津去时，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云云。这实在是一张遗嘱。其办理津案时，亦奏称“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断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其致崇厚书，则言“祸则同当，谤则同分”。均可见其浩然之气，名誉生死，都置度外，而惟行其心之所安。办事者必有此等精神，才可以担当大事。畏首畏尾，视私人的利害，重于国家的安危。其究也，必致事败坏而身名亦随之决裂。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吾人的办事，亦正是如此。事君也是要办事的，并不是事奉一个人）。这一年，恰值普法开战，法兵大败，所以此案得以如此了结，否则还有更严重的可能『性』的。
第34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11）（）
教案的起源，固由于天主教被禁止后，秘密传播者若干年，有以引起教外人的猜测（见第三章第二节），然其间实有一更深远的原因，优于其后。剖心挖眼等谣言，我小时候尚听到过，然其时谣言虽盛，实亦无人深信。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到底不是毫无凭证的言语所能使其深信不疑的。下层社会中人，则素无组织，可以为一哄之市，而不能坚决有所作为。倘使当其聚哄之时，有人从旁劝谕，官吏再略加禁遏，风『潮』也就平息了。从前的教案，所以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扩大而成为聚众滋事的案件，实由于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亦有少数明白的人，知其事之无益有损。然在此等情形之下，无从开口，即开口亦无效力）。其所由然，则因对于洋人，对于西教，先存一憎恶之念，此等心理之养成，由于（一）世界未交通时，每一民族，都有以本族为中心，而厌恶卑视外人的心理。（二）又宗教本有排外『性』质，中国人虽说信教不甚，排斥异教亦不甚，究亦不能全免。（三）合此两因，加以败北的耻辱，西人东来后，如杨光先辈的疑忌，至此不啻以事实为之证明。于是群怀怨恨之心，剖心挖眼等谣言，就易于流行了。（四）而自教禁解除之后，教中人的举动，亦有以激之。西人来传教的，只知道物质上的施惠，向中国的愚民，加以劝导，而不知道民族心理上此等深奥的原因。及其激成教案之后，则又一味靠强力压迫，以为如此，必可以使中国人畏惧，而不再滋闹（如津案，后来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对李鸿章述当时英使之言，说倘将天津地方，全行焚毁，即可保后来无事。直至庚子拳『乱』，和约中要规定闹教地方，停止考试，还是此等见解），而不知事实适得其反。佛教的输入，其初或亦系施诸愚民，然不久即行于士大夫之间（信奉佛教，见于正史最早的，是后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稍后的则是后汉末年的笮融，事见《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及《陶谦传》，其『迷』信的『色』彩都很深）。基督教之初输入，亦颇有此情势，士大夫是社会的表率，一切举动，实行虽多由于平民，而其发纵指示，则恒出于士大夫。倘使咸同以后，传教之士，仍能守明代的遗规，注意于士大夫方面，则其成功必可较多，冲突必可较少。无如此时西人来传教的，已不能如前此的教士久居中国，有一番预备工夫，通华语的已少，通华文的更少，亦不能深悉中国的风俗。虽亦有译书及设立学校等工作，然其学校所教的，实无甚深义。所译的书，亦不足引起华人的兴味。西教在士大夫之间，遂绝无地位，平民信教的，则多数是社会上落伍之徒。须知沿袭闭关时代的旧习，见了外国人，即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恶之念，固非开通人士之所为，然人总是中材居多数，中材总是为一时风气所囿的，超出乎风气之上，而不为其所囿，固然难能可贵，够不上风气，而不为其所囿，则是不足贵，而且是可鄙贱的。此二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断不容混为一谈。即如同治初年的教案，长沙湘潭的教民，当国蹙师熸之日，不怀愧愤之念，反有欣喜之情，此等人，如何够得上做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在当时，如何不要激起一般人的反感？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遭遇反对，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亦不能不尸其咎（《中庸》说“不诚无物”，而倚势凌人，尤足以引起人家的反感。《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说：嘉庆中叶，缉拿白莲教徒，两江总督百龄，缉得教头方荣升等，令从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吃猪肉，便可免死。荥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竟不肯。这决不是什么纯粹的基督教，然其中亦必含有基督教的分子无疑。此时的教徒，其信教是真诚的，果有此等真诚，则其教虽为法令所禁，仍能见谅于社会。历代有许多被禁之教，仍能延续若干年的，这必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到基督教得以公然传播之后，教士只知道以多收教徒为功，而不计来者的动机如何。且如不祀祖先等，在我们的见解，原未必遂以为非。然在当日，能接受此等条件的人，则非极高而有独见之士，即系落伍而够不上吸收水平线以上的中国文化的人。极高而有独见之士，社会上能有多少？何况即有此等人士，其行为还往往履蹈中庸，而不能与其理想相副呢！当时奉教的人，其多文化上落伍的人，更无疑义了。当时入教的人，一、以讼案希冀教士为之说项。二、及欲倚势凌人者实多。如乡间酬神演戏及修庙等事，教徒都不肯参与。论者指为民教不和的一原因。其实所以招致教外人反对的，并不因其谨守教规，而由于其傲慢，甚至强横而又带有刁狡的态度，这也是我所亲见亲闻的事。古语说：骄谄只是一事。此言确有至理，因为惟不自重其人格，才会蔑视他人的人格，所以此等恶劣的教徒，见了西教士，其态度格外驯谨。教士不知，就误信为好人了。这也是西教士对于中国社会，似了解而实不了解之处。天主耶稣两教，天主教教规较严，和中国人民隔绝亦较甚，而教案亦以对天主教为较烈，即其明证）。至于教士遇有词讼及其他案件，动辄袒护教民，干涉地方官的行政，那更是令人民身受其祸，而觉其为切肤之痛的了。自光绪庚子以前，教案的时起，中国士大夫的顽固，平民的愚昧而易盲动，官吏办事的糊涂敷衍，是万不能不负责任的，此层我亦无异议。但在今日，知此义者已多，无待论列。至于教案的背后，更有一种深远的原因，则知者较少，所以略抒其说如下。我们试看，当日曾国藩赴津时，孝钦皇后面谕他，说百姓焚毁教堂时，得有人心人眼，呈交崇厚，而崇厚将其销毁，命曾国藩密查（《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云：道光二十五年〈1845〉，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惟不许『奸』诱『妇』女，及诳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可见此说一时甚流行，孝钦皇后，亦系为此等见解所『惑』。曾国藩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掳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心人眼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又称，“津民所以生愤者，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可见与大众隔绝之事，易启疑窦了。张之洞著《劝学篇》，已在光绪戊戌之岁，尚对挖眼剖心等谣言，加以辩驳。可见其时尚有流传。然此时距庚子不过数年。庚子以后，教案就几乎绝迹了。倘使大众真以此等说为真实，哪有如此容易之理？可见谣言虽有，不过是一种鼓动的资料，真以为确实而因此坚决行动的，并无其人）。当同治元年（1862），江西闹教时，巡抚沈葆桢，自愿挺身任之，且称此为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其时中国预备修订条约，命中外大臣筹议。崇厚复奏，有天主教无异释道之语，醇亲王奕囗深恶其言，奏称“没齿鄙之”。奕囗固然顽固，也是身当政局之冲的人，并不是什么住居乡僻，不通世事的乡愚。孝钦后、沈葆桢更不必论了，而其见解如此。这就可见当日中西的隔阂，别有一民族上深远的原因，而知识的锢蔽只是其浅焉者。而知识亦正由此等心理为之障碍，以至于锢蔽。天下风起云涌之事，断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烟消火灭的。然自光绪庚子以后，教案竟不大听见了，真个给外国人的兵威惩创了，惧怕了吗？夫岂其然。中国人的知识，到此忽然开通了吗？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不过经此次变『乱』之后，知道盲动的无益，民族心理，转向别一条路上去发挥罢了。这也可见得从前的教案，并不专是宗教问题，而别有一次民族的精神，潜伏在内了（同治元年〈1862〉江楚黜教时，郭嵩焘致书曾国藩，谓唱之者为无识的儒生，附和之者，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这诚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后来教案连绵不绝，乘势抄掠，怕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然有三点，亦须辨明的，一、乘机抄掠的，只是少数『奸』民，与多数人民无涉。二、『奸』民有时是事后加入的。初发动时，群众的动机，实系纯洁。三、其始终纯洁，并无抄掠行为的，亦未尝无有。吾幼居武进，武进城内之有教堂，似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以后。自此以前，已有一次，教民想到城里来建筑教堂，给一个姓穆，或者是姓莫的聚众阻止。武进城中，此两姓俱有，而武进人读此两字音相同。吾于此事，仅得诸传闻，故不能知为何字。这个人本亦是武断乡曲，不为乡里所齿的。然此次之事，却动机纯沽，行为亦极有秩序。他是在法律上得到一个据点，即寻到了一点教中人的错处，然后发动的。所以教徒竟无如之何，而在城内建造教堂之事，为之迟延者若干年。此人因此颇为乡里所称许，他亦竟因舆论的称许，而从此改邪归正了。此次之事，即始终无抄掠等举动，武进先辈，多能道之）。
因教案的时起，总署议定管理教士章程，凡八条：（一）停止收养孤儿，或严行限制；（二）教堂祈祷，不得男女混杂；（三）教士不得干预官吏行政，侵犯中国有司之权；（四）教民滋事，曲直须凭地方官做主，不得有所包庇；（五）教士护照须载明经行地方，不得任意遨游；（六）奉教的须查明身家来历；（七）教士与有司往来，应有一定礼节，不得妄自尊大；（八）从前教堂基址，已成民居的，不得任意索取。将其照会驻京公使，英美赞成其原则，而不尽同意其细则，事不果行。
第五章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一节太平天国以前诸秘密结社的活动
民族主义，总是要经过相当的期间，遂能光昌的。中国的受异族压制，实起于五胡『乱』华之时。其时距民国纪元业已1600余年，然此时的异族，都是久经附塞，或入居塞内的降夷，濡染中国的文化已久，所以其人颇思攀附汉族以为荣，亦有能诚心接受汉族的文化的。其民族意识不显著。至北宋之末，女真兴起而其情势一变，读《金世宗本纪》可见（自辽以前的异族，无不自托于汉族胄裔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就无此事了。又如后魏孝文帝，摹仿汉族的文化，不能谓其无诚意。金世宗却竭力保存女真的旧风。两两对照，殊有趣味。此全由其前此与汉族交接的多少，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深浅而异）。此时距民国纪元亦已800余年。因（一）中国素以平天下为最高的理想。（二）又此等异族的文化，远低于中国，入据中原以后，治法文化，都不能不采用中国之旧。所以还不能十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然中国人的思想亦渐非昔比了。试看南宋以后，攘夷之论之昌盛，便可见得其后元、清两代，相继入据中原，沦陷的范围，又较女真入据时为广。清朝对待汉人的手段，尤为阴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亦即随之而潜滋暗长，日益发达。此中有两种迹象可见，其（一）为士大夫的誓死不屈，如宋末的郑思肖，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等是。其（二）为民间的秘密结社。士大夫只能指挥谋划，而不能为直接的行动，所以轰轰烈烈的行为，转多出于下层社会中人。
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与恶政治反抗，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如宋代的杨么。见朱希祖《杨么事迹考证》，商务印书馆本）。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如元末的白莲教便是。专制时代，以君主为国家的代表，而前代的国家，大抵是一个民族的结合。所以白莲教徒所推戴的韩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孙。明朝熹宗天启年间，白莲教徒亦曾起而为『乱』，就没有这等话头了。到清朝却又和元朝一样。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上谕云：“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不自责其以异族入据中原，反责起义图光复者，将累及前朝的子孙，其立说可谓甚巧。然设使汉族反抗者多，世宗便要把明朝子孙杀尽，这话也就是自写供招了。这不是冤诬他，试看历代帝王诏令中，有这样的话吗？雍正七年（1729），为亡清入关后之86年，汉人仍有起而反抗的，世宗上谕，且承认自康熙以来，图谋光复者，指不胜屈，历代从未若此之众。可见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而一班遗老们，妄称康雍之治，歌功颂德，以为汉人就从此屈服的厚诬了。世宗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先是浙江人吕留良也是志存光复的。曾静使人求其遗书。此时静使其徒张熙说岳钟琪，钟琪将其事举发，遂遭逮治。连吕留良也剖棺戮尸。可见得士大夫阶级中，民族主义亦未尝绝，不过直接行动，不如平民阶级的容易罢了。
第35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12）（）
白莲教在北方，是一个很大的秘密结社。自清朝入据后，其反抗亦讫未尝绝。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教徒传布事觉，教首刘松遣戍甘肃。其党仍秘密传布。五十八年（1793），党魁刘之协，奉王发生为主，诡称明裔。事觉，发生遣戍新疆，之协遁去。六十年（1795）之协等举事，至嘉庆七年（1802）始平，前后共历8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此即所谓川楚教徒之『乱』。嘉庆十八年（1813），又有天理教之变，其首领林清，至能连接内监，图攻宫城，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支派，可见其光复之志，始终不渝了。然和亡清对抗的，究以南方为较久，遗老志士，流落其间的更多，所以反清的秘密结社，南方更较北方为盛。
南方的秘密结社，始终抗清的，当以天地会为大宗。天地会的历史，略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本。平山周系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据其说，其会中的传述：谓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相传为达尊神所创（此当系指禅宗的始祖达摩。故下文使苏洪光再生时，称达摩大师），已历千年。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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