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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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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亦思入关发展。九年（1920），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方，时参战军已改为边防军，冲突于近畿，边防军败，段祺瑞乃辞去职权，于是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副之，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察绥三区。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南方之军『政府』内部亦多问题，孙文等皆离广州，陈炯明初以粤军驻扎福建之漳、泉，是年十月还粤。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1921）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五月五日就职，乃将军『政府』撤销。吴佩孚资格虽浅，而以实际论，则为是时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统一之见解。湖南军队攻入湖北，王占元战败去职，佩孚击湖南军，却之，进占岳州，遂继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十一年（1922）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是段祺瑞蛰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处活动者仍不少，卢永祥尚据浙江，遂成为皖奉两系与南方结合，以倾直系之局面。
先是十年（1921）十一月，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于华盛顿，内分限制军备、远东问题两组。限制军备问题，英美法日成立《海军协定》，《英日协约》因此作废。后来英美法日意又成立《海军协定》（1922），又立《海军公约》（1930），规定英美日三国之海军比例为5∶5∶3，其期限均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为止。故论者均称是年为世界之危机也。远东问题，中美英法意日荷葡比九国订立公约，又立《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与中国以完全而无障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之『政府』。（三）确立并维持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巴黎和会以后，山东问题，日本求与我国直接交涉，我国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及是，亦即在华府会议外解决，于十一年（1922）一月订立条约，青岛由日人交还，胶济路限期15年，由我赎还。其本于二十一条之要求所立之条约，中国要求作废，日本不可，但声明将第五号要求撤回，以租税担保之借款，及南满、东蒙借款，开放于国际银团，共同经营。其后乃由参众两院通过，咨请『政府』，于十二年（1923）照会日本，声明作废焉。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1922）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1924）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是岁，中国与苏俄订立解决悬案及暂行管理中东路两协定大纲，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尊重中国之主权，中东路许我出资赎回，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1925）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要之，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直奉战后，十一年（1922）六月初二，徐世昌辞职。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1917）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是时直系内部复生分裂，曹锟左右，谋举馄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1923）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吴佩孚勾结陈炯明，谋倾南方『政府』。孙文初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1922）四月，将大本营移于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六月，粤军叛，文走上海。岁杪，在广西之滇军及桂军讨陈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粤，以大元帅名义主持军务。
第六章国民『政府』之北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走日本，立中华革命党于东京，袁世凯死后，移于上海，改称国民党。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鲜成功，盖议员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便私图，鲜明大义。逮苏俄革命告成，文知其所能成功者，实在党军两端之改革，乃于十二年（1923）十一月，将国民党改组，十三年（1924）一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六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之壁垒一新矣。
十三年（1924）九月，江浙战起，直奉继之，昊佩孚统大军与奉军相持于九门口，而冯玉祥与胡景翼自前线回军，与驻守南苑之孙岳，改称国民第一、二、三军，入北京，佩孚自海道入江，走汉口，直系之势力瓦解。奉军踵之入关，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祺瑞要孙文北上，共谋解决时局。文主开国民会议，祺瑞亦有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者，顾人民团体，无一得与，文戒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文卒于北京。初文与陈炯明相持于广东颇久，及文卒，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又平滇桂军之反侧者，广西先来联合，湖南之唐生智亦输诚，于是改组『政府』，废元帅，代以委员制，南方之势力转强。北方以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改督军之称曰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以胡景翼督理河南，景翼卒，岳维峻继之。其时西北河南皆凋敝，实力惟关外为强。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又皆奉系也。初直系之齐燮元督苏，皖系之卢永祥督浙，先第二次奉直之战而战，所谓江浙战争也。初相持，旋直系之孙传芳自闽入浙，卢永祥败走，未几而吴佩孚败，奉军南下，齐燮元亦走。孙传芳仍据浙江，奉系未能除。十四年（1925）十月，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北师，奉系之在苏皖者皆走，传芳北取徐州，吴佩孚亦起汉口。奉军在关内者，郭松龄叛，出关攻张作霖，以兵行遭阻，败死，作霖乃得幸免。时吴佩孚无复实力，借靳云鹗招集杂军，以攻山东，未克。冯玉祥攻李景林，景林力拒，久之，乃弃天津，走山东，依张宗昌。是时奉系几成众矢之的，而吴佩孚忽联奉以攻冯。十五年（1926）一月，玉祥宣言下野，佩孚合奉军下南口，又遣兵攻西安，未克，而国民军北伐矣。
十五年（1926）六月，国民军北伐，入湖南，克长沙，吴佩孚来援，败绩，国民军遂下武汉，入江西，败孙传芳之兵，分军为左右，夹江东下。其留守东江之军克福建，入浙江。十六年（1927）二月，遂入南京。冯玉祥自西北回师，解西安之围，入河南。三月，国民军有清党之举，军事稍停顿。孙传芳之败也，走北方见张作霖，与之合，及是乘机南下，渡江之龙潭，国民军击却之。九月，山西军攻奉军，奉军退河北。十七年（1928）一月国民『政府』再北伐，五月一日入济南，三日而惨案作，我军乃绕道德州北伐。六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东三省因此归心国民『政府』，至十二月而统一之业告成。
第45章 中国近百年史补编（1）（）
第一章抗战和建国
抗战胜利了，我们所读的历史，却还大都只叙到胜利以前；即或涉及战事，亦是很不完全的。最近十年来，实在是我们抗战、建国，一个极艰苦而亦极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极重要的时代，我们怎好不加以一番检讨呢？
说起抗战、建国来，我们先就要问：这四个字，为什么会连在一起？我们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大国，且其立国之古，并世诸国无与伦比；难道我们建国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么？不，国家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从历史上说，我们的建国工作，早就成功了；但论现代强国的资格，却还有不足。所以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更起迭乘，驯至国将不国，非建国无以抗战，却又非抗战不能建国了。
讲起近百年来中国所以衰弱的总根源，自不能不归咎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兴起，因为资本主义者要保持其企业所得的利润，于是要霸占市场，又要寻求廉价的原料产地，且利用低廉而从顺的劳动力，于是竞欲占据殖民地；其一片地方而为许多国家竞事剥削的，则成为次殖民地。殖民地，次殖民地，固然坐受其侵略而无可如何，然各强国之以殖民地、次殖民地为其剥削的对象；到不能调和时，则各以国家为其所利用的工具，而战祸就不可免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国，徒以近数百年来落后了一步之故，遂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我国的现状如此，尚安有现代国家的资格？安得不急起直追，从事于建国？然要建国，则必为蓄意侵略者所不喜，他必用种种的手段来阻挠，阻扰无效，就要妄动干戈，那我们非能抗战，又将何以建国呢？
阻挠我们建国的是谁呢？那大家都不问而知其为日本了。日本为什么要阻挠我们的建国工作呢？他和我们，同立国于东洋，不久之前，还在和我们同是被侵者。自甲午之战以来，他虽渐跻于强国之林，毕竟在东方还是势成孤立的，正该和我们互相提携，为什么反要向我们侵略呢？须知各国各有其国情。日本是紧接着封建时代的。他的政权，全『操』于军阀之手。新兴的资本主义，不能将他打倒，却和他互相勾结。资本主义是要向外侵略的，军阀也是要向外侵略的，他们互相提携，就成为帝国主义中最狂妄的角『色』了。现代的战争，规模大了，非地大、人多、物博，是不足以言战的。日本系岛国，先天贫乏，他妄欲争霸世界，就不得不先图并吞中国。这所以近数十年来，日本之所以龄龅我者，无所不至，而中国欲图建国，就决不能不和日本一战了。
第二章“九一八”之役
日本的侵略政策，本来有南进、北进两派。南进是向南洋群岛发展，北进则伸足大陆。南进还是岛地，不足以餍其野心，于是北进之论得胜。他要侵入大陆，朝鲜和我国的东北，自然是最近便，又最空虚的一角了。于是自甲午以来，即以朝鲜为桥梁，步步向中国侵入。
皇姑屯之役，日本人把张作霖炸死了，满以为可为所欲为，不意反因此促成了中国的统一。这一次的举动，未免弄巧成拙了。好侵略的日本人，自不甘就此罢休，于是乎酝酿了几年，卒有“九一八”之变。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人自将南满铁路炸毁了一段，诬为中国人所为，其驻军遂向沈阳进攻。中国当此时，兵力万不能和日本相敌，一与交战，日本必有许多淆『乱』是非的说法。中国以为如此则事态更将扩大，如其不与抵抗，日本人究不能无端占领了他国的土地，乃命守军退出。而不知日本人的强横，更不要什么借口。沈阳的炮声既作，其在长春和安东的驻军，亦同时发动。不数日间，辽、吉两省要地，多为所陷。
日本此种举动，其为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是无待于言的。中国既无力抵抗，乃诉之于国际联盟。国联知事态严重，立即通知美国，而令日本兵退还铁路沿线之地。日人不听，且发兵北陷黑龙江，西陷我在锦州的辽宁行署。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又在上海和我们挑衅。我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人屡战皆北，增兵数次，至三月一日，才得在浏河登陆。我军乃退守第二道防线。这一役，我以孤军抗战，而屡摧强敌。国际观察者都说，倘在同一条件之下作战，胜利当属华军。中国兵力的未可轻视，于此可见了。然战事当通盘筹划，通论中国的兵力和日本相差甚远，所以『政府』在此时，未肯轻于言战。以英、法、美的调停，于五月五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暂时就局部之事，作一结束。当上海作战时，日人又派其兵舰至首都附近游弋，且遣其飞机至后方侦察，以图威胁我『政府』。我『政府』知道，日本的军人是怎么疯狂的举动都做得出来的，为便于行使职权计，乃于一月三十日迁都洛阳，在其地召集国难会议，至十二月一日乃迁回。我国长期抵抗的决心，于此可见端倪了。然日人曾不觉悟。
当日人在东三省进攻时，其浪人又在天津引起『骚』『乱』，乘『乱』挟亡清旧主溥仪而去。二十一年（1932）三月，遂以之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
国联因心力不齐，不能按照盟约施行制裁，乃派调查团东来。至是年十月初，才发表其报告书。报告书的要点：（一）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的自卫；（二）伪满洲国的建立，不能认为出于民意；（三）又说东北的居民，三十人中的二十八，系属汉人，其地当为中国无疑。可谓义正辞严了。然又创议设立特殊制度，以治理东北。此点自非中国所能接受，所以我『政府』声明：对于报告书，不能完全同意。然只是不同意其一部分而已，日人则完全置诸不顾。二十二年（1933）二月，国联非常大会通过报告书，决议不承认伪国，依据报告书之言，另觅解决办法。日人遂于三月间退出国联。美国则早经声明：不承认日人在东北用非法手段所造成的事实。海盗的行为，在国际间，到底不能变为合法的举动了。
日本的侵略，还不止此。其军队，又于二十二年（1933）初，侵入山海关。又北攻热河，三月一日陷之。且进犯滦东。我国因此时还不能用兵力抵抗，又忍痛于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他成立《塘沽协定》。我军撤至延庆、昌平、通县、香河以西，日军退至长城沿线，而将其间作为非武装区域。至二十四年（1935），日人遂策动汉『奸』，于其地设立所谓冀东防共『政府』。日兵又侵入察北，于二十五年（1936），策动汉『奸』，在张北设立伪蒙古『政府』。其秋，又发兵进攻绥远。我兵奋勇抵御，日兵大败而还。
日本在此时，虽到处发动侵略，然亦自知国力有限，久与中国作战，必将因消耗过甚而陷于窘境，失其对于世界虚声恫喝的资格，乃发动其诱降之策，提出所谓三原则者，要以此为交涉的基本。即（一）中、日亲善，（二）共同防共，（三）经济合作。要讲中、日亲善，便要取缔抗日行动，且须承认伪满洲国，大消沉我国的民气。要讲共同防共，日本就将以此为口实，驻兵于中国，以威胁苏联。要讲经济合作，则更须举中国的人力、资源，供其运用，这不但使中国陷于灭亡，而且还要引起世界的战祸，我国如何能承认他？于是日人虽屡以为言，我『政府』则始终坚决拒绝。日人欲图侵略，就只得孤注一掷，诉诸武力了。
第三章“七七”及“八一三”之役
我国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径和日本抵抗呢？那就是第一节中所说：立国于现代，要有现代国家的资格的，而我国则相差甚远。以兵力论：现代陆军力量的强弱，是要看其配备的，我国陆军的配备，在二十六年（1937）抗战开始时，只和义和团『乱』时的日本陆军相等，落后了37年。海军则简直没有，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一个大海军国。虽其舰队依照海军公约，与英、美为五、五、三之比，然日本是很为诡谲的，安知其不曾秘密造舰？即使舰队之数多寡不敌，然其所据之地北起库页，西至台湾，欧战以后，德国在太平洋中赤道以北诸岛屿托其代管，日人又经营之为军事根据地，其形势是很为稳固的，英、美要击破他，也并不容易。兵凶战危，这如何可以轻动呢？所以我国当横逆之来，总是极端忍耐，然我国亦非毫无预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的改行法币，在财政上先筑立了一个抗战的基础。其尤有关于大局的，则为政治上各党派的合作。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没有疑义的。然以中国情势的复杂，各党派的政见安能没有异同？异同之极，遂致演成兵争了。这便是十八年（1929）以后的国、共战争。两党剧烈争持之地，在于江西。其地虽入『政府』军之手，然『共产』党乃经湖南、两广、贵州、四川、西康，而卒达于西北，在陕、甘、宁三省之间，建立其根据地。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抗敌、建国的宗旨，原是一样的。所以『共产』党到达西北后，即宣言愿在共同抗敌的条件下，和『政府』合作……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蒋委员长巡行到西安，为驻扎其地的军队所劫持，『共产』党却力主释放。两党的合作，至此告成，抗敌的战线，亦即于此成立了。
我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抗敌的体制，虽已建立，然仍不愿轻启衅端。日人虽步步进『逼』，蒋委员长仍宣言：“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其爱好和平之心，当为天下所共见了。然日人仍不觉悟。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兵在河北的，轶出条约上允许外国驻兵的区域，在卢沟桥演习，妄言失一士兵，欲入宛平搜查，为我驻军所拒，遂于七日向我兵攻击。此时日人欲并吞中国之心，业已昭然若揭。蒋委员长在庐山召集会议，宣称抵抗的时期已至。且告诫国人说：“一经开战，惟有抵抗到底，中途妥协，即是灭亡。”各党各派，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产』党亦取消红军名义，由『政府』将其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神圣的战事于是开始了。
日人自知其国力的有限，所最希冀的，乃是我国不大抵抗，即行屈服。所以当平、津陷落后，仍称为地方事件，宣布其不扩大方针，冀诱我国言和。我国不为所动。日人焦躁，八月十三日，又在上海挑起衅端。于是全面战争的形势，无可避免。日人的希望，仍由日人自己把他打消了。上海战事既作，我军奋勇抵抗，日军伤亡甚大，屡次增加兵力，直至十月份，我军才退守第二道防线。上海战事，我军的伤亡，亦是很重的。敌我兵力悬殊，本无在海口作阵地战之理。『政府』所以决心出此者，则亦有故。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外屡战皆北，『政府』尤懦弱无能，全国上下，无形中造成了一种自卑畏怯的心理，对于我国军队能够对外作战，『政府』对外能够坚强抵抗，几乎都失掉了信心。上海战役，虽因兵力悬殊，终于撤退，然在平夷无险之地，支持了颇为长久的时间，中间克捷的战报不少。将士作战的忠勇，『政府』抗敌的坚决都为天下所共见，全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却于此建立了。此其得失，是不能从物质上衡量的。
上海之兵既撤，自此以西可守之地甚少，我『政府』乃决意迁都重庆，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撤离南京。日兵入城，大肆杀掠。“南京暴行”的结果，至今调查还未十分完竣，然其罪恶，则已彰彰于世人之耳目而不可掩了。日人妄想于此时可以诱我言和，乃托德国公使出为试探，为我国所拒绝。日人的泥足，自此就不能自拔了。
当南方剧战之时，日人在北方，又发兵侵入察哈尔，自此侵入晋北。八路军大败之于平型关。然因其兵力之优越，终于自井陉侵入晋东。晋北我军亦撤退。太原于是失守。其据河北之兵，又南下山东，侵入济南、泰安。首都之守既撤，我在东方防卫之兵，集中于徐州，中枢则在武汉。以敌我兵力之悬殊，此等地方自难久守，我军之逐步抵抗，不过是消耗战略而已。日人图自山东进攻徐州，二十七年（1938）四月，在台儿庄地方，被我打得大败。日军直退回济南，再从正面及豫东、皖北，三路进攻，至五月十九日，我徐州的守兵遂不得不撤退。日人更自此向西。其据河南之兵，亦自信阳南下，与之呼应。后以舰队溯江而上，连陷安庆、九江，其海军又攻陷广州。十月二十五日，我军队自武汉撤退。日人满谓武汉不守，必可消灭我的抵抗力，然我军民都先期撤出，生产工具亦都逐渐迁移，日人入武汉，亦仅得空城而已。
武汉撤退后，蒋委员长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将若干军队留置于敌人的后方，与当地民众联合，发动游击战，以困扰敌人。再在要线之地，分配军队，与之相持。敌人虽在我国占据若干大城市，维持若干条通路，然只是点线的占领而已，广大的地域仍在我军手中。我国此等战略，谓之“以空间换时间”。日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至此乃为我所粉碎，不得不宣布长期作战，看似胜利，实则战局的主动，反在中国了。
第四章东西战事的汇合
牵一发而全身动，列国并立之世，利害总是互相关涉的，何况我国，以东方最大之国，而为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其关系世界大局，自无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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